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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情怀 老当益壮 再鼓风帆

吴松营

我1943年出生于粤东潮汕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我们,让穷苦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我这个贫农子弟才能够上学读书,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不断成长。

一、钟情文学,更立志做人

我的家庭虽然贫穷,但是父母却识字晓理,爱读书。父亲劳动之余,常给大家讲《杨家将》《水浒》等古代小说里的故事,还给我们兄弟姐妹讲《千字文》《三字经》。母亲则常常在晚上做完家务之后,用《潮州歌册》的形式给邻居的婶姆们唱《秦香莲》《陈三五娘》等剧目。由于受到父母的影响,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历史。上小学、中学时,我的作文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可是阴差阳错,我的大学读的是工科,1964年考上湛江水产专科学校(现在的广东海洋大学)海洋捕捞专业。1968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海南岛西北部白马井的广东省国营南海水产公司“接受再教育”,下车间、扫马路、敲打铁锈、搬运机器、清理仓库……,什么重活脏活我都抢着干,不懂的事情就认真向工人师傅学习请教。空余时间,我就抓紧机会读书看报,尤其是认真努力究读文史方面的书报。读书看报多了,又产生了写作冲动。

1970年12月26日,我在《海南日报》发表诗歌《南海水滚滚来》。以后,《海南日报》又发表我的散文《码头装卸工》,《海南文艺》发表我的报告文学《老蒙》。广东省国营南海水产公司是20个世纪60年代初期广东省政府为开发海南、支援前线建设,从广州黄埔搬迁来的,主要从事远洋渔业生产、加工,有三千多职工。公司当时接收了近百名从全国各地大学毕业来“接受再教育”的青年。我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实践,歌颂工人阶级的良好精神风貌,引起了公司党委领导的重视。1972年底,我被调到公司政治部宣传科,有了正式的工作岗位,改行从文,开始了在宣传文化战线上几十年生涯。

我虽然从小喜爱文学,而同时更加立志追求做一个对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好人。家庭的传统道德教育,使我从小就崇拜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上小学、中学,又受到红军长征精神和黄继光、邱少云、向秀丽、雷锋、王杰等等英雄模范人物事迹的教育陶冶。大学时候,读《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毛主席著作,便立志要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到海南岛接受再教育过程中,我又主动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


1973年8月3日,广东省国营南海水产公司政治部党支部讨论通过我的入党申请。8月11日,公司党委正式批准我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74年7月,我调到湛江地委宣传部,1981年调到深圳市委宣传部。1989年10月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93年调任深圳特区报社社长兼总编辑,2002年9月任深圳报业集团党组书记、社长。几十年过去,跟随国家和民族历经了许多风风雨雨,我的成长道路虽然并不平坦,却也曾经拥有过不小的权力,但从不敢忘本,勤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竭尽微薄之力,受到党和政府的各种表扬、嘉奖,如深圳市优秀共产党员、深圳市优秀局级领导干部、广东省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广东首届“新闻终身荣誉奖”等。

二、文史情怀,倾力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

我2005年1月退休,2008年8月被聘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这正是遂心所愿。当时,我心里最为记挂的是要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真情实录公开于世。为什么?

一是邓小平南方谈话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有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历史意义。其真实和详细的情况,还有相当部分为世人所不知道;二是事隔十多年之后,有一些人或接受采访,或自己出书写文章,在讲到邓小平南方谈话时,有的很不准确,甚至连时间、地址都弄错。我作为当时的追随者和记录人,有责任说明真实情况,以正视听。

我的想法,得到广东省文史馆领导和同事们的大力支持。深圳市的老领导更是鼓励我说:我们还在世,应该对党和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你要抓紧把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情况详细整理出来。

