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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文明与丝路联系:秦人南下通道:牂牁道、桂阳道、东江道

公元前218年,秦尉屠睢率五十万大军,分“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 。镡城之岭即今越城岭;九疑塞当九嶷山之要塞,在今湖南宁远南;南野之界当今江西南康之南。据法国学者鄂卢梭考证,此三路当戍守今越城、萌渚(九嶷)、大庾三山要道,而番禺一军当长沙经骑田岭而达番禺。余干一军则结集江西余干而防守闽越。 为保证进攻岭南的四军的转运需要,《淮南子·人间训》曰:“使监禄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沟通湘水、漓水的灵渠。就在进军岭南时和占领岭南后,“秦所通越道”已经形成,此可谓秦的第二次修筑南岭交通,史书称“新道”。

秦“新道”即“秦所通越道”,主要是秦开凿南岭而通达岭南的道路。此道有四:一是由湖南零陵溯湘江而上,经严关(今广西兴安境)、秦城(同上),从湘桂走廊的灵渠入漓江,沿西江而达番禺等岭南各地;二是自湖南道县溯潇水越九嶷塞而南达广西贺江再南通西江;三是自湘水支流耒水而达郴州,由此南越骑田岭,出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县西北),沿湟水(今连江)东南行,经湟溪关(今阳山西北)、洭浦关(今英德西南连江口附近),从北江而南达番禺;四是从江西南野溯赣江支流章江越大庾岭的横浦关(今广东南雄小梅关西)而达浈水入北江。 阳山关、湟溪关、洭浦关皆是秦在连江设置的关隘,可见连江一线的重要性。而其他南岭诸山上有九疑塞、横浦关、谢沐关等。 这些军事要塞险隘,既是防御的堡寨,又是交通必经之途。实际上,从郴州南下,或走连江,或走武水。《水经·溱水注》就载泷水(武水)出峡谷处的泷口“西岸有任将军城,南海尉任嚣所筑也”。《元和郡县志》卷三四《岭南道·韶州》载,“任嚣故城,在(乐昌)县南五里”。既在此筑城,“因中国方乱,欲据岭南,故筑此城,以图进取”,此武水道亦应是秦汉之际南岭一孔道。与洭浦关一样,《元和郡县志》卷三四《岭南道·广州》载,浈阳县(今广东英德东南)北四十里浈山,“尉佗为城于此山上,名曰万人 城”,亦为防范北江南下通道的要塞。

虽然有关东江道路的记载少见,但东江古道早在秦代已经存在。因秦代在南海郡设立四县,龙川、博罗两县都在东江流域,赵佗为龙川县县令,秦代与岭北交通,东江与信江还是有交通连接的。政治、军事等诸多原因使许多北方人南下,而南下无疑要借道南岭要道。北人南迁,秦“逋亡人、赘婿、贾人”等号称五十万大军大部分留在岭南,他们为岭南的经济发展、边疆安全、社会安定作出了重大贡献。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又迁“狱吏不直者”修长城和戍南越;次年,又发民戍边;始皇还应赵佗请求,迁一万五千“女无夫家者”来岭南。 唐循州进士韦昌明在《越井记》中言道:“又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 这些移民正是通过南岭而南下的,东江通道无疑是其中一条交通支线。

秦两次修南岭峤道,两汉五次新修和改建南岭交通道路,使南岭陆路和水路平整顺达,为岭南与岭北的各项交流奠定了基础。从历史时期至今,南岭交通所经之地及相关要塞,不但是保证交通安全的重要据点,而且还在保证岭南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广西地区确知的秦汉古城址有兴安的秦城、城子山古城(有学者以为汉零陵县治),全州的洮阳城(汉洮阳县治)、建安城,灌阳的观阳城(汉观阳县治),贺州的临贺(汉临贺县治)、封阳(汉封阳县治)等,大都集中在桂东北的交通要道附近,而且城址的规模较大,保存也较完整。据学者研究,这些城堡最初大部分出于政治、军事目的,其选址除考虑自然地理条件以外,交通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从桂东北地区秦汉时期城址的分布来看,这些城址均位于河流两岸,洮阳城址、建安城址、城子山遗址、观阳城址都在湘江及支流的河岸;兴安秦城紧邻灵渠和大溶江;临贺、封阳两城址也都地处贺江河旁。湘江、灵渠、贺江及其河谷是秦汉时中原、长江流域通往岭南的重要交通要道。这说明交通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以及交通路线的拓展对城市建设的推动作用。 除湘桂外,湘粤、赣粤的交通遗址也多分布在山隘要道以及控扼交通的河流近旁。今广东南雄梅鋗城、仁化城口“西秦城”、乐昌乐城镇武水西岸梅花头建筑遗址等,乐昌郴(州)宜(章)古道、阳山县秤架古道、连县的星子古道等 ,这些古道的秦汉建筑遗址虽有些还有争论,但从秦汉始,岭南与岭北的交通道路无疑应有多条重要干支线,这些交通干支线无疑是沿线以政治、军事为重的城市设立的关键,也是交通内外商贸必经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