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定都长安，东都洛阳成为另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当时较为繁荣的城市还有扬州、益州，史书有“扬一益二”的美誉。岭南五岭以北的潭州（治今湖南长沙）、洪州（治今江西南昌），五岭以南的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广州，甚至交州（治今越南河内）等，都是这一时期五岭南北的中心城市。连接这些城市的道路纵贯五岭南北，形成了以广州、桂州等为中心的第一级主要交通路线。而大庾岭道即梅关道的开通，逐渐成为岭南通向岭北的重要道路，改变了岭南交通原来各道并存的地理格局。
唐代岭南港口与岭北的交通路线如下：
①广州—大庾岭—上都线。这条路线从广州达上都长安，“取虔州大庾岭路五千二百一十里”。从广州溯北江至韶州（治今广东韶关），“水陆相兼五百三十里”。韶州取道大庾岭达虔州（治今江西赣州）“陆路五百五十里”，沿赣江达洪州、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由江州溯长江而上，经鄂州（治今湖北武汉）、溯汉江达襄州（治今湖北襄樊），再北上经邓州（治今河南邓州）、商州（治今陕西商州）而达长安。五千二百一十里应是从此道而北上的。而顺长江东下而达扬州，再沿运河北上，经楚州（治今江苏淮安）、泗州（治今江苏盱眙）、宋州（治今河南商丘）、汴州（治今河南开封），达东都洛阳，再沿两京驿道西至长安。由于隋唐大运河修筑，而唐中后期又多依赖“东南八道”财赋，故这条利用运河的道路，成为漕运土贡、商贸往来、官吏贡使多取之途。唐后期运河江淮段常常被阻断，东南漕道亦常“取江路而上， 抵商山入关”，这也是《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江南道·江州》等记载广州经江州而西北达长安的道路里程所在。
北上上都和东都，大庾岭路是必经之途，经张九龄开元时新辟，成为沟通南北的通途。而赣江在虔州附近，“赣石险难，给水匠十五人，并于本州白丁便水及解木充。分为四番上下，免其课役”。贞元初，虔州刺史路应“凿赣石梗险，以通舟道”，使大庾岭路借助赣水交通的路线更为顺畅。
当然，从洪州而沿信江达信州（治今江西上饶），经衢州（治今浙江衢州）、睦州（治今浙江建德）而达浙江，再从杭州沿江南运河北上亦可达东都洛阳。这条更偏东的路线，从广州达洛阳七千六百多里，李翱从洛阳达广州走了六个月，也是需经大庾岭而达的。
②广州—武水—郴州—上都、东都线。广州“取郴州路四千二百一十里”达上都。从广州北上韶州，溯武水或从沿岸附近绕行越骑田岭而达郴州，由郴州北行而沿湘江，达潭州、岳州（治今湖南岳阳），沿长江至鄂州，溯汉水至襄州，再北上邓、商等州而入长安。此道武水上有许多险滩，《始兴记》已云其处“甚险”，“行者放鸡散米以祈福”，大大影响了交通。故《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岭南道·韶州》云，“西北至郴州陆路四百一十里”，多应取陆路，或沿今广东乳源、乐昌坪石间的“西京故道”，或沿武水近岸附近绕行。今广东乳源、乐昌坪石间的“西京故道”，笔者曾亲至其地考察，在梯云岭、猴子岭仍留有遗迹。梯云岭遗迹到宋代仍然使用。史载“梯头岭，在乳源县西北，出桂阳路，经此登级如梯”。这里的梯头岭为今梯云岭无疑。今乳源到坪石公路、京珠高速都与“西京古道”遗迹相近，大瑶山以西，从地理上看，乳源道的古今作用重大。虽然今天这里的公路新道并非完全利用古道，但利用自然地理大势，应该古今同理。