我开始静下心来埋头翻查笔记、文件和记录稿。几个月的努力,我写出一份《关于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并发表重要谈话的宣传报道情况》,约2万字,分三个部分:“参加接待组并认真做好邓小平同志在深圳视察期间的记录工作”“主动积极做好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地重要谈话精神的宣传报道”“正确认识成绩和功劳,继续肩负历史的责任”。我的这份资料刊登在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的《经济特区研究简报》第32期。深圳经济特区研究会成立于2006年,深圳市委原书记李灏担任首届会长。副会长和理事、会员多为一批离退休干部和在职的学者专家。研究会办公室出这一期简报,既是内部交流,也是征求老领导和专家学者的意见。

没想到,中国政协主办的杂志《纵横》闻风而动。他们通过深圳政协得到这一期的《经济特区研究简报》,很快就编辑成文章《不公开视察的公开报道——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的宣传内情 》,在该刊2010年第5、第6 期上连载。海内外马上就有不少报刊杂志和网络转载《纵横》上的文章。我也频频收到约稿电话。

2011年初的一次广东省文史馆文学院的座谈会上,省文史馆领导和文学院的好几位同事都建议我赶紧把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大事写成一本书。


我心里明白,这是一件十分重要而又严肃的事情。有大半年时间,我几乎谢绝各种社会活动,放下案头上的其他研究和写作,集中精神把1992年前前后后的100多本笔记本、两个箱子的文件资料、当时的记录稿、十几盒录音带,统统摆满书房里的桌面和各个角落。从早到晚,除了吃饭、睡觉和个把小时游泳锻炼身体时间外,我都一边思考一边在电脑上写作。

由于是19年前的事情,写出来的文章既要真实、准确,又不能干巴巴,要有细节,有感情,实属不容易。我常常查了文件资料,还得对笔记和记录稿,或者反复听录音。

我爱人是四川人,我放录音时就请她一起来听。她对邓小平的讲话录音听得比我清楚。有几次,她听着听着,竟然热泪盈眶,激动地说老人家88岁高龄思维还那么清晰,还对党和国家的大事这么挂心。实际上,还有一点是使她回忆起去世的老父亲。她稍稍对我说:“四川老人讲起话来声音、语调真像。”

2011年8月,我终于写出10万字的初稿《亲历者记述——1992年邓小平南巡宣传报道内情》。我首先打印出来分送给李灏、杨广慧两位老领导,请他们审阅。李灏是深圳市委原书记,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当邓办王主任提出要省市委指派专人做记录工作时,是他推荐和支持我的。杨广慧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是我的直接上级。深圳媒体冒险宣传报道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精神,是他代表市委支持和具体组织的。我真的要感谢这两位老领导,他们对我的书稿不但用很多时间详细审读,而且在书稿里面作了多处批注,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我的书稿还同时送给著名作家、广东省文史馆资深馆员朱崇山先生审阅。他是很早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我于8月31日给他送书稿,他读后于9月12日送回,并作了很多处批注,并附了一封信,鼓励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一本改革开放的必读本。”


还要感谢当时同我一起参加接待工作的深圳特区报副总编陈锡添、深圳特区报摄影部主任江式高同志。看了我的书稿之后,陈锡添很快回电话,说书稿写得很好,事实很充分、清楚。江式高则给我打了一个长达半个多小时的电话,对着书稿逐一地指出错漏地方,提了很多宝贵的补充建议。

还有一位是曾经同我一起在深圳市委宣传部工作的李政放同志。他到深圳之前在吉林省出版社工作。离开市委宣传部后,也一直在做民营出版业务。我也请他帮助提意见。他对书稿看得很认真,并且对全书编辑定稿提出很好的建议。

起重要作用的是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宋军花同志。她看了我的书稿后,马上向人民出版社的任超副社长汇报。人民出版社很快就研究并把我的书稿确定为重点选题,抓紧编辑出版。宋军花同志通过书面和电话同我反复沟通,提出许多修改补充重要意见。我们最后确定书名《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记录人的记述》(以下简称《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或《实录》),加上照片和说明,总约16万字。人民出版社赶在2012年1月出版发行,成为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的礼品。全国各地媒体都刊登这一消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全国其他城市书城,许多乡镇书店,都在显要位置摆设窗口,推荐《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这本新书。

