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侨乡文化研究，营造侨胞精神家园 ——访原广东五邑大学副校长张国雄教授

您从1992年博士毕业起与“中国第一侨乡”广东省江门市结缘，扎根三十年，为侨乡文化与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做出了卓越贡献。当地侨乡文化对您而言有着怎样的吸引力？

我与江门五邑侨乡结缘已经三十多年了，吸引我持之以恒地在这里开展学术研究的因缘还是学术情怀。

我在武汉大学博士研究生阶段做的是中国古代移民方向，研究“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长距离、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及其经济、社会、文化影响。在北京大学博士后阶段的研究方向是历史人口地理的理论研究，掌握了人口迁移的理论与方法。选择到广东五邑大学发展也是因为这里是中国著名的华侨之乡，是古代和近现代中国海外移民的重要迁出地。这里的海外移民不仅下南洋，更有闯金山的历史积淀，海外侨胞主要分布在美洲和大洋洲。而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有关华侨华人的研究以东南亚为重点，所以江门五邑华侨华人研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而吸引我来到这里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

到广东五邑大学后的研究方向经历了一个摸索的过程。最初，我将五邑华侨华人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利用档案资料从新移民入手开展工作。这时感觉到难度很大，首先是学校和当地的资料积累很薄弱，一个新的地方学校也没有更多资源让我们走出去收集。虽然也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但是非常初级，自己都很着急、不满意。在拜访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的华侨史专家学者和与外国华侨史学者接触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在一个新办的地方院校开展华侨华人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国内老高校的学术基础已经很深厚，学术团队齐整，学术影响大，而美洲（尤其是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华侨华人研究已经很深入，专家学者在国际上很知名，而且有地利、人和之便。如果继续走华侨华人研究的方向，不是自己的优势，很难有学术突破。但也是在与国内外华侨华人研究的专家学者接触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脚下的“侨乡”是个学术宝库，是自己在地方高校开展学术研究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所在，错位发展才是方向。后来陆续参加国家重大涉侨遗产保护工作的实践带给自己不少学术发展机遇和学术成就，引导研究方向逐渐从华侨华人转向侨乡，研究视野和研究空间豁然开朗，自己找到了学术发展的根基，更加心系侨乡，坚定了为侨乡研究薪火相传努力工作的意愿和信心。

作为“开平碉楼与村落”申遗的高级顾问、首席专家，您承担了大量文献、文物整理、 清理工作，以及申遗文本和保护规划撰写工作，使得“开平碉楼与村落”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相比其他地方的碉楼，开平碉楼有什么独特之处？或者说，开平碉楼中蕴含着怎样丰富而独特的文化，使其得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开平碉楼何以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有两个参照。第一，碉楼是中国乡村传统的防御性建筑，至今在广东、江西、重庆、四川、西藏、贵州、山西等地乡村都有遗存。开平碉楼至迟在明朝就开始兴建传统的碉楼。到近代，为了防匪、防盗、防洪，在华侨资金的支持下，大量碉楼出现在开平乡村，当地有“无碉不成村”之说，迄今保留了1833座，是目前中国保留碉楼最多的地方，所以有“中国碉楼之乡”的美誉。这个时期的碉楼已经从传统的夯土砖瓦结构变成钢筋混凝土结构，从传统的防御性建筑发展为防御与居住结合的新民居形式，从传统乡村建筑演变为亦中亦西、亦土亦洋的近代建筑。第二，近代建筑是鸦片战争之后出现的一种中外融合的建筑类型，比如上海外滩、北京东郊民巷、哈尔滨中央大街、天津劝业场、广州沙面和东山区、武汉江汉路等街区都有大量近代建筑的遗存，形成了独特的建筑风貌。广东五邑侨乡的庐（别墅） 、骑楼、学校、图书馆、教堂等与碉楼共同组成了近代乡村建筑类型。因为外来建筑文化的融入，开平碉楼与中国各地的传统防御性碉楼区别开来，它是中外文化融合的产物。文化融合的特点又使之与同时期的城市近代建筑区别开来，城市近代建筑主要是外国建筑的“移植”（张复合） ，非常规范标准；而开平碉楼不是外来文化的移植，是文化融合的产物。如果说城市近代建筑是专业人士设计建造的，那么开平碉楼就是由乡村工匠和侨眷共同设计建造的，按照他们的爱好选取不同的外国建筑式样，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风格的建筑都成为拼合、设计、模仿的对象，我把它称为“外国建筑碎片的组合”，所以很不规范标准，但是很有乡村的生气，融于岭南自然环境之中，成为侨乡景观的标志。换句话说，开平碉楼是中国侨乡民众的“创造”，是农民进行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实践的见证，在近代世界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中是独特的案例，具有唯一性和普遍的世界意义，因此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在开平仓东村“仓东遗产教育基地”，村民如常生活，访客可以切身感受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和淳朴的传统，遗产教育工作坊为大中小学生、政府官员、遗产保育者、学术机构等 社会不同群体策划了多场活动和学术研讨会。针对海外华裔青少年群体，类似的遗产教育基地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开平“仓东遗产教育基地”是广东五邑大学建设的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基地，从2010年开始创建，设计构想的提出和后来的建设实施都是由谭金花教授负责的。这个基地不仅承担了五邑大学土木建筑、社会工作、旅游管理、外语、文学等多个专业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的专业培养的任务，而且承担了学校侨乡文化研究的国际合作项目实施和学术活动的开展，今天已经发展为一个面向境内外、多功能的教育实践基地。暨南大学、香港大学和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内外高校大学生、研究生在此进行学习实践，还为政府相关部门人员进行遗产保护的培养，通过“亲子游”“夏令营”“冬令营”等活动开展中小学生的乡村生产生活实践学习。更是国家级的港澳青少年的内地游学项目，促进粤港澳青少年的深度融合。面向海外的“寻根”活动不仅拉近了华裔青少年与家乡的情感，同时帮助退休的侨胞找到祖辈的村落和亲人。通过“村庆日”等活动，让居住在城镇和海外的村民及其后代增加了对祖籍地的认知和归属感、亲切感，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家园。这些活动的核心，就是通过侨乡村落遗产和环境的保护利用，运用科学的保护理念和模式，向不同需要的人群提供侨乡文化学习体验的服务。