敦煌保留的《诸山圣迹志》，有僧人游历，从韶州“西望郴、连等，欲迁千里，经草蛮过野庚，八九日方达郴州”，或走旁道，或走乳源境内的“西京古道”。
另外，循州（治今广东惠州）等北上上都、东都，皆是“取广、郴路”北上的。东江通道也有时采用，但不如前者为要。
③广州 —洭水 —骑田岭 —上都、东都线。广州 “西北泝流至连州八百九十里”，沿北江再溯流洭水（今连江）至连州，连州“西北至上都三千六百六十五里。东北至东都三千四百五里”，越骑田岭至郴州，由此取郴州路，走潭、襄而至长安。唐代仕宦往来多取此道，贬官谪臣张说、沈佺期、杜审言、王仲舒、刘禹锡等都曾走此线南下。韩愈在德宗及宪宗年间贬谪岭南，三经骑田岭郴州路，或下武水，或下洭水而达北江再至广州。
④交州 —邕州 —横州 —浔州 —象州 —桂州 —潭州 —上都、东都线。交州 “北至上都六千四百四十五里，水路六千六百四十里。北至东都五千七百八十五里，水路六千三百八十里”。交州北上，沿左溪（今左江），经邕州（治今广西南宁）、横州（治今广西横县）、浔州(治今广西桂平西北)，然后溯今黔江、柳江，经象州（治今广西象州东北）、柳州（治今地）而达桂州。桂州“北至上都三千七百五里，北至东都三千四百五十五里” ，经灵渠，沿湘江，经永州（治今湖南永州）、衡州（治今湖南衡阳）、潭州，北上荆襄而达长安、洛阳。
⑤交州—廉州—容州—藤州—梧州—（或贺州）桂州—上都、东都线。由交州北上水路航行，至廉州（治今广西合浦东北），沿南流江达容州（治今广西容县西南），再沿北流江至藤州（治今广西藤县东），进入西江，至梧州（治今地）沿漓水而达桂州再北上。或从梧州经富州（治今广西昭平）而达贺州（治今广西贺州南），或沿西江还可南下广州。广州“西北至贺州八百七十六里”，由贺州北上越萌诸岭达道州（治今湖南道县），再沿潇水达永州，与桂州路达上都、东都路相接。贺州线因距广州悬远，已失去秦汉的要道地位，部分变成第二级的道路。《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载，封州北上上都要绕行梧州、桂州，而非经贺州，其意十分明显。
⑥万安州等—雷州—广州—大庾岭—上都线。由海南岛上的万安州（治今海南陵水北）、儋州（治今海南儋县西北）、崖州（治今海南琼山县东南）北上，渡琼州海峡达雷州（治今地），再沿罗州（治今广东廉江北）、高州（治今广东高州北）北上广州，再北行达岭北各地。或从罗州经白州（治今广西博白）而沿南流江再达容州、藤州、桂州北上。
⑦潮州—循州—广州—郴州—上都线或潮州—虔州—上都线。潮州“西北至上都取虔州路五千六百二十五里，西北至上都取虔州路四千八百一十里”，“西南至广州水陆路相兼约一千六百里，西南至循州一千五百里”。潮州北上沿韩江、汀江达汀州（治今福建长汀），再西行沿贡水达虔州北上。循州“西北至上都取广、郴路四千六百一十里，西北至东都取广、郴路四千四百五十里”，“西至广州水路沿泝相兼四百里”。
总之，上述七道中，以广州而言，开元以后大庾岭道地位日渐重要，从武水（或洭水）的郴州道次之。而以桂州而言，灵渠道为重，连接粤西、安南。而处在岭南东西中间的贺州道地位大大降低，无法与以上其他道路抗衡。
而值得注意的是，五岭附近各州间的道路日臻完善，各州下辖县与州的联系也日益紧密。五岭地区各州交通支线的发展及各州县小支线的形成，大大便利了岭南港口与岭北的联系。以唐代为代表，五岭间各州交通支线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江南西道虔州、郴州、永州、道州、连州，岭南道桂林、昭州、贺州、韶州、循州北部、广州北部等，相互间道路的联系已经大大加强。时循州（治今广东惠州）北上都城，向西取道广州，循州北部仅有雷乡（治今广东龙川西北）一县，其北部今东江流域的交通开发较其他各州都缓慢。