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深圳与香港都是中心城市，是推动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两地的合作无疑将激发出无限的潜力与活力，为区域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在新时代的大潮中，深港合作面临着诸多机遇与挑战。如何把握机遇，推动深港合作迈上新台阶？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金融专家组副组长林居正先生受邀作为深港阅读推荐官为读者解惑。本文根据演讲稿整理，以飨读者。
文|林居正（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金融专家组副组长）
严峻 | 百年变局下深港发展对比
环顾全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此宏观背景下，深圳GDP从1979年的1.96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3.46亿元，实现了1.77万倍。人均GDP也从606元，增长到19.70万元，实现了325倍增长。而2023年香港 GDP 排名已经降至全国第六， GDP 占中国 GDP 的比重由1997年的18.6％降低到2021年的2.15%。
1999年9月23日，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深圳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深府（1999)171号），文件共22条，简称 ”新22条”。 "新22条" 实现八项创新突破，这是深圳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对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文件，也对深圳成为全国高新技术创新中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本人有幸亲历了新22条出台的主要历程。通过回顾这段历史，能够充分体现深圳的政府作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法制型的政府，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进行政策、体制机制的创新，不断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深圳之所以能成为创新之都、专利之都、中国硅谷，正是得益于像”新22条"等政策红利以及敢想敢试、敢为人先的特区精神。后来，这一政策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深圳市国际专利申请量（PCT）连续20年居全国第一，并保持在全国申请量中占比 20%~52%。
如今深圳金融业比肩一流，2015-2021年，深交所成交金额为港交所的3-6倍，说明深圳是中国最具活力的资本市场。近几年，内地企业已在香港资本市场发挥主导作用，而香港本地企业对资本市场的贡献日渐式微。2020年内地企业总市值在港交所中占比80%，数量占比超过50%。2021年赴港上市的 IPO 企业中，内地企业数量占比90%，募资金额占比98%。
2021年，深圳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为7.1万亿元，总利润为7887亿元，总市值为15.6万亿元。同年，香港的上市公司总营业收入为5.7万亿元，总利润为6627亿元，总市值为11.6万亿元，在总量上全面落后深圳。
从企业平均水平来看，香港与深圳的差距更为明显，深圳的企业平均营收为144亿元，平均利润为16亿元，平均市值为316亿元，分别是香港的3.5倍、3.3倍和3.7倍，说明深圳在企业效益上具有显著优势。2021年，深圳上市金融机构总营业收入为1.9万亿元，总利润为3353亿元，总市值为3.1万亿元，分别是香港的2.1倍、3.4倍和1.4倍。从企业平均水平看，深圳的上市金融机构平均营收为1161亿元，平均利润为210亿元，平均市值为1947亿元，分别是香港的20倍、33倍和13倍。
剖析 | 香港金融业面临的困境
香港具备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有着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是全球领先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有着包括与国际接轨的制度体系、法治体系、税收体系等高质量软环境。但是，香港经济、金融实力在不断下降。
香港金融业，以外资金融机构为主，缺乏大型本土金融机构，其金融系统更多地是为外资服务。本土金融机构规模偏小，盈利能力有限。西方金融大亨，在香港大量、巨量吸血。内地企业在香港资本市场发挥核心作用，香港本地企业对资本市场的贡献日渐式微、弱化。作为主要结算货币的港币，体量太小，功能有限，易于成为国际游资攻击的对象。香港产业空心化，房地产业一业独大。香港贫富悬殊巨大，利益阶层固化。
受限于产业转型问题，香港高度依赖传统经济业态和发展模式，未成功找到产业转型方向，并错过产业转型的最佳时期，导致金融发展缺乏实体产业的强有力支撑。香港金融面临的外部风险冲击频繁。作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尤其是体量较小的港币容易成为外资攻击的对象，这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并对其金融安全产生不利影响。香港金融业过度依赖外资金融机构，本地金融机构的规模偏小，不利于掌握金融的主动权。
探索 | 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必须实现四大转变
由缺乏统筹的散点式布局 向系统性、全局性布局转变。我们不能局限于一些互联互通以及简单搭建一些保险、债券方面的跨境服务或合作中心，不能局限于依赖、服务外国资本、企业和外资金融机构，而是必须在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创新上有所突破。同时，也不能孤立地看待香港的发展问题，试图以飞地模式或者双轨制并行的思路解决香港发展的内在问题，而是要将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看作一个整体，统筹规划，真正实现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全面产业融合、市场融合、规则对接，使香港在大湾区延链补链强链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大湾区实现高水平“引进来”和“走出去”。
由离岸人民币交易结算中心 向人民币产品和定价中心转变。在我看来，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不是简单提升人民币跨境交易结算的规模，而是使全球持有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包括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以及大宗商品等实物资产，就如同全球持有大量美债和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一样。只有这样，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才能得以提升，人民币才能逐步真正成为不可替代的国际货币。这一点，港币做不到，也没有意义。