仓东遗产教育基地的遗产保护理念和实践模式，不论对开展“寻根”还是作为“研学”活动的教育基地，都具有示范意义。那就是立足本土遗产保护，特色发展、多功能发展；让村民成为遗产保护的主体之一，成为利益相关者，成为遗产保护的实践者；在有情怀、有水平的学者指导下，确立保护理念和运行机制，与村民共商、共建、共享。

除此之外，您还是“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首席专家。这两次申遗有什么相似和相异之处？侨批有哪些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蕴含着怎样的华侨华人文化？

“开平碉楼与村落”是世界文化遗产，“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是世界记忆遗产，他们的遗产表现形式区别在于一个是建筑，一个是书信和汇款凭证，遗产载体和介质不同。之所以能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凭借它们的共同点。第一，两项世界遗产都是侨乡民众的“创造”。开平碉楼是由乡村工匠和侨眷兴建在乡村的近代建筑，侨批档案是海外侨胞与侨乡民众之间通信、汇款的产物。不论是建筑物体，还是信息、资金沟通的介质，都是海外侨胞与侨乡民众自觉进行的文化交流实践，其中都有对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包容。第二，两项世界遗产都是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记录了世界近代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流的历史。第三，两项世界遗产都具有“民间性”“国际性”。开平碉楼的建造主要是来自海外侨胞的资金，它的兴建历程与国际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碉楼里遗存的侨批档案（银信）更是记录了华侨住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信息，记录了华侨对工业文明的认知和对侨乡现代化建设的理想，记录了他们融入血液之中的家国情怀。一句话，两项世界遗产都是农民进行的中外文化交流交融的产物，这一长时段、大规模的基层民众的“创造”实践，符合世界遗产唯一性的基本要求，从而受到全人类的保护。

2022年，“走进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文化特色线上夏令营在福建省泉州市成功举办，为海外华裔青少年“云端”讲述侨批档案，普及侨批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您认为围绕侨批，国内各方力量可以做些什么，以增进海外华裔青少年与祖籍国的联系、涵养侨务资源？