一时间,报刊杂志和网络关于《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的书评如潮。《深圳特区报》2012年2月24日刊登《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封面的大幅照片,并发书评:《史论兼备,还原生动的历史画面》,说:“《实录》展现了世纪伟人南方视察的卓越风采,描绘了一幅幅真实、生动、谐趣、感人的历史画面,可谓是一部融政治性、纪实性、文献性于一体的内蕴丰厚之作。”《人民日报》2012年3月27日的书评说“《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如实记述了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记述了改变中国命运的这一重大事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阅读价值。”

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真情实录》中文繁体字版本。2月29日,香港资深传媒人联谊会在香港举行“纪念邓小平南巡20周年”讲座,专门邀请我做主题演讲。

韩国“大韩出版文化协会”翻译出版《邓小平南方谈话真情实录》的韩文版本。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46届年会于2012年9月4日上午在首尔花园酒店开幕。韩国总理郑烘原出席开幕式。“大韩出版文化协会”的金会长特别委托我向韩国郑总理和中国驻韩国张大使签字送《真情实录》的中文版和韩文版本。

6月1日,第22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宁夏银川市举行,《真情实录》重点展出,本人受邀到书展现场为读者作演讲。

应该说,我之所以在记录、宣传报道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过程中,能够取得成功,最主要的是得天时、地利和领导的信任、支持。《真情实录》一书能择时出版并产生良好社会效果,与广东省文史馆的领导和同事支持帮助,是分不开的。

三、再鼓起风帆,为改革开放奋力拼搏

在改革开放大潮汹涌澎湃、深圳经济特区如火如荼建设的感召下,我于1981年7月,带着一小木箱书籍和随身的衣服,来到深圳市委宣传部报到,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深圳特区“开荒牛”。几十年的开拓进取,为经济特区建设洒汗水流热血,对改革开放的感情和热度,决不会因从工作岗位退休而消退。


2014年,为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5周年,我开始思考创作一本书,用以告诉世人:深圳的建设和发展是多么地不容易,发扬和继承红军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及至在实践中凝聚而成的“开拓、创新、团结、奉献”的深圳精神,是多么重要。我的想法得到广东省文史馆领导的大力支持。

我终日沉迷在旧纸堆里面,翻阅资料、笔记,构思书稿的结构、布局,然后在电脑上写作。2014年12月初,书稿《深圳的艰难与辉煌》出来了。由于书中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写了梁湘、李灏、厉有为三位早期的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必须做到历史事实清楚准确,把握好历史和现代的政治、政策尺度。尤其是李灏、厉有为两位在世的老领导,必须将书稿送给他们亲自审阅,不断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补充。然后,我又把书稿传到广州,请省文史馆领导和文史馆文学院的同事们审阅,求得大家的指点、批评。

感谢广东省文史馆的领导、尤其是副馆长麦淑萍同志,他们不但详细审阅书稿,提出许多宝贵建议。后来《深圳的艰难与辉煌》被列入广东省文史馆《馆员文库》,交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感谢文史馆文学院的朱崇山、郑楚宣、洪三泰、陈中秋等同事,特别是原省文联党组书记陈中秋同志,看了书稿后给我写了一封长信,指出:“这些特别的文字,为我们真正了解深圳,认识当今中国提供了一份难得的、权威可靠的依据,弥足珍贵。”经我的请求,陈中秋和编辑部把他的信作为本书的序言《因特别而珍贵》。

在省文史馆和广东人民出版社的重视、支持下,《深圳的艰难与辉煌》于2015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5周年之际出版发行。深圳的新闻媒体都进行报道。深圳书城里《深圳的艰难与辉煌》成了热销书。深圳有的企事业单位一次就买200册,书城售卖完了,又设法从出版社销售部购书。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无论是过去的历史,还是未来的历史,都同改革开放息息相关。过去,我作为经济特区的建设者和开拓者,心中对改革开放的激情永远在燃烧。今天,我作为省文史馆馆员,必须鼓起风帆,为研究和写好未来改革开放历史而努力拼搏。

(本文作者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深圳特区报社原社长、深圳报业集团原党组书记、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