由服务外资为主 向吸引全球资本和中国海外资产回流转变。当前，全球财富的安全性正面临严峻挑战，亟需找到相对安全且高度自由化的市场，以此实现资产转移。在此过程中，中国在海外巨额资产的安全性问题同样受到严峻挑战，需要站在金融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高度思考境外资产回流问题，而香港无疑将发挥更加重要的功能。
由外资机构主导 向培育大型本土金融机构与外资机构并重转变。香港缺乏大型本土金融机构，不利于巩固香港金融发展的根基。外资金融机构具有逐利性，更加注重经济效益，较少关注社会效益、人民福祉、国家利益。
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的三大发展定位是：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国际先进科技创新规则实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规划强调的是：
到2025年，建立与香港及国际全面对接的科研管理制度，集聚一批香港及国际优势学科重点实验室集群和卓越研究中心、顶尖企业研发中心，与香港科技合作取得一批重大成果。
到2035年，与香港园区协同创新的格局全面形成，科技创新国际化程度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创新要素跨境自由有序流动，培育一批世界一流的创新载体和顶尖科技企业研发中心，成为世界级的科研枢纽，有力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
总之，只有香港的软环境优势与广东、深圳的产业优势相结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整体，充分整合双方各自独特、不可替代的优势，并争取得到中央的顶层设计、顶层推动的支持，迅速吸引企业入园、投产，形成生产力、产生GDP，创造税收、解决就业，才是真正有效重大举措和唯一出路。
而且，在新发展阶段需要的是，全方位、系统性、整体性，甚至是全局性的开放与创新，是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开放与创新，而香港、深圳的城市特质决定适合在这片热土探索各种开放与创新。
深圳作为创新开放的最前沿阵地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尤其是作为中国的硅谷，只有义不容辞地与香港一道，共同建设大湾区，并在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节点上的核心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
携手 | 发挥湾区优势 深港聚合推动高质量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水平开放创新需要全局性、前瞻性的布局。
从全球视角看，湾区经济是最具竞争力、最富活力和创新力的发展模式，一流湾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居于顶层地位，代表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引领着世界经济强力发展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各种风险挑战接踵而至，其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需要我们尽快找到新的发展模式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面对国外全方位竞争和外部掣肘（che zhou），需要我们尽快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实现与国际主流规则对接，提升国际影响力、公信力和话语权；面对科技领域的掐脖子问题，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力量开展科技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这就要求一脉相承的粤港澳大湾区像改革开放初期一样“先行一步”，敢于大搞、快搞，敢于尝试重大体制机制创新，进而推动中国更高水平、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的改革开放。鉴于此建议：
中央赋予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更大的创新空间和政策，让有着优良创新传统、综合实力、动力和国际竞争力的粤港澳大湾区，快马加鞭、锦上添花！让粤港澳大湾区更快更好更大地发展，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和社会福祉，更好地回馈和服务全国共同富裕的大局。
对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颁布国家战略、重大规划，为了提高效率、更好地贯彻实施，建议请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对于相应的国家战略、重大规划予以立法，做到“规出法随”。
探索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先行一步的创新政策，同时要因地制宜地赋予有条件地区更多的空间和机动余地；根据国家改革开放战略、梯度、布局，以及各地发展水平和现实需要，对经过多年试点的有效政策，分层级、分步骤在不同战略、梯度的地区复制、推广、应用，并缩短审批流程。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水平开放创新需要重点考虑三个全局性问题。
大胆探索跨境金融功能区建设的新发展模式。现有的跨境合作区都更多地是聚焦自身发展问题，强调“一区两园”的发展思路或是“双轨制”的“飞地”发展模式，可能引发两地对利益分配、决策机制等方面的分歧，进而对合作区建设的效能产生不利影响，也较难从根本上解决港澳的产业根基问题。因此，我一直主张并建议，可以大胆探索“一区一园、一锅做饭、利益共享、做大增量”的合作新模式，采用统一的、国际最优越的税制制度、人才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使合作区变成一个不分你我、利益共享的整体。“一区一园”模式注重将广东的产业优势与港澳的软环境优势相结合，鼓励耐心资本、产业资本的引入。同时，强调做大增量原则，鼓励粤港澳三地优质成熟企业在合作区发展新业态、拓展新业务、扩大再生产，避免零和游戏，改变过去各自为政甚至暗自竞争的格局，使合作区快速产生经济效益、创造社会福祉。
