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英国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9月24日联合发布第36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在全球121个金融中心之中，香港总排名第三位，较今年3月上升一位，整体评分749分。这是香港两年来再度超越新加坡，重新跻身全球三甲，比排名第二的伦敦落后1分，加上排名首位的纽约，再次形成“纽伦港”态势。
为持续强化并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凤凰网广东特约观察员林居正撰文分析香港金融业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其原因，并提出香港固提国际金融中心一席之地必须实现四大转变。
文|林居正（深港合作战略研究知名学者 凤凰网广东特约观察员）
香港具备内地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体现在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是全球领先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和财富管理中心；以及其软环境，包括与国际接轨的制度体系、法治体系、税收体系等。但是，毋庸置疑香港经济、金融实力、地位在不断下降。1997回归时香港GDP约占全国18.6%，2023年底降为2.15%，而且广东省经济总量由2014年的6.78万亿占全国的10.65%、香港的4倍，发展到2023年的13.57万亿占全国的10.77%、香港的5倍。深圳、广州的GDP分别高出香港7400亿、3000亿人民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进一步削弱，北京、上海金融增加值早在10年前超过香港，位居第三的深圳金融增加值也已接近香港的水平。
事实上，通过深入分析香港大家公认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可以看出，香港国际中心的根基并不牢固。以金融业为例，一是香港以外资金融机构为主，缺乏大型本土金融机构，其金融系统更多地是为外资服务，香港入选世界500强的金融机构都不是香港本土成长的金融机构。相比较而言，深圳入选世界500强的平安集团、招商银行都是本土民营金融机构。尽管深圳上市金融机构的数量仅为香港的十分之一左右，但深圳上市金融机构营业收入和利润却是香港的2-3倍，这反映了香港本土金融机构规模相对偏小、盈利能力相对偏弱，香港金融市场更多地依赖、服务外国资本、企业、金融机构等特征。二是内地企业已经在香港资本市场发挥了核心作用，而香港本地企业对于资本市场的贡献日渐式微，无论是内地企业总市值、数量以及内地企业赴港上市的IPO数量和募资金额都占据了主导地位。三是作为主要结算货币的港币，体量相对小，功能有限，易于成为国际游资攻击的对象，且外资持股的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累计港币发行量占比超过70%。相比较而言，人民币在自主发行权、对外支付能力、调节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等方面，相对于港币拥有绝对优势。
分析|香港金融业发展困境与破局之路
香港当下金融业面临的困境主要源于三大问题，一是受限于产业转型问题，高度依赖传统经济业态和发展模式，未成功找到产业转型方向，并错过产业转型的最佳时期，以至于香港产业空心化、第三产业占比过高，导致金融发展缺乏实体产业的强有力支撑。二是香港金融面临的外部风险冲击频繁。作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香港先后在多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表现出一定的脆弱性，尤其是体量较小的港币易于成为外资攻击的对象，这种金融脆弱性不仅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更加可能对其金融安全产生不利影响。三是香港金融业过度依赖外资金融机构，本地金融机构的规模偏小，不利于掌握金融的主动权。
因此，解决香港发展问题、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需要探索一条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安全的发展意味着要充分掌握金融的自主权，国际资本在香港的金融业控制权和影响力需要均衡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意味着要巩固香港金融发展的产业根基，以产业的发展为金融发展创造丰富的需求和多样化的场景，从而实现金融的良性健康发展。
由缺乏统筹的散点式布局向系统性、全局性布局转变。我们不能局限于一些互联互通以及简单搭建一些保险、债券方面的跨境服务或合作中心，不能局限于传统依赖、服务外国资本、企业和外资金融机构，沾沾自喜、固步自封，而是必须在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创新上有所突破。同时，也不能孤立地看待香港的发展问题，而试图以飞地模式或者双轨制并行的思路解决香港发展的内在问题，而是要将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看作一个整体，统筹规划，真正实现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全面产业融合、市场融合、规则对接，使香港在大湾区延链补链强链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大湾区实现高水平“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
