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以降，岭南与岭北的交通道路大多遵循古道，诸如《水经·洭水注》引耆旧所言：“自阳山达乎桂阳之武步驿，所至循‘圣鼓’道也。其道如堑，迄于鼓城矣。” 这里的圣鼓道很可能就是后来的秤架道（因经今广东阳山秤架瑶族乡而得名）。这条由桂阳而达阳山的一条秦汉古道，史载“秦凿杨山，桂阳县阁下鼓便自奔逸，息于临武，遂之始兴、洛阳，遂名圣鼓。今临武有圣鼓城”。“阳山县有石墟村，村下有豫章木，径可二丈，秦时伐木为鼓，名曰圣鼓也”，从桂阳、阳山、临武等地名看，秦汉时应凿这条从湘南到粤北的秤架道。这些要塞和道路，为国家政令的下达以及岭南地区政情的上传起到了桥梁作用，加强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使岭南地区纳入多民族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的版图内，加强了中原王朝对岭南越族地区的统治，有效维护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格局。
由于秦汉时期交趾郡是岭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也在关中咸阳、长安和豫西洛阳。若以函谷关为界线再向南延伸，无论是国家和岭南地方，当时的政治、经济偏西，连接京师与岭南中心的道路也以偏西的越城岭道为要。越城岭道之所以最便捷，与基本上利用舟船沟通南北的通道——灵渠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紧邻其东的萌渚岭潇贺道在其间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两者谁的作用更大，难以判断。随着六朝时期都城移至建康，岭南政治、经济中心也由交趾而东移广州，广州成为对外贸易的始发港和中心港，连接两大中心的道路也向东移至五岭东端的大庾岭路、骑田岭路。由建康西沿长江溯赣江，逾大庾岭“改装之次”，“舍车登舟”沿东溪（今浈江）、溱水（今北江）南下广州，成为主要通道之一。而当时的政治、军事重镇长江中游的荆州，通过长江—湘江—耒水或钟水（今舂陵水），越骑田岭沿溱水（上源武水，下游北江）或洭水（今连江）而达广州，其地位和作用也日益重要。东晋卢循起义，除派徐道复越大庾岭外，自率一路越骑田岭攻占长沙，应走此路。
而始兴郡就居大庾岭路、骑田岭路交汇处，即武水、浈水的交汇处。就在大庾岭路、骑田岭路南下达广州的溱水（今北江）途中，今广东英德、曲江等的南朝陵墓中出土了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 ，证明连接广州和岭北的道路借助溱水及沿岸的陆路。溱水中游的浈阳峡（今广东英德境北江一段），“两岸杰秀，壁立亏天，昔尝凿石架阁，令两岸相接，以拒徐道覆”，也是因战时需要而建的栈道。
值得一提的是，武水由于岭南“南货”的驰名也被岭北人贯以“贪泉”之称。盛弘之的《荆州记》记载了广州石门贪泉以外的另一贪泉（流）。“众山水出注于大溪，号曰横（流）溪，溪水甚小（深），冬夏不干，俗谓之为贪泉，饮者辄冒于财贿，同于广州石门贪流矣。”此横溪即武水，为逾骑田岭后岭南的第一水，武水下注北江而达四会，“刘澄之谓为一涯溪，通四会殊为孟浪” 。从交通来看，横溪作为中原人入岭南的第一条溪水，之所以冠以贪泉之名，与人们认为岭南“南货”“贪官”的出现与此地水土有关。无独有偶，骑田岭东的大庾岭，也作为从赣江入岭南的必经之“峤”，俗云：“经大庾，则清秽之气分；饮石门，则缁素之质变。”南来的廉洁之士，越大庾进入岭南，由清而秽。虽然官员的贪黩与五岭及以南的水土无关，但五岭南北水土不同，风气迥异，确是实情。五岭可谓当时的一条南北分界线。岭南的“南货”价值连城，跨越五岭的通道，成为岭北人获取海上丝路物品的主要途径。
六朝时期，五岭交通道路的重心东移大庾岭道，形成了岭南与长江流域、北方联系的新格局，这一格局直至清末五口通商以后才有新的变化。官员和商人促进了商贸的交流。梁时，周文育在大庾岭旅店赌博一夜“得银二千两”。始兴内史梁云“以恩德罢亭侯，商贾露宿，郡中称为神明”，改变这里“边带蛮人俚，尤多盗贼”的景象。梁末陈初，广州之地，“工贾竞臻， 粥米商盐，盈衢通肆。新垣既筑，外户无局，脂脯豪家，钟鼎为乐，扬祛洒汗，振雨流风。市有千金之相，因多万箱之咏”，商贸发展也促进了岭南经济区的形成，始兴郡无疑是陆上丝路的重镇，也是“南货”北上的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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