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18年，秦尉屠睢率五十万大军，分“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 。镡城之岭即今越城岭；九疑塞当九嶷山之要塞，在今湖南宁远南；南野之界当今江西南康之南。据法国学者鄂卢梭考证，此三路当戍守今越城、萌渚（九嶷）、大庾三山要道，而番禺一军当长沙经骑田岭而达番禺。余干一军则结集江西余干而防守闽越。 为保证进攻岭南的四军的转运需要，《淮南子·人间训》曰：“使监禄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沟通湘水、漓水的灵渠。就在进军岭南时和占领岭南后，“秦所通越道”已经形成，此可谓秦的第二次修筑南岭交通，史书称“新道”。
秦“新道”即“秦所通越道”，主要是秦开凿南岭而通达岭南的道路。此道有四：一是由湖南零陵溯湘江而上，经严关（今广西兴安境）、秦城（同上），从湘桂走廊的灵渠入漓江，沿西江而达番禺等岭南各地；二是自湖南道县溯潇水越九嶷塞而南达广西贺江再南通西江；三是自湘水支流耒水而达郴州，由此南越骑田岭，出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县西北），沿湟水（今连江）东南行，经湟溪关（今阳山西北）、洭浦关（今英德西南连江口附近），从北江而南达番禺；四是从江西南野溯赣江支流章江越大庾岭的横浦关（今广东南雄小梅关西）而达浈水入北江。 阳山关、湟溪关、洭浦关皆是秦在连江设置的关隘，可见连江一线的重要性。而其他南岭诸山上有九疑塞、横浦关、谢沐关等。 这些军事要塞险隘，既是防御的堡寨，又是交通必经之途。实际上，从郴州南下，或走连江，或走武水。《水经·溱水注》就载泷水（武水）出峡谷处的泷口“西岸有任将军城，南海尉任嚣所筑也”。《元和郡县志》卷三四《岭南道·韶州》载，“任嚣故城，在（乐昌）县南五里”。既在此筑城，“因中国方乱，欲据岭南，故筑此城，以图进取”，此武水道亦应是秦汉之际南岭一孔道。与洭浦关一样，《元和郡县志》卷三四《岭南道·广州》载，浈阳县（今广东英德东南）北四十里浈山，“尉佗为城于此山上，名曰万人 城”，亦为防范北江南下通道的要塞。
虽然有关东江道路的记载少见，但东江古道早在秦代已经存在。因秦代在南海郡设立四县，龙川、博罗两县都在东江流域，赵佗为龙川县县令，秦代与岭北交通，东江与信江还是有交通连接的。政治、军事等诸多原因使许多北方人南下，而南下无疑要借道南岭要道。北人南迁，秦“逋亡人、赘婿、贾人”等号称五十万大军大部分留在岭南，他们为岭南的经济发展、边疆安全、社会安定作出了重大贡献。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又迁“狱吏不直者”修长城和戍南越；次年，又发民戍边；始皇还应赵佗请求，迁一万五千“女无夫家者”来岭南。 唐循州进士韦昌明在《越井记》中言道：“又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 这些移民正是通过南岭而南下的，东江通道无疑是其中一条交通支线。
秦两次修南岭峤道，两汉五次新修和改建南岭交通道路，使南岭陆路和水路平整顺达，为岭南与岭北的各项交流奠定了基础。从历史时期至今，南岭交通所经之地及相关要塞，不但是保证交通安全的重要据点，而且还在保证岭南政治稳定、国家统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广西地区确知的秦汉古城址有兴安的秦城、城子山古城（有学者以为汉零陵县治），全州的洮阳城（汉洮阳县治）、建安城，灌阳的观阳城（汉观阳县治），贺州的临贺（汉临贺县治）、封阳（汉封阳县治）等，大都集中在桂东北的交通要道附近，而且城址的规模较大，保存也较完整。据学者研究，这些城堡最初大部分出于政治、军事目的，其选址除考虑自然地理条件以外，交通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从桂东北地区秦汉时期城址的分布来看，这些城址均位于河流两岸，洮阳城址、建安城址、城子山遗址、观阳城址都在湘江及支流的河岸；兴安秦城紧邻灵渠和大溶江；临贺、封阳两城址也都地处贺江河旁。湘江、灵渠、贺江及其河谷是秦汉时中原、长江流域通往岭南的重要交通要道。这说明交通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以及交通路线的拓展对城市建设的推动作用。 除湘桂外，湘粤、赣粤的交通遗址也多分布在山隘要道以及控扼交通的河流近旁。今广东南雄梅鋗城、仁化城口“西秦城”、乐昌乐城镇武水西岸梅花头建筑遗址等，乐昌郴（州）宜（章）古道、阳山县秤架古道、连县的星子古道等 ，这些古道的秦汉建筑遗址虽有些还有争论，但从秦汉始，岭南与岭北的交通道路无疑应有多条重要干支线，这些交通干支线无疑是沿线以政治、军事为重的城市设立的关键，也是交通内外商贸必经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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