由离岸人民币交易结算中心向人民币产品和定价中心转变。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不是简单提升人民币跨境交易结算的规模，而是使全球持有更多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包括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以及大宗商品等实物资产，就如同全球持有大量美债和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一样。只有这样，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才能得以提升，人民币也才能逐步真正成为不可替代的国际货币。
由服务外资为主向吸引全球资本和中国海外资产回流转变。当前，全球财富的安全性正面临严峻挑战，亟需找到相对安全且高度自由化的市场，以此实现资产转移。在此过程中，中国在海外巨额资产的安全性问题同样受到严峻挑战，需要站在金融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高度思考境外资产回流问题，而香港无疑将发挥更加重要的功能。
由外资机构主导向培育大型本土金融机构转变。香港缺乏大型本土金融机构，不利于巩固香港金融发展的根基。外资金融机构客观上会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当地提供优质的服务，形成一定的资源集聚效应，但从主观上而言，外资金融机构具有逐利性，更加注重经济效应，较少关注社会效益，更不可能关注中国的国家利益。
愿景|多举措提升香港金融枢纽地位
在香港全面推行人民币计价的方式强化枢纽地位。首先，可以探索香港股票、债券、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等市场优先以人民币计价，同时，鼓励内地政府和企业在香港发行以人民币计价市政债、企业债，将人民币推向国际。其次，可以逐步扩大人民币计价的覆盖面，探索在民生金融、对外贸易等领域逐步推进人民币计价。再次，可以加大数字人民币在香港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应用。最后，香港可以在畅通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研发链中发挥更大作用，帮助人民币在各类链条的发展中加快全球化步伐。
发挥香港金融体系的独特优势，大胆探索“一区一园”的新型跨境合作模式。对于深港合作区建设，建议由当前的“一区两园、分灶做饭”的双轨制模式向“一区一园、一锅做饭、利益共享”的新合作模式转变，其核心就是要在跨境合作中采用统一的、国际最优越的制度体系，尤其是充分借鉴香港在税收、法律等方面的经验，进而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率先破局。
开辟新的资金来源，打造全球资本集聚的首选地。在当前全球资本亟需“避风港”的背景下，香港应当刻不容缓、发挥优势和抢占先机，利用其立法优势，迅速推动资本领域立法和制度建设，参照瑞士的模式，探索出台专门的资产保密和保护法，对境内外合法资产的安全性和隐私性进行保护，进而吸引全球资本尤其是中国境外资产向香港回流。此外，可以探索港交所与深交所交叉持股的方式，加强对港交所经营决策的影响，使港交所能够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避免受到外部势力的操纵。同时，探索深交所的公司制改革，便于港交所与深交所的交叉持股，通过股权的方式充分享受两地企业发展红利，更好对接全球资本市场。
在打造全球数字货币交易中心和全球绿色金融中心方面重点发力。在打造数字货币交易中心方面，需要加快数字人民币交易清算系统建设，并推动国际货币在香港采用自主交易清算系统而非SWIFT系统进行交易清算，从而降低对SWIFT系统的依赖；大力推动加密产业的发展，与深圳在信息传输、信息采集、信息集成、信息使用等方面构建全球领先的加密云服务基础设施。在打造全球绿色金融中心方面，需要充分发挥与广东绿色产业的协同作用，向中央争取赋予大湾区在绿色领域方面更大的创新空间和政策。聚焦碳排放权、电力等重大战略品种，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和绿色品种。搭建绿色产品的现货与期货市场连通渠道，扩大相关商品交易规模，并借助香港交易所集团旗下伦敦金属交易所形成的东西配合效应，提升在全球绿色产品定价中的话语权。争取在香港加快推出国际互挂类绿色产品，打造内外连通的跨境绿色产品期现货交易平台。
增强香港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辐射能力。在深港成熟合作模式的基础上，有必要依托泛珠三角、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闽台融合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将中国南方各省级行政区域的内部市场规则、要素统一起来，向内构筑内循环的强大基础，向外与RCEP经济圈联，对接东盟和“一带一路”等更大的世界市场。
作者简介：
林居正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金融专家组副组长，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原领导班子成员、副巡视员，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客座教授，深港合作战略研究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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