增强海外华裔青少年的中华儿女认知、认同，是我们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重要基础。华裔青少年生长、生活在海外，环境让他们成为了“香蕉人”是非常自然的结果。他们对自身磨灭不了的文化、血脉基因，有模糊的、粗浅的、感性的认知，这也是与生俱来的。人有了一定社会阅历之后，对自己的“根”会逐渐有一个“寻”的萌动。尤其是随着中国发展，在世界地位的提高，必然会触动他们这个意识。这是自我“需要”的一个方面。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凝聚侨心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更加需要组织起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力量形成合力，那么增强华裔青少年的中华儿女认知、认同，就成为民族复兴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更加主动地去开展工作，增进华裔青少年对祖籍地、对中国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持续不断地通过“夏令营”“冬令营”“四海同春”“亲情中华”等形式对华裔青少年进行中华民族之“根”、中华文化之“魂”的传播体验，2022年泉州市的“走进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文化特色线上夏令营是在抗疫期间持续开展华裔青少年活动的创新。它启示我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增加活动方式和不同体验，线上线下结合开展活动，今后肯定会成为“惯例”。它还启示我们，对海外华裔青少年开展活动，在资源利用上有很大的挖掘空间。侨批档案（银信）具有私人性，表达的是个人情感，有亲切感，让他们认识先侨们的家长里短、心路历程，很容易拉近与华裔青少年的心理距离。“侨批”是让华裔青少年了解华侨历史、中华文化很好的资源。“侨批”作为一种资源，不仅可以在传播上继续探索渠道和形式，还可以在文创上多开发，丰富表达方式，电子传播、事物体验，为线上线下活动提供多样“产品”，通过“侨批”的形式、语言、观念，让更多华裔青少年认识华侨历史和中华文化。

2002年，您为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以下简称“侨博馆”）的筹建付出了大量心血；2021年，您又担任新馆学术设计和布展陈列工作的学术总负责人。相隔19 年，您对侨博馆的布展陈列等理念是否有所变化？新时期的华侨华人博物馆应当有怎样的定位，对于海外华侨华人而言发挥什么作用？

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从2000年筹建到2010年开馆，再到提质升级为“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于2023年元旦开馆，24年来我参加了建设的全过程，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学术支撑。今天的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目前在国内涉侨类博物馆中，馆藏文物最多、展示面积最大。更重要的是，展陈理念和叙事逻辑具有时代性和创新性。首先，2010年的展览以“根在五邑”为主题，这次新的展览我们以“根在侨乡”为主题，“根”的主线贯穿整个展览，更好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根”“魂”“梦”的侨务论述，突出华侨华人文化、血脉之“根”在侨乡、在中国。其次，跳出五邑侨乡，用五邑华侨华人、侨乡文物，展示“华侨世界，世界华侨”的历史，从世界角度展示华侨华人的历史贡献和当代意义。我们打破国内涉侨博物馆 “世界”“中国”的二分布展方法，用世界的整体观表现华侨华人历史。比如，将唐人街与侨乡合为一馆，展现华侨华人“在世界建家乡，在侨乡建世界”，发挥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和伟大贡献，展现了华侨华人与不同民族交往中的“以文化异，共同发展”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践。再如，我们将华侨华人在抗日战争中的壮举与华侨华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 的英勇奋战融为一馆，从维护世界和平的角度展示他们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丰功伟绩。第三，改变传统的华侨历史展低沉凄苦的情绪，既表现华侨华人在住在国奋斗的血泪史，更表现华侨华人运用中华智慧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品德，在住在国工业化建设、农业发展、文化交流中的勤劳、勇敢、奋斗、奉献，结束厅设计了向念祖爱乡、贡献世界的华侨华人致敬互动环节，带给参观者昂扬向上的情绪体验。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的创新是以新的华侨华人研究学术成果为支撑，是涉侨博物馆展陈的新尝试，相信也会带给今后涉侨博物馆布展以新的启示。

在您的积极推动下，侨乡文化学科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搭建起了全国侨乡文化研究学术网络。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侨乡文化研究与传统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等之间的关系如何？对于推进新时期侨务工作能够起到哪些作用？

中国的“侨乡”研究起于20世纪30年代，陈达先生的《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可视为开山之经典。新中国成立后，厦门大学对福建侨乡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做了大量工作。改革开放之初，中山大学黄重言先生的《试论我国侨乡社会的形成、特点和发展趋势》一文是首篇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专题论述侨乡的标志性成果。随之，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分别对五邑侨乡、福建侨乡进行了田野调研。同时，涉侨遗产保护工作实践、侨务工作理论研究实践，促使我对“侨乡”的研究深入思考，总体上认为“侨乡”研究主要是在华侨华人研究领域内开展，侨乡多是作为华侨华人研究的“背景”“配角”。我一直在想：“侨乡”是否与“华侨华人”具有同等的学术价值？能否成为一个与华侨华人同等重要的学术领域？是否与华侨华人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学术地位？能否从华侨华人研究中“独立”出来自成一个学科？建设“侨乡文化”学科因此成为了自己追求的方向和目标。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2012年五邑大学的“侨乡文化与遗产”经过广东省第九轮学科评审成为省级重点学科（新兴交叉类）。这是中国侨乡研究的一个重大的进步，标志着“侨乡研究” 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和领域得以确立。2015年，五邑大学与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共建“中国侨乡文化研究中心”，推动福建、云南、海南、浙江、黑龙江陆续建立了省级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加上广东、广西侨乡文化研究中心，全国的侨乡文化研究网络基本形成。