但从南朝至唐时，古安远水（今九曲河）已被政府所重视，且在赣江流域之南的东江上游九曲河源地区已设立了安远县治，足可证从南朝梁时开始，古安远水（与今濂江、安远水不同）已是东江连接赣江的重要通道。唐代，位于今桃江滨畔的信丰县（治今新丰县嘉定镇），“北至州一百九十五里”，位于贡水支流今安远水上源濂江的安远县（治今安远欣山镇），“西北至州五百二十里”。而虔州（治今赣州）“南至循州一千六百一十四里”。唐时循州治今惠州市惠城区。循州雷乡县在今龙川县境西北，“西南至州六百里”。循州“西至广州水路沿泝相兼四百里，陆路三百五十里”，西北无论是到上都长安，还是东都洛阳，皆“取广、郴路”。值得一提的是，潮州（治今潮州湘桥区）至长安、洛阳的道路“取虔州路”，而潮州“西北至虔州一千一百里”。从潮州至虔州当沿韩江至程乡县（治今潮州市梅江区），西北陆路到达贡水上源而至虔州的。虽然雷乡县还不是南北的主要通路，但作为区域性的交通要地，它仍是潮州与广州的必经之地。这条梅、循与东江间沟通的驿道，唐朝时已经开通。在宋龙川县西四十里的山岭，“循、广二州分水岭也，（唐）大历中宰相常衮除潮州途经此岭，土人呼为丞相岭”。后韩愈赴潮州，也是“过海口，下恶水”，当是从东江而达韩江上源梅江、宁江才南下的。故唐雷乡主要是连接潮州与广州的主要通道，兼及东江流域北上虔州的交通。五代十国，雷乡因控扼大庾岭以东东江、梅江与赣江的交通要道，地位凸现。“梁、唐、晋、汉、周之间，常为总管府，甲兵屯焉 ”。南汉乾亨六年（922年），改雷乡县为龙川县，“仍移（循）州就县古赵佗城。西接嶅山，南临浰水”，仍是交通要地。五代末，罗恺先祖为南昌人，“徙循之龙川”。而时龙川县为循州治所，其地位大大加强，“东南抵惠，东北接梅、潮，西（应为北）连汀、赣，重山峻岭数百”。龙川为循州州治所，加强其控粤赣交通的职能。
五岭诸州中，除广州、桂州外，还形成了韶州、连州、郴州、虔州、永州等区域交通中心。
韶州州境东西略长，南北略窄，“州境东西六百二十里，南北四百五里”，是广州北上大庾岭路“取虔州、吉州路”，或“取郴州路”必经之地，是南来北往的大道所经。除南连广州，东北接虔州，西北至郴州外，还有“西至连州山路险峻五百里”，并非取今连州至韶关间的323国道的一段，而是从韶州北或南绕行的道路。另外，端州“北取广州四会县界水路至韶州六百四十里”，也是沿西江、北江而北达韶关。虽然循州“东北至韶关一千二百里”，但并非循州—广州—韶州三州距离相加的水陆路九百三十里（陆路八百八十里），而是远多于这个距离，说明其间道路还是蜿蜒曲折，非大道主路所经。韶州始兴郡“北至仁化县三百二十里重山无路”，经仁化县北达郴州的道路还不是大道所经。
总之，要道以外的韶州通端州、连州、循州还是有路可通的，特别是五岭山地韶州至连州的山路，有力地加强和改变了武水与洭水（湟水）之间的交通。而韶州通循州的道路也在部分地改变五岭东部落后交通的面貌。
连州东连韶州，东南接广州，“东北度岭至郴州三百九十里”，与东部联系较为频繁。其南下广州必须通过湟水（今连江）。连州城东南十一里的贞女峡（后又名楞伽峡），为湟水著名的峡谷之一，韩愈的《贞女峡》诗写道：“江盘峡束春湍豪，雷风战斗鱼龙逃；悬流轰轰射水府，一泻百里翻云涛；漂船摆石万瓦裂，咫尺性命轻鸿毛。” 可见水上交通还是有一定的障碍。蒋防在宝历二年（826年）为连州刺史，“尝疏楞伽峡水以利涉，民甚德之”，大大便利了湟水的交通往来。而其西部，“西至贺州捷路二百七十里，取道州桂岭路三百六十里”，桂岭即今广西贺州大桂山，今323国道的一段正位于贺州至连州之间。连州与贺州有两道相通，说明今萌渚岭以东的这一段五岭交通还是开发程度较深的，这与长沙马王堆《地形图》《驻军图》对这一带的绘图密集是一致的。连州连山郡“北至桂阳郡蓝山县二百五里，西北到江华郡五百七十里”，“西南到临封郡六百三十里”。江华郡即道州，临封郡即封州，其间有道路相通。唐代是在汉代基础上，加强了今萌渚岭以东的连州、贺州、封州、道州的交通。
