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闻、合浦之所以成为两汉外贸始发港，地理条件十分重要。合浦位于中国大陆西南海北部湾的北岸，徐闻则在大陆最南端，隔琼州海峡与海南岛相望；合浦所临北部湾沿岸，是中国南部洋流、季风、海上航线都十分理想的地区，徐闻三面临海，陆海位置优越，可以相互连通；特别是两者距海南岛及域外有陆海较近之便。从历史自然地理来看，合浦所在的合浦盆地为地质断陷带。合浦断裂带位于六万大山、大容山与云开大山之间，即南流江谷地。这一谷地受燕山和喜马拉雅构造运动影响，形成了一系列断陷盆地，合浦郡即是其中之一。受断块运动与差异性上升影响，合浦盆地周围、河流流向、海岸线和海湾呈折线展布。盆地东高西低，南流江下游主要河道不断由东南向西北迁移。而距今六千年左右冰后期海侵时，海岸线比现在还深入内地，南流江河口退缩在现在三角洲平原边缘的山口，合浦附近为岩岛罗列的浅海湾。随着海陆泥沙不断的淤积，南流江三角洲不断向外推移，许多浅海变成潟湖。 在距今两千年的西汉时，合浦沿海一带已形成港口，沿海一带人类活动频繁，汉墓累累，今合浦县城廉州镇有一千多座封土即可证明。徐闻县位于雷州半岛南端，雷州半岛在中更新世及以后成陆，其后受火山喷发、地壳升降和海平面共同作用，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冰后期海侵时确定下来今天的海岸地貌 ，沿海亦有港口分布。至于位于今越南中部汉日南郡的障塞，就是因为其在汉政府最南的海疆，才成为域外来中国的港口之一，其地位与作用不能代替。
我国向南的南海航线早在先秦时已经形成，生活在东南部沿海的百越族可能已与东南亚各国发生往来。秦时在岭南地区设立桂林（治今广西桂林）、南海（治今广东广州）、象郡（治今广西崇左，一说为越南北部）三郡，南海郡治所番禺市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交易中心。考古人员在南越国第二代王赵胡墓中棺椁“足箱”内发现一圆形、外表作突瓣形纹式的银盒，和伊朗舒什特尔（前5世纪）金银器相似，而和国内传统物大异。另外，珠襦上的金花泡饰物、非洲的象牙，也是舶来品，说明了南越国时期与东南亚并通过东南亚与西亚、非洲有间接的往来。汉武帝平南越国设交趾等九郡。汉时与东南亚，南亚往来更加方便，出现了我国史书最早记载通往印度洋的海上航线，一般又把这条海上航线称作“海上丝绸之路”。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详细地记载了这条南向海上航线：“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 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稾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有关这段记载，历年学者多加考证分析，诸如藤田丰八、费瑯、许云樵、岑仲勉、张星烺、冯承钧、朱杰勤、吕思勉、韩振华、章巽、劳干、温雄飞、苏继庼、韩槐准、谭彼岸等 ，但研究结果却不尽相同，现参照诸家研究成果，总述如下：
汉代南向航线的出发地点在雷州半岛附近的徐闻（今广东徐闻境）、合浦（今广东合浦东北）以及日南（今越南广治西北）障塞，由上述前两海港沿近岸航行可达日南障塞，由日南障塞继续沿今越南东海岸附近航行，“船行可五月”到达都元国。都元国一般认为在马来半岛东南部近新加坡海峡处，汉船从南海乘东北季风沿岸南航至此，在风向转换时再由此穿马六甲海峡顺西南季风北上。都元国又有扶南嘾杨（克拉地峡北部）、越南茶麟、沱灢、南圻滨海以及菲律宾、婆罗洲（加里曼丹）等不同说法。从船航行五个月的距离来看，应以越南南圻滨海一带为宜。
邑卢没国应在泰国的罗斛、叻丕一带。因为都元国航行四个月才可至泰国湾附近。邑卢没国另有拘萎密（今柬埔寨以西的泰国境）、缅甸的直通、柬埔寨、婆罗洲（加里曼丹）、苏门答腊北的蓝无里以及印度嘛罗拔沿岸等不同说法。
谌离国距邑卢没国二十余日的航程，应是梁代的顿逊（今那丹沙林）。《梁书·扶南传》：“其（顿逊）市东西交会，日有万余人，珍物宝货，无所不有。”汉船至泰国湾谌离登陆，不必绕过马来半岛，由此陆行可达夫甘都卢国，避免多行水路的麻烦和危险，大大缩短了路程。公元131年罗马帝国使团来中国采取跨过谌离这一路线入海；公元166年罗马帝国的商人使团到中国采取同一路线。为什么会采用同一路线？因为他们都是经过印度而入中国。 谌离国另有缅甸伊洛瓦底江中游、印度西南海带夏离耶城、马来半岛东南尊蓬、婆罗洲（加里曼丹）以及克拉地峡附近等说。
