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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转折最早的一年两季的“广交会”:取1557之说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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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远驿纪念坊

前边,我们已经讲到,在中国,冷兵器与热兵器的更替,是在中葡战争开始的,就发生在离澳门不远的珠江口上。

而前边两节,则是写澳门与十三行的关系,其实,就是十三行与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对接——而这,都是中国进入近代的重要标志。

过去,中国近代史画线,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但是,如果以上述标准的话,则可以在明代热兵器交锋、十三行发生算起。当然从1557年至1857年近300年间,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可谓一波三折,推进艰难,反复无常。不说别的,到了清代,康熙开海贸易,上衔接明朝的“开东、西二洋”,当是一大推进,这才有十三行的再度复兴,由王商、官商走向民商,这同样是近代的进程,可他晚年昏聩,竟然又来了个“南洋禁航令”,走了回头路。到了雍正,历经五年,终于下决心废除了父亲的禁令,开了洋,可对地方官员沿袭贡舶贸易的“加一征收”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乾隆登基,才最终取消了“加一征收”,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打开了开放贸易的大好局面。可谁又会料到二十多年过去,他居然来了个“一口通商”,使开放发生了逆转,使本来蒸蒸日上、居全球GDP首位的中国,不战而败,导致了80年后鸦片战争的被动挨打,这才又重新来个“五口通商”、洋务运动,但中国已国将不国了,中国人也被称作了“东亚病夫”。

本来,从澳门打开了通向近代历史之门的中国,就这么开开关关,几经曲折。但是,不管怎样,珠江三角洲的人们,把澳门视为“门口路”,从广义来说,是我们出门走向世界的“门口路”。进而言之,澳门所在的香山,即今日包括珠海、中山乃至江门,即“珠中江”经济区,均可以称之为中国走向近现代的第一站、第一港,而中国的第一侨乡,就出在这个地方。近日考察侨圩,我们均惊讶地发现,不少地方的格局,竟与当年的十三行差不多,尤其是建筑风格,它们早的出自明代,晚则在民国。而广州十三行,则早在鸦片战争中让战火毁于一旦,不复存在了。

而从走向世界,走向近现代而言,澳门及广州十三行,更功不可没,这不仅仅指经济而言。众所周知,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他们不单只是传教,而且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如法国路易十四派来的传教团,其实是其科学院众多的科学家、学者,给康熙教授了丰富的科学、数理方面的知识,甚至参与了制定历法、地图、机械,以及代表中国与俄国谈判。与此同时,西方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也通过澳门,通过十三行,尤其是十三行行商,逐步传入了中国。如果没有十三行,就没有后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历史是无法割断的,澳门、十三行沿袭下来,正是一部中国史的近代进程。

因此,我们应当确定澳门的桥梁作用,从而确认十三行的历史意义与作用,方可深究澳门——广州与十三行之间的有机联系,从中发现更有价值的东西。

不管美国人的《世界通史》上有何夸饰之处,下边的文字亦不无参考意义:

1577年(应是1557年),他们(葡萄牙)又在澳门设立了永久的商业根据地;这时,中国开始直接感受到生气勃勃的新兴欧洲的影响。这些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织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黄金;同时,作为回报他们又推销东印度群岛的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干皮,帝汶岛的檀香,爪哇岛的药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姜。欧洲货物一样也没卷入;原因很简单,它们在中国没有市场。这些葡萄牙人充当着纯粹是亚洲内部的贸易的运货人和中间人。

1557年,是经不少历史学家考证所确认下来的,不少文献曾以1553年为界限,这是出自于《广东通志》(万历版)以下的文字:“嘉靖三十二(1553年)舶夷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循贿许之。时仅蓬垒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而葡萄牙宾陀却说:“在葡人经中国官兵数度屠逐后,只余浪白一日尚可互市,但至1557年葡以惯用之贿赂方法,遂博得中国政府允许其筑庐壕镜地以曝晒及存贮货物云。”显然,后者是准确的,一如《广东十三行考》的作者梁嘉彬在《明史稿佛郎机传考主证》一文中指出的:

入居澳门,外籍多主1557年说,当亦无误。大抵嘉靖三十二年汪柏任副使时,葡人已有借地曝物之请,然汪柏未即允之;至三十二年中国官吏封闭大门(Tamao)一港,而集中外国贸易于浪白澳;至三十五年汪柏乃立“客纲”(官设牙行)“客纪”(牙行买办),准备与葡人交易;至三十六年朝廷因采香使王健言,责广东抚按设法收采龙涎香并酌定海舶入澳抽分事宜,其时汪柏已任按察使,而葡人又纳贿赂,汪柏鄬允葡人之请也。近年来研究早期中葡关系史的万明对此也有详细考证,她说:“嘉靖三十二年葡人入居澳门之说,虽然流传至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却是站不住脚的”;“国外近年研究澳门史的专著多已采用1557年之说”。

所以,我们取1557年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