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1月19日，以金融合规与创新发展为主题的法治论坛于深圳举行。行政、司法和金融等部门领导，知名金融专家、法学家、合规专家，金融业高管，资深律师和会计师等各界嘉宾近200位齐集一堂，围绕“金融合规与创新发展”，共话“推进金融合规体系建设，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等主题内容。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金融专家组副组长林居正先生受邀在平行论坛“金融安全与风险防范”发表主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稿整理，以飨读者。
文|林居正（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金融专家组副组长）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金融安全与风险防范”主题下的境外资产安全以及如何建设全球资本聚集地两个方面，交流如下几点看法。
严峻|中国境外资产面临的金融安全问题
上个世纪以来，美国利用其美元霸权地位，通过不公平的巨额铸币税对世界其他国家进行剥削。时至今日，一百美元美钞印钞费用为40美分，相当于人民币2.88元，而根据当日美元人民币汇率，就是人民币720元，如此巨大的“铸币税”岂能轻易放弃。通过“美元潮汐”收割全世界财富，加剧全球债务风险和资产泡沫破裂的风险。例如1985年美国与日本等国签订的《广场协议》，正是通过美元霸权对日本等国的打压，直接导致了日本房地产泡沫和泡沫破裂后长达二十年的经济低迷。
硅谷银行和瑞信破产尽管都属于个体经营风险，但其共性在于全球加息背景下的投资损失和恐慌情绪的传染，加剧了流动性冲击和信用危机，进而造成银行发生严重挤兑。为应付挤兑，银行被迫出售更多金融资产，蒙受更大损失，形成恶性循环，直至倒闭或被接管。由此必然引发银行股价的大幅下跌，之后，既可以通过超低价格收购破产银行，以此获得巨额的股权收益，又可通过破产方式直接实现债务豁免。
因此，硅谷银行和瑞信破产可以看作是美元霸权收割全世界的升级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惜粉碎自己赖以生存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基石，以达到收割掠夺世界、打击竞争对手的目的。
根据IMF相关公开资料显示，2022年我国对外金融资产9.26万亿美元（对外负债约为6.73万亿美元，对外净资产2.53万亿美元），时至今日，我国仍持有约8000亿美元的美债。除此以外，在美国、英国、瑞士等国还有大量的中国私人财产尚未统计在内。与此同时，截止全年底，全国居民储蓄存款达121万亿，如果以国外存款是国内存款三分之一估算，中国私人国外存款数额也是十分巨大。
在当前国际环境复杂、地缘冲突加剧、金融风险事件频发的大背景下，中国海外资产蒙受损失的风险大幅提升。同时，在金融机构破产清算中，西方国家通常采用双标手段，优先保障本国居民的资产兑付。一旦中国的巨额海外资产被破产清算、冻结或无法兑付，将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甚至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冲击。
总体而言，中国海外资产目前主要面临三类风险。
一是破产清算风险。
在美联储持续加息的大环境，持有各类美元计价债券和衍生品的金融机构出现了大量浮亏，部分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的利润和资本金大幅下降，导致市场对银行系统的信心崩塌，恐慌情绪快速蔓延，进而引发硅谷银行、签名银行、瑞士信贷等多家银行关闭，大量银行面临挤兑风险。最新研究显示，美国目前有多达186家银行可能存在与硅谷银行类似的风险。
根据美国现有制度，一旦银行发生破产，通常会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的方式或美联储直接接管的方式向银行注入流动性。在此情况下，破产银行的客户存款能够得到一定的兑付，但对于持有大量投资性产品的客户将无法获得赔偿。同时，银行客户还可通过存款保险制度获得补偿，但补偿额度限定在25万美元，对于在境外有高额存款的客户将面临巨大的资产损失。
针对此次瑞士信贷破产，最终的解决方案是瑞银以30亿瑞士法郎的价格收购。瑞信被收购后，其所有AT1债券的本金全额减记，总额约160亿瑞士法郎。因此，在瑞信破产事件中，瑞信股东面临股权价值大幅缩水的损失，瑞信债权人则面临债券无法兑付的全额本金损失。
二是冻结或无法兑付风险。
从俄乌冲突来看，西方对于俄罗斯的金融制裁是全方面的，涉及支付体系、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外汇市场、境外资产等众多领域，例如欧美禁止部分俄罗斯的银行使用SWIFT系统，国际评级机构大幅下调俄罗斯主权信用等级，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境外银行资产和加密货币，等等。即使是之前保持中立的瑞信，也在第一时间冻结了价值超过19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由此可见，过去在瑞士相对安全的境外资产，也可能在地缘冲突时发生严重的信用危机。
长期以来，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对中国进行掣肘和挑衅，不排除未来中美之间矛盾升级甚至发生正面冲突的可能性。不难预测的是，一旦冲突加剧，欧美针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很可能在中国进行复制，中国境外资产安全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是汇率波动风险。
综上所述，美国通过前期的大量放水，刺激经济增长，催生资产泡沫，而后期又通过强势加息向全球转嫁自身经济风险，进而引发非美货币汇率的剧烈波动。在连续加息过程中，强势美元将加速国际资本向美国回流，导致新兴国家货币的快速贬值，进而可能诱发全球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
应对|加强海外资产安全性 打造全球资本集聚地
（一）加强海外资产安全的顶层布局