高度重视金融安全问题，尤其是中国海外资产安全问题，积极打港深全球资金聚集地。伴随着硅谷银行、瑞士信贷等一系列银行破产或面临流动性风险，全球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大幅上升，中国海外资产正面临严峻的安全问题，甚至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冲击。因此，在外部风险事件尚且可控的情形下，必须高瞻远瞩、未雨绸缪，充分关注中国海外资产的安全性，有序推动海外个人资产和企业资产向粤港澳大湾区回流，并探索将香港等有条件的地区打造成为全球资本集聚和保护的高地。为了实现该目标，一方面，我们需要“学夷之长以制夷”，以更为积极开放的姿态吸引国际资本，推动制度型、要素型开放以及金融规则、标准逐步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香港需要在集聚全球资本中发挥更大作用。香港是全球领先的财富管理中心，也拥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收优势、高度自治的立法优势以及离岸人民币中心的货币优势。因此，在全球资本亟需寻找新的避风港的背景下，同时也为了避免中国境外资产被西方国家收割，香港可以探索出台专门的法律，参照瑞士的模式对境内外合法资产的安全性和隐私性进行保护，以此吸引境外资金向香港和内地中资金融机构集聚。
硅谷银行和瑞士信贷破产尽管都属于个体经营风险，但其共性在于全球加息背景下的投资损失和恐慌情绪的传染，加剧了流动性冲击和信用危机，进而造成银行发生严重挤兑。为应付挤兑，银行被迫出售更多金融资产，蒙受更大损失，形成恶性循环，直至倒闭或被接管。由此必然引发银行股价的大幅下跌。之后，资本集团既可以通过超低价格收购破产银行，以此获得巨额的股权收益，又可通过破产方式直接实现债务豁免。
因此，硅谷银行和瑞士信贷破产可以看作是美元霸权收割全世界的升级版，赤裸裸地体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惜粉碎自己赖以生存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基石，以达到收割掠夺世界、打击竞争对手的目的。因此，任何人不能也不应该对美国、瑞士等西方国家所谓的金融信用和财产保护制度抱有幻想。
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逐步掌握货币自主权的关键抓手。人民币国际地位提升和全球去美元化加速是大势所趋，而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不是单纯提升人民币跨境交易结算的规模，而是使全球持有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包括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以及大宗商品等实物资产，就如同全球持有大量美债和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一样。只有这样，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才能得以提升，人民币也才能逐步真正成为不可替代的国际货币。可以探索在大湾区范围内全面推行人民币计价，尤其是加强人民币在香港金融市场发行、交易中的应用，从而使国际资本通过香港市场加大对人民币资产的配置，提升对人民币资产的交易结算需求。必须用好现有的CIPS系统和香港交易结算系统，摆脱对SWIFT体系的依赖性，同时，加强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加快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抢占数字金融发展高地，并鼓励“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率先接入系统进行人民币结算。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水平开放创新需要找准几个重要抓手
联合香港打造国际顶级的金融机构。推动香港中资金融机构和香港本土金融机构联合大湾区龙头金融机构，实现资源、技术、人才、管理制度等要素的全方位合作共享，着力打造多家国际一流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财富管理）机构，在货币发行、IPO、财富管理等核心领域逐步掌握金融自主权和决策权。特别建议，在香港，由中资金融机构牵头，联合香港本土金融机构，批准组建类似中国平安集团一样，打造全牌照的金融航空母舰。
探索资本市场国际化发展的新路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推动股票发行注册制走深走实。可以探索港交所与深交所交叉持股的方式，加强对港交所经营决策的影响，使港交所能够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避免受到外部势力的操纵。同时，探索深交所的公司制改革，便于港交所与深交所的交叉持股，通过股权的方式充分享受两地企业发展红利，更好对接全球资本市场。
支持深圳采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制度体系，探索深港两地在发行制度、交易制度、评级制度、信息披露制度、退市制度等方面逐步趋同，或借鉴欧盟单一通行证经验，实现制度和审批结果互认。
增强香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辐射能力。有必要依托泛珠三角、长三角、大湾区、海南自贸港、闽台融合等国家战略，将中国南方各省的内部市场规则、要素统一起来，向内构筑内循环的强大基础，向外与RCEP经济圈联，对接东盟和“一带一路”等更大的世界市场。
最后，新时代需要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改革创新。在这里提出五个问题，与大家一道思考：
一、在城市竞争合作的万马奔腾下，是否需要一匹黑马脱颖而出，引领中国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的改革开放？
二、在构建统一大市场的要求下，是否需要以更加开放的视野与更大的勇气，更有力的创新与突破，率先探索与国际主流的制度规则有机衔接？
三、在”双区”驱动、"双区"叠加下，港深两地是否需要探索更大格局的融合发展和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四、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的大背景下，是否需要进一步发挥深圳的地方首创精神，寻找新的可持续增长点，以及金融、科技、产业良性循环的新的契合点？
五、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是否需要进行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布局，以超常规的”破与立”应对超预期的内外部冲击？
作者简介：
林居正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金融专家组副组长，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原领导班子成员、副巡视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客座教授，深港合作战略研究知名学者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146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