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政府参事王珺：两链融合与广州创新发展新路径

下一步高质量发展，路径究竟怎样走？我想围绕“两链”融合、广州、新路径这几个关键词及其之间的联系，把这个问题讲具体一点，即我们下一步怎样选择一些新的路径，从融合的角度来推动高质量发展？

我想讲三点：第一，什么是“两链”融合，为什么要“两链”融合？

第二，什么是两链融合的新路径？老路径的局限在哪里？

第三，广州是国家中心城市，又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四个重点城市（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之一，承担着非常重要的探路者和排头兵的使命。那么，广州怎样走在前面？

首先说说为什么是两链融合。有人曾问我：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四链融合”，你为何只谈两链融合？

我是这样理解的：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和金融链这四个链中，创新链和产业链是功能性融合，是第一个层次；要素融合，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要素和功能之间的匹配性融合。

在这三个层次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人才和金融并非为自身存在的，而是要促进创新，促进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有效融合。

所以，要以创新链和产业链为前提和基础，推动要素更有效地向创新链和产业链集聚，从而促进匹配性的融合。因此，二十大报告讲四链融合，而我首先讨论两链融合，就是基于上述含义。

为什么要谈“两链”融合呢？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九项任务”，第一项就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这是目标导向。

问题导向是什么？我们做任何的融合都是要解决问题的，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科技转化率太低。

2023年5月，《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2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发布，2022年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为10%到30%，平均是20%，比过去的6%左右有进步，但是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明显的差距。

既然科技创新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科技成果转化率就变得非常重要。如果转化率太低，实际上就是我们经济学上讲的“投入多、产出少”，这也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我们的新路径是什么呢？要想了解新路径，先来理解一下我们现在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路径。我把已有路径概括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叫主体延伸路径。例如，企业家在接受激励后，将专用型产品创新向上游延伸，进行基础性创新。又如，高校的老师、教授受到激励后，朝着企业家的方向发展，自己创办公司，进行科技转化等。

各个国家都有这种主体延伸的成功例子，像王选院士创办北大方正集团，还有企业家投身公共性的基础研究，如美国贝尔实验室、华为等都有这样的案例，但是这些案例不具备普遍性，我们如果把这种案例作为一个制度的标准去推广，就不太合适。

在现代社会，随着分工的加快，大多数人只专注于一种角色已经很不容易了。毕竟，如果一个人既要兼顾教授的角色，又要扮演企业家的角色，需要具备不同的能力和技能。

第二种类型是对接激励路径。很多企业家提到，技术转向产品和产品转向商品不是一件事情；从教授转变为企业家是一条艰难的道路，经营企业与从事教授工作也完全不同，因为这需要学习许多新知识。即使是世界级的顶尖科学家，要转型为企业家，也面临一条漫长的道路。如果要从事企业经营，就必须学习企业管理的知识，包括人际关系、社会网络等方面的知识。然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因此，我想强调的是，我们需要了解当前的发展路径，转化过程中的一切都依赖于人，那么应该由怎样的人来推动这个过程呢？仅仅依靠个体是抽象的，我们需要探索在分工过程中，如何通过不同的人以及以何种方式将他们联系起来。这是我们的体制和机制所需要考虑的问题。

以上两种不同类型的行为主体，有不同的评价体系、考核体系、激励机制、素质要求。做教授和做企业家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以为做教授做得很成功，做企业家就一定很成功；反之亦然。这就提出了一个选择的问题。

我知道经济学是做选择的，那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一种选择是激励一个主体向另一个主体转变，或者一个主体承担两种角色。另一种选择，就是两个主体分别由两种不同的人来做。既然是两种不同的人来做，中间就要有一个连接主体。这个连接主体我称之为“技术桥”，这个技术桥就是新路径。

我们现在经常强调转化的重要性。但是靠什么机制？谁来转化？怎样转化？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的痛点所在。

以“技术桥”推进两链融合的新路径，这个技术桥就是一头连着创新者，一头连着生产者。通过“抓中间、带两头”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这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它是一个组织、一个机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梳理国际上成功的案例以及国内现有的做法有三个类型：

第一种是像德国的弗劳恩霍夫体系。德国有很多专精特新的企业，但是这些专精特新企业如果没有产业链是成长不起来的；同时，如果完全靠自己的内部力量，发展也是非常有限的。德国的这套体系最基本的特点在于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即政府出资占1/3，通过竞标获得公共财政经费占1/3，私人投资占1/3。

新机制首先强调投资多样化，就是要解决核心问题。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MIT）校长曾向美国国会提出议案，建议美国建立20个类似弗劳恩霍夫体系类型的研究所。虽然美国的研究院已经很多，但还是要建立专注于技术应用的研究院。英国也准备采用这种方法。这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第二种是我国台湾的工业技术研究院。台湾从纺织业转向电子信息行业，当然和张忠谋等一批人从美国学成回来有关，但更重要的是1973年成立了工业技术研究院，台湾的台积电、联华电子两大巨头都是从这里孵化出来的。

我们现在经常讲产学研很重要，但是产学研落地可不仅仅靠产学研，还要有孵化、培训和融资。这个机构中就有融资的功能，所以我觉得要扩展技术应用组织和平台。

第三个是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专注于技术转化，成立于2013年，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去视察了。20天前广东省省长王伟中带队40多个职能部门的一把手到三省一市（江苏、浙江、安徽省和上海市）去考察学习，去江苏的第一站也是去了该研究院。以上就是国内外的经验。

广东既然要走在前面，优势是什么，难点和破解之道又是什么？广州的优势，我讲三个方面：

第一，产业基础；

第二，研发网络，且和全球顶级的研发连在一起；

第三，要素支撑，即人才和金融的配套。

像专精特新的产业基础。全国40万家专精特新企业，深圳大概有2.4万家，广州大概有1.2万家，这两个城市的专精特新企业合起来占全国的9%。那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们还是有很好的基础的。研发基础就更不用说了，广州很多区都做得非常不错。至于要素支撑，广州也有良好的基础。

至于金融业的发展，我也赞成郑永年教授谈到的，我们企业之间的关系就像“土豆”之间的关系一样没有联系。但是真正的竞争力，恰恰在于相互之间的连接和联系。因此，怎样加强联系很重要。

下一步的重点是怎样发挥广州的优势。机构和平台非常必要，但是搭建以后，怎样进行有效的产出呢？如果搭建的平台都是政府投资的，那么他们产出动力在哪里呢？科技创新、两链融合的根本在于体制改革，我们一定要回到机制改革上来。

所以我建议三个破解之道。

第一，我们现在的平台必须要投资多元化。只要投资多元化，理事会、董事会、股东会就得建，就得按公司的模式来运作。同时，我们还可以动员社会的资本投入。因此，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并创新体制机制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第一个基本方向。我们需要推动平台进行多元化的探索，增强面向市场的动力。

我们不比别人笨，高素质的人也很多，但是为什么我们达不到弗劳恩霍夫体系的有效性呢？可能和我们的动力机制有一定关系。解决动力问题要靠机制。

第二，要解决功能多元化的问题。多元化是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创新者走向生产者有一个转化的路径，这是中间机构、中间平台需要做的。另一方面是面对企业提出的技术问题来形成的创新。这是一个再创新的过程，平台把技术变成商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第三，研发网络化。研发网络一定要和全球最前沿、最高端的相关方建立联系，包括欧洲、美国等。只有借助与他们的全球联系，我们才能与国际同步发展，支撑我们体系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