夫甘都卢国一般认为缅甸的蒲甘阳城遗址即今太公城。从谌离舍海陆行十余日到达此国，与陆行里程相合，这基本已成定论。夫甘都卢国又有马来半岛东岸、克拉地峡、婆罗洲（加里曼丹）、印度东海岸等说，皆不足取。
黄支国一般认为即今印度半岛东岸马德拉斯附近的康契普拉姆，即唐代玄奘所称的建志补罗，“建志”音同“黄支”，“补罗”意为都城，是达罗毗荼人的国都。汉船从今洞鸽附近一带沿岸续航，稍北行即达孟加拉湾北端，然后再乘换向而来的东北季风，顺印度半岛东岸南下，航行二月左右可达黄支国国都。黄支国指今康契普拉姆，这说法已被中外学者普遍接受。另外，黄支国指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爪哇岛等说不足取。
已程不国在黄支国之南，“汉之译使自此还矣”。翦伯赞、朱杰勤、劳干、韩振华等先生皆认为是锡兰岛（今斯里兰卡）。因锡兰岛产明珠奇石，俗称宝洲，是波斯、印度以及东南亚宝物的集散地，汉使“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必须到达此岛方可完成任务。已程不国还有印度西海岸迈索尔西南、苏门答腊、爪哇以及非洲等说。
皮宗国是汉船使返回途中唯一被提到的国家。“自黄支国船行可八月至皮宗，船行可二月至日南象林界云”。日南郡象林县是汉疆最南的县，也是汉船返归港。从归程仅提及皮宗国、黄支国（起始地）、日南郡象林县（返归地）三处来看，当时很可能已利用南海季候风，已不再从事沿岸航行。中途提到皮宗国，很可能在此等候季候风的转向。因此，皮宗国应是指印度洋与太平洋交界的某一地方。后来法显从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返回广州，在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停留五个月左右等待太平洋季风转向后再北上广州。今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是必须之地，故皮宗国应指此一带岛屿。汉之皮宗国（意即香蕉国）应是《梁书》的干陁利国（今苏门答腊或爪哇岛）。今苏门答腊还发现中国汉代的古物，可见，汉时该岛已与中国发生联系。皮宗国还有马来半岛西南部、马来西岸Pisang岛、印度西岸的印度河一带等说。
从以上的考证可以看出，汉朝廷遣黄门执掌远航事务，从雷州半岛徐闻、合浦出发，沿北部湾、越南东部海岸向南航行，到达越南南圻一带的都元国，经柬埔寨沿海进入泰国湾，沿泰国湾东海岸抵达邑卢没国，又沿泰国湾续航，抵达湾头的谌离国，由此步行，取道泰国与缅甸间的古道三塔道至缅甸境内的夫甘都卢国，由夫甘都卢国利用季风沿孟加拉湾航行，抵达印度东海岸黄支国，由此南下可达已程不国。归途从黄支国利用季风驶船，至苏门答腊岛附近的皮宗国等待季风，由此北行至中国最南边疆日南郡象林县界。这其中船行或步行数字并不包括中途逗留或贸易时间。海上航行两年，候船、贸易、居住等，汉使来回用时最少也要三年，故“数年来还”应是符合实际的。《汉书·地理志》还说：“所至国皆稟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意即在异域航途受到热情接待，还时有其他外国航海者或使节、商人参加进来，结伴而行。为方便和节省时间，常常换船驳渡，从泰国湾沿岸的谌离登陆步行至孟加拉湾沿岸的夫甘都卢国，就不可能是原来的船。汉代这条印度洋航路的开通，为以后各朝拓展航路至西亚、东非奠定了基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东汉时，通向东南亚和南亚甚至西亚的航线仍然发挥作用。永建六年（131年）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 。叶调国一般认为是爪哇岛，其使臣入中国“应循彭家门沿苏门答腊、马来半岛、越南半岛行，而抵交广” 。掸国地处北缅甸，由此循陆路北达中国西南而至中原；亦可循海道经中南半岛而达交州至中原。在此之前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 ，则缅甸为东西海上往来的重要枢纽。这里西连大秦、身毒，东至中国；因其西临印度洋的孟加拉湾，东南又距泰国湾很近，无疑成为东西交通要道。甚至身毒（又名天竺）在陆上丝路交通中断时，延熹二年（159年），延熹四年（161年）两次“从日南徼外来献”，必须经过缅边境方可到达中国南境交州。