道州东至郴州、连州，西连昭州、桂州，南接贺州。道州先治营道县（治今湖南道县），后徙江华县（治今湖南江华西北）。这里是贺州越萌诸岭北上永州、两京必经之途。营道县“西南到永州险峻无路”，都庞岭阻隔；“西至平乐郡四百里”，沿今永明河—桃水—恭城河而达，其间越今龙虎关。《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江南道·道州》却云，道州（时治所已迁至江华县）“正南逾岭至韶州四百二十里”，从里程来看，韶州平乐郡可以当之，韶州道州间隔连州，《元和志》昭州误写作“韶州”而已。碰到春汛的龙舟水，河舟多难行。道州境内的营水（今潇水和上游沱江），大历二年（767年）“逢春水，舟行不进”，“下泷船似入深渊，上泷船似欲升天”，给交通带来不便。
郴州除连通上述韶州、衡州、连州、道州外，还东达虔州南康郡一千一十二里（一作一千一十三里）。而东北达吉州庐陵郡（治今江西吉安）一千二百五十里，当是从郴州至衡州而达吉州的，其里程恰是两者之和。故衡州与吉州、郴州与虔州，其间越过罗霄山脉还是有道路相通的，其中郴州与虔州当是沿今东江而达上犹水进入虔州的。
虔州北接吉州、洪州，西接郴州，西南接韶州，东南接潮州等，南接循州一千六百五十里（一作一千六百一十四里），“隔越参溪岭一千五百里”，循州北上沿今东江与赣江上游还是有道路相连的。不过，这里确实交通落后，道路还是较难走的。
桂州后为桂管经略使驻地，其地位在岭南仅次于广州，通过桂水连接昭州、富州（治今广西昭平）、梧州，通过相思埭连接柳江流域的柳州（治今广西柳州），还西至融州（治今广西融水），西北接溪阳郡等羁縻州县。其东还接道州、贺州，东北连永州，道路四通八达。是仅次于广州的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由于其处在岭南的湘桂走廊的中枢地区，其在五岭交通的地位特别是五岭西部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昭州、富州位于桂江中游，上达桂州，下达梧州，东连贺州，昭州东北还可达道州，都庞岭与萌诸岭间的营水（今潇水）—永乐水（今恭城河）通道早在秦汉时已经形成。唐时作用不减当年。
贺州北连道州，西连昭州、富州，东接连州、广州，南达封州、梧州，而“西至苍梧郡，山岭重叠，不知里数”，当受大桂山阻隔。“东北至零陵郡，山岭无里数”，当受萌诸岭、九嶷山阻隔，中间又隔道州，故至永州无里数。《通典·州郡典》贺州临贺郡下缺距离东西京的里程，无论如何，这足以证明贺州所在的贺江北上通道已非唐时越南岭的重要通道。
以上各州间的交通道路已经形成并得以完善，这足以证明五岭间的交通支线在隋唐五代时期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以州治作为地域中心，各下辖县与州间的交通已经形成。《元和郡县图志》有关五岭地区各县都有距州的里程，我们可以把各州内部各县的道路称作五岭间的小支线，这样，干线—支线—小支线的网络交通格局已经形成。
当然，除了以上的交通路线外，值得一提的是，五岭东部大庾岭道的新辟与粤通岭北主要干道的形成，以及灵渠道的进一步维修，促进了五岭西部的交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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