侨乡研究与华侨华人研究联系非常紧密，侨乡发展深受华侨华人的影响，正是通过华侨华人，侨乡才成为中国最早与世界交汇、交流、交融的乡村，这是华侨华人“在家乡建世界”见证。同理，华侨华人在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侨乡，侨乡为他们提供了“在世界建家乡”的资源，侨乡的语言、饮食、信仰、习俗和文化观、历史观等等，成为华侨华人在住在国传承传播中华文化之源流，塑造了群体形象。同时，我们更要看到两者的区别。首先，从地理空间看，侨乡是中国地域文化的一个类型，华侨华人生活在外国。其次，从国别身份看，侨乡民众是中国公民，华人是外国公民，华侨虽是中国公民，但主要遵循住在国法律而生产、生活。因此， 华侨华人历史首先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而侨乡扎根于中华大地，侨乡发展属于中国史的范畴，其文化首先是中国文化形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外来文化是侨乡形成发展的重大变因，侨乡形态转变最根本、最深层的制约因素还是中国自身的发展，外部因素必须通过内部因素发挥作用。因此，侨乡与华侨华人是中国“侨”研究的一体两面。

这样的区分与认识，为新时代的侨务工作提供了更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支撑。它启示我们，开展侨务工作必须要有中国的立场和世界的视野，必须调动侨乡和海外的资源整体设计、 整体推进，这既是我们侨务工作的传统，又是新时代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的迫切需要。侨乡是华侨华人的“根”，是他们“魂”的具体文化资源地、精神家园，以侨（乡）为桥，可以更好地拉近与侨胞的心理距离，提升亲切感，提升侨胞的中华文化观、历史观。在侨务实践中，要尊重侨胞的生活环境、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通过“根”（中华民族）、 “魂”（中华文化）去化异求同，扩大同心圆，提升公约数，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梦”聚集磅礴的力量。

您提出，“要站在全国和全世界的角度做侨乡文化研究，要做具有全国甚至全球意义的项目和学科”，请详细阐释一下为什么要“站在全国和全世界的角度”？这与以往的研究角度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说侨乡文化研究具有全球意义？

侨乡文化的全国与全球意义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察。一是“侨乡”是中国话语体系下的“国际移民”迁出地的表述，不仅中国有“侨乡”，凡是输出国际移民的国家都有“侨乡”，这是一个国际移民现象。二是“侨乡”具有国际性，它的根本特征是中外文化交汇、交流、交融，近代以来侨乡民众的“衣、食、住、行无一不资外洋”，侨乡经济、社会的发展深受国际局势变动的影响。三是“侨乡”作为近代形成的地域文化，与中国传统地域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区别。传统地域文化基本是在一个地理空间存在，比如秦文化于山西、齐鲁文化于山东、晋文化于山西、吴越文化于江苏浙江、楚文化于湖北、湖南、安徽。而“侨乡”则是跨地域的点状存在，近代形成的四大传统侨乡分布在广东的潮汕、五邑、梅州和福建的泉（州）漳（州）厦（门）。今天，在海南、广西、云南、浙江、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沿海沿边地区都有侨乡，而且湖北的天门、湖南的邵东等内地也有侨乡，不仅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地区也有。这些都是中国的国际移民输出地，海外侨胞的“根”具体扎在这些地区。相对全国是跨地域的点状，但是在一个区域内面积不小。比如广东的三个传统侨乡的国土面积和常住人口都占全省的近1/4。所以与传统地域文化相比，仅仅是空间分布上就具有“全国性”。因此，这样一种新的地域文化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的“侨乡文化”研究与传统地域文化研究的不同，更加需要有“全国”的意识。如前所述，侨乡的发展与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研究中国的这种地域文化，必须要有世界的视野。世界是多样的，海外侨胞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历史进程、社会发展程度、语言习俗、政治制度等各不相同，海外侨胞传回侨乡的外来文化也就具有世界的多样性，没有世界视野是不能开展侨乡文化研究的。我们了解侨乡、侨乡文化的这些特性，自然会注意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路径的“全国性”与“世界性”。中国的“侨乡文化”研究可以丰富国际移民输出地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且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国侨乡民众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在坚守本民族、本地域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自发接受外来文化并进行融合创新的历史实践和文化传统，这对当今世界不同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很有意义。“开平碉楼与村落”“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先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受到全人类的保护，就揭示了背后“侨乡文化”研究的全球意义。