大秦与中国的交通，中国人甘英曾试图从条支（安息）渡海而达，史载“和帝永元九年（97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波斯湾）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变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莫乃至” 。这条从条支启航，入波斯湾，再绕阿拉伯海，经曼德海峡进入红海，由埃及至地中海沿岸大秦国的甘英航线实际上早已由西方航海者开辟。公元47年，居住在埃及亚历山大的船长希帕勒斯，从埃及红海沿岸启航，出曼德海峡，横越阿拉伯海，到达印度西海岸。这次首航的成功，使东西方航海以南亚印度为中介连接起来。希帕勒斯还总结并记载了北印度洋西部水域季风活动规律，即每年三月至九月盛行西南季风，十月至次年二月则盛行东北季风，按季风规律航行既安全又迅速。 “大秦国……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 不得自达。” 大秦与中国往来受安息阻隔，西汉时未能与中国直接往来。成书于1世纪末的《厄利脱利亚海周航记》载有“丝国”（中国）“出产丝、丝线和名为丝绸的布”。成书于约1世纪中期托勒密的《地理学》转引旅行家马利奴斯的记述说，一位名叫梅斯（或译为底启亚诺斯）的商人，在远航途中派遣手下人前往“丝国”。
继永宁元年大秦人经掸国至中国后，东汉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至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这是中国与大秦首次海上直接往来的记载。由裴松之注《三国志·东夷传》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曰：“大秦道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 由此可知大秦往中国有两条海道（其中也有部分陆路）。一条是由大秦出发，经埃及东北部的古运河，循红海而南，越过阿拉伯海到达印度西海岸，由印度或锡兰岛续航，横渡孟加拉湾至缅甸或苏门答腊岛，由此再航海北上经泰国湾，越南南部海岸而北通交趾七郡沿海。另一条也是由大秦出发至缅甸，沿伊洛瓦底红河谷北上至中国西南部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即西南丝路。天竺国除沿传统西域陆上交通道路到达中国外，上述两海道也是其到达中国的必经之途。佛教传入中国，正是由于交通不限于一道，故交州南海通道与西南永昌郡通道也应是佛教传入中国除西域外的另两条途径。
北上的岭南和南海诸国异物与南下的中原杂缯，成为岭南与中原交通线上重要的物品，前后相继，络绎不绝。其间合浦郡的徐闻、合浦，南海郡所在地番禺，成为岭南中外物品最重要的汇聚和途经的三个中心。番禺是南海郡郡治和岭南的经济都会之一，其时对外贸易港口却在徐闻、合浦。是什么原因呢？这与徐闻、合浦的地理位置以及人们的航海水平有关。徐闻县居雷州半岛南端，为西汉合浦郡治所，东北行从陆海皆可到达番禺，而北上沿廉江、鉴江、漠阳江可达交趾刺史部治所苍梧（今广东封开，一说广西苍梧），南扼琼州海峡，与珠崖郡（治今海南海口东南）相望。而西南海上行经合浦可达交趾郡（今越南河内西北）。合浦为东汉合浦郡治所，沿海还是采珠场所，沿廉江溯源北行而入郁江可达苍梧，而西南行从陆海皆可达交趾郡。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徐闻、合浦易成为对外港口。由于当时人们的航海技术和能力有限，多沿近岸航行，这在客观上也刺激了徐闻、合浦两港的繁荣。
总之，秦汉时期岭南港口与内地、中外交通的关系十分密切，货物交流繁多，促进了彼此商贸的繁荣，满足了统治者和权贵猎奇的需要，为以后各朝的商贸和贡赐品的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汉时期南向航线可以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红海、地中海等广大范围，在南海航线之西，汉代印度洋航路的开辟，使中国与大秦、天竺、条支往来更加方便，陆海路皆可通达，而缅甸通往中国的西南丝路无疑又是一条沟通海上航线的陆上通道，这些航线和道路的形成，为以后海上航线和陆上道路奠定了基础，有着重大的历史作用和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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