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提到，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在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建议加强顶层布局和系统谋划，既处理好金融风险防范与金融改革创新的关系，高度重视内外部金融风险的叠加作用以及由金融安全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尤其是在外部破产清算风险、制裁风险、汇率风险等多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应当充分关注中国海外资产的安全性，并有序推动海外个人资产和企业资产向香港或内地重点城市回流。
（二）以全球去美元化为契机，稳慎扎实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和全球去美元化加速是大势所趋，尤其是在中国经济表现出强大韧性和美债攀升的情况下，人民币对于全球资本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有必要根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稳慎扎实人民币国际化。对此建议。
一是进一步完备人民币支付结算体系。必须用好现有的CIPS系统和香港交易结算系统，降低对SWIFT体系的依赖，并优化境外人民币使用环境，为进出口企业提供高效、低成本的跨境人民币服务。同时，探索深港两地共建新型跨境支付结算系统，并鼓励“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率先接入系统进行人民币结算。
二是加强数字人民币应用。数字人民币依托区块链等技术优势，既能够通过加密工具等方式有效保护合法资产和客户信息，又能够有效监测非法资金和热钱的跨境流动。因此，应当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与其他央行数字货币、支付系统互联互通，构建一套兼容、统一、可拓展的国际标准体系。依托人民银行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与深港以及全球同类贸易金融服务平台加强对接，形成辐射全球的开放共享的贸易金融生态。支持区块链技术和数字货币在债券交易结算、资金清算、担保品应用等场景的创新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推广。
三是拓展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在我看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不是单纯提升人民币跨境交易结算的规模，而是使全球持有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包括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以及大宗商品等实物资产，就如同全球持有大量美债和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一样。只有这样，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才能得以提升，人民币也才能逐步真正成为不可替代的国际货币。可以探索在大湾区范围内全面推行人民币计价，尤其是加强人民币在香港金融市场发行、交易中的应用，从而使国际资本通过香港市场加大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同时提升对人民币资产的交易结算需求。
四是建立具有国际公信力的评级体制。缺乏有效的评级体系是制约人民币产品国际化的关键因素，这一方面源于中国的评级体系缺乏国际公信力，必须依托国际三大评级机构进行评级，另一方面，在美国经济霸权的影响下，国际评级机构可能受到政治因素影响而对人民币产品进行不客观的评级。因此，既需要积极引入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并探索采用国际评级标准进行产品评级，进而倒逼国内评级技术、评级能力的改进，又要加快培育本土的具有国际公信力的评级机构，逐步掌握评级市场的自主权。
（三）以更加开放姿态集聚全球资本
统一大市场不是封闭的小市场，而是与国际联通的大市场，内循环主体地位的巩固需要建立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基础之上。这就需要在有序引导中国海外资产回流的同时，以更为积极开放的姿态吸引国际资本，并推动制度型、要素型开放以及金融规则、标准逐步与国际接轨，“学夷之长以制夷”，使中国成为全球资本的首选地。
在此过程中，香港需要在集聚全球资本中发挥更大作用。香港是全球领先的财富管理中心，也拥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优势、高度自治的立法优势以及离岸人民币中心的货币优势，因而具备打造全球资本集聚地的基础。对此建议。
一是以立法形式建立全球资产的保护机制。依托香港基本法的“一国两制”优势，借鉴瑞士颁布的关于银行保密制度的法律——《联邦保密法》，探索针对在香港的境内外资产制定专门的保护法，以此确保境内外合法资产的安全性和隐私性。
二是促进大湾区跨境资金的高效流通。为了促进香港集聚的全球资本更好地支撑国内大循环，应当畅通跨境资金流动的渠道，增强跨境资金投资、交易、结算的便利性，推动离岸资金与在岸资金有效衔接。
三是充分发挥香港的中资金融机构功能。推动香港中资金融机构和香港本土金融机构联合内地龙头金融机构，实现资源、技术、人才、管理制度等要素的全方位合作共享，着力打造多家国际一流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机构，有效承接中国海外资产的回流和全球资本的集聚，降低海外资产被欧美冻结的风险，并为境内外资产提供更加优质的金融服务。
作者简介：
林居正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金融专家组副组长，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原领导班子成员、副巡视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客座教授，深港合作战略研究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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