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作出的战略决策,是历史与现实逻辑的必然要求。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作为新发展格局的交汇点和关键环节,“一带一路”关系到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共建“一带一路”为畅通国际循环带来了新的机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畅通国际循环对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环节之一就是要疏通国际循环的“堵点”,激发外循环体系的活力,其中“堵点”主要体现在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全方位遏制、打压、围堵,东南亚区域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始替代中国承接劳动与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制造与出口,地缘政治冲突和逆全球化加大了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等外部不利形势,以及我国传统的数量型要素红利逐渐消失,自身结构性矛盾突出等内部阻碍因素。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我国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高效结合,推动开放型经济的建设,注重制度型开放与结构型开放。制度型开放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主线,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政策制定上的参与度与话语权,有效弥补我国对外开放制度短板,推动我国从传统的产业型开放向更深层次的制度型开放转变。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以“硬联通”为基础,结合我国全产业链优势,带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发展中国家改变依附式的国际分工地位,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向发展导向变革,为全球权力再分配、优化世界经贸合作的“游戏规则”提供了新的机遇。结构型开放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路径,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我国逐渐形成“周边—亚太—全球”自由贸易区网络演进趋势,逐步改善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条件,建立具有集聚与辐射效应的境外经贸园区,推动外资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实现结构型对外开放。
共建“一带一路”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提供了重要动力。当前我国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参与国际大循环带来的溢出效应有效提升了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共建“一带一路”作为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形成了“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横向贯穿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为我国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发展注入了新动能,纵向关联沿海港口城市,形成陆海联动、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重要引擎。其中,乡村作为巨大的消费和要素市场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主体,也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着力点。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我国越来越多乡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借助“一带一路”双边与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当地农业产业从单一的原材料生产向品牌化发展,并依托“一带一路”国际物流大通道以及“丝路电商”等新模式新业态贸易方式,使乡村特色产品与文化走向国际,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同时利用“一带一路”有效盘活乡村消费潜力,优化乡村收入分配格局,激发国内国际双循环活力。此外,科技创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共建“一带一路”通过构建国际产业分工网络,将国内富余的产能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通过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方式促进国内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为国内优化产业结构提供新的空间,推动价值链向中高端跃升。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协同并进。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基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协同并进是应对百年大变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有效整合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实践依据,“一带一路”倡议在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后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使命,与新发展格局的目标紧密交织。另一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为应对百年大变局的顶层设计,是基于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而提出的前进方向与推进路径,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融入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第一,“一带一路”作为联通国内外的重要桥梁,要将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为重要目标,将疏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堵点”作为重要任务,在强化内外市场联通、基础设施联通和资源联通作用的同时,深挖“一带一路”的发展潜力与空间,拓展我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广度与深度,提升“一带一路”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作用力。第二,通过优化合作机制建设加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交流合作,为“一带一路”引领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在这一过程中,应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参照,逐步打造制度型开放高地,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序运行。第三,依托“一带一路”在“硬联通”上的成就与优势,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强中欧班列与境外经贸园区的建设,畅通陆上通道,推动我国中西部地区与欧亚非地区的合作,提升中西部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物流链和价值链,助力中西部地区更好地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
作者分别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