海外华侨华人不仅为故乡、为祖籍国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住在国的历史和当今拥有一定位置。认识到这些，对于海外华裔新生代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具有重要作用。侨乡文化研究应当如何加强国际合作，推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海外侨胞不仅为中国的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立下了丰功伟绩，更为住在国的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民族和谐做出了伟大贡献，他们是住在国文明进步的参与者、推动者。但是，这些具有世界意义的辉煌历史贡献并不为广大海外侨胞周知。让更多的华裔青少年了解先侨为住在国的奋斗、奉献历史，增强他们的荣耀感，是一个很现实的使命，应该积极推动。侨乡文化研究、涉侨遗产保护，对此有直接的推动和非常重要的价值。我分享两个案例， 一个是“开平碉楼与村落”申报世界遗产过程中，美国西雅图侨领方伟侠表示：“碉楼申遗凝聚侨心。”2007年6月28日，在新西兰基督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1届大会上，“开平碉楼与村落”项目顺利通过后，中国代表团马上赶往首都惠林顿，出席了新西兰侨胞的庆功宴会。这个宴会是惠灵顿所有侨团共同举办的，不论侨胞来自哪个祖籍地，大家共同对先侨在家乡的伟大创造深感荣光！涉侨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海外侨胞（包括华裔青少年）了解认识先侨在住在国和祖籍国搭建起文化交流的桥梁，创造了人类文化财富，激发起兴趣，必然提升其自豪感和认同感。第二个案例是2019年美国横贯大陆铁路建成通车150周年，早在2012年美国学术界就开始在做庆典的学术准备。牵头单位斯坦福大学到中国来寻找合作者，五邑大学广东侨乡文化研究院与斯坦福大学东亚学院签订了合作研究合同。随后的几年里，五邑大学研究人员多次与美国铁路华工专家学者联合，进行了横贯大陆铁路西段华工遗存的全线考察，斯坦福大学组织的美国研究团队多次来五邑大学，在仓东遗产教育基地进行了深度田野调查，2019年共同推出了《铁路华工的跨国生活——广东侨乡和北美铁路华工营的物质文化研究》报告，用中英文在中美两国出版发行，并且中美两国学者推出了一批学术论文。这是美国铁路华工研究第一次开展中美两个场域的整体性探索，揭示了铁路华工对这条美国战略大通道建设和侨乡进步所做的卓越贡献，其国际性的学术视角、学术方法和学术贡献都有突破性。同一时期，五邑大学与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合作开展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华工研究，翻译推出了《追寻梦想》《北方的侨居客》两部著作。除学术研究之外，我们还通过铁路华工后裔寻根等活动，组织多批次美国、加拿大铁路华工后裔 （包括中老年华裔和青少年华裔）到五邑侨乡和中山等地进行寻根考察，很好地带动了华裔对先侨历史贡献的了解认知，参加活动的所有成员都增强了学习华侨历史的兴趣和自豪感。这两个案例让我们看到，加强华侨历史和侨乡文化的国际性合作，对提升包括新生代在内的华裔了解认识先侨的奉献史，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传承中华文化的热情，效果好，可开拓空间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让城镇化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为了让海外华侨华人“记得住乡愁”，您认为国内各方力量应当做些什么？尤其是对于海外华裔新生代而言，应当怎样借助侨乡文化和遗产，唤醒他们的“乡愁”？

“乡愁”是中国人对故乡、对先祖、对亲人的一种眷念之情，一种“根”的意识表达。中国人不论走到哪里，都带有一种思念和向往之情，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和历史观。海外侨胞 的“乡愁”很多是具象的，可以是家乡的祖屋、祠堂、碉楼、祖坟，也可以是村口的榕树、水 塘、河流、炊烟，还可以是少年时的玩伴、青年时的同学、工作中的好友，以及家乡的美食、 掌故、歌谣等等。中国侨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牵系海外侨胞“乡愁”的载体，构成了老侨心中的家乡景象、华裔新生代想象中的祖籍地。在侨乡的乡村振兴和城镇现代化建设中，要突出文化振兴中的“侨”元素，保护好村落自然环境、历史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村委 会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通过一事一人一活动，将侨乡的历史、文化以及现代发展从网上传播出去，让海外的侨胞随时了解家乡的变化，慰藉乡愁。加强对华裔新生代开展线上线下的寻根夏令营、冬令营，尤其是让华裔新生代返回家乡，走进祖屋，体验父辈、祖辈的乡村生活；走进城镇，体验家乡的现代化气息，增加他们对祖籍地、对祖辈生活的了解，让他们想象中的“故乡”具象起来，活起来，具有现代性，培育他们的“乡愁”意识。总之，侨乡的乡村振兴、城镇现代化建设要努力营造海外侨胞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