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楚马殷据湖南,“是时王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辏”,交流湖南与桂北货物。湖南茶业北销中原和江淮,“于京汴、荆、襄、唐、郢、复州置回图务,运茶河南北,以易缯纩、战马而归”,“湖南由是富赡”。而南汉不仅占据岭南,后来还占据桂州、郴州、桂阳监等,海盐北运,南货“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于天下”,交流四方,也增加了商贸的繁荣。南汉积极参与贸易,不但恢复了与南海丝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交流,而且继续使用唐代政府管理舶来品交易的系统,南汉政府南北货物汇聚。“岭北商贾至南海者,(刘岩)多召之,使升宫殿,示以珠玉之富”,南汉也“与岭北诸藩岁时交聘”。据《旧五代史·梁太祖纪》载:开平元年五月,“进奇宝名药,品类甚多”;十月,“又进龙脑腰带、珍珠枕、玳瑁、香药等”;十一月,“进龙形通犀腰带、金托裏含棱玳瑁器百余副,香药珍巧甚多”;开平四年七月,“贡犀、玉,献舶上蔷薇水”;乾化元年十二月,“贡犀、象、奇珍及金银等,其估数千万”。
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的名为印坦(Intan)的沉船上,发现了97笏中国银锭,重达5000两之多。其价值大约是唐政府于9世纪初向饶州乐平银矿征收的年开采税之2/3,多于桂阳监的矿主980年向北宋政府所缴交的开采税之两个月的总和,更是996年时北宋政府全年纯银收入的1.15%。杜希德教授认为,这尽管只是一种纯粹的假设,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银子在作为税收进入南汉国库后,便成为政府支付巨额款项的媒介,毕竟银子无论在中国的境内及境外皆可认兑。印度尼西亚沉船上的这批银两显然是南汉政府用来抵付自商人(或外国 使节)处购买的一些名贵南洋货品的,如香料等。 南汉对外贸易发达可见一斑。
南汉商品贸易以珠玑、珍宝及香料等为主,南汉专事采珠的媚川都,一在雷州与合浦之间的珠母海,自汉以后为著名的采珠区,历代设有官府收税;一在东莞大步海及其邻近海域,这里也盛产珠蚌。所采珍珠,均充积内库。据《南汉书》记载:焚宫之后尚余美珠四十六瓮。而北宋陶榖《清异录》卷下记载,舶主何吉罗洽密曾赠给番禺牙侩徐审三枚鸟嘴尖香,曰:“此鹰嘴香也,价不可言;当时疫于中夜,焚一颗则举家无恙。”后八年,番禺大疫,审焚香,阖门独免。余者供事之,呼为“吉罗香”。南汉后主时后宫有“媚猪”“媚羊”等波斯女,而兴王府兴建的宫殿就有45所,其中“昭阳殿”用金作屋顶,银作地面,木料都用银作饰,殿下设水渠,渠内布满珍珠,又琢水晶琥珀作日月,放在东西两条玉柱上。同时,做离宫千余间,有南宫、大明、昌华、计泉、玩华、秀华、玉清、太微等。“厚自奉养,广务华靡,末年起玉堂珠殿,饰以金碧翠羽。” 这些都证明了南汉时期对内外贸易发达,金银宝器盈库,殿宇辉煌,极度奢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