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岭南港口与中外交通的关系表现在：①中外航海的贸易路线不断扩展，线路增多；②宋代来往广州等岭南港口的国家和地区增多；③宋代来往广州等岭南港口的外国商人和南北商品增多。
（1）中外航海的贸易路线不断扩展，线路增多
宋代，广州为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阿拉伯人爱德利奚（Edrisi）《地理书》云：“（中国）最大之港曰广府（Khanfu），西国商业以此为终点。”中外交通的主要航线，在唐代“广州通海夷道”的基础上，仍然是从广州等岭南港口入南海达东南亚，再由此经印度洋、波斯湾，到达南亚、西亚、东非，甚或欧洲地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外国门上》、卷三《外国门下》对此有详细叙述。
《岭外代答》卷二《外国门·海外诸蕃国》云：“诸蕃国大抵海为界限，各为方隅而立国。国有物宜，各从都会以阜通。正南诸国，三佛齐其都会也。东南诸国，三佛齐其都会也。西南诸国，治乎不可穷，近则占城、真腊为窊里诸国之都会，远则大秦为西天竺诸国之都会，又其远则麻里拔国为大食诸国之都会，又其外则木兰皮国为极西诸国之都会。”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部巨港、占碑一带）“在南海之中，诸蕃水道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由于三佛齐成为西亚、南亚甚至东南亚国家来往岭南广州等的中转站，故中国商人前往印度、阿拉伯等国的贸易，也多在三佛齐停泊、转货、修船及补给淡水、食物等。三佛齐东南的阇婆国，“在海东南，势下，故曰下岸。广州自十一月、十二月发舶，顺风连昏旦，一月可到” 。而从阇婆到广州，则经三佛齐而达。“西北泛海十五日至渤泥国，又十日至三佛齐国，又七日至古暹国，又七日至柴历亭，抵交趾，达广州。” 这里渤泥国（今加里曼丹西北角一港口）、古暹国（今马来西亚瓜拉龙运）、柴历亭（今马来西亚Cherating河流域），皆在三佛齐附近，为广州南下可达。其他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北部及老挝南部）、罗斛（今泰国华富里一带）、吉兰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一带）、蓬丰（今马来西亚彭亨州一带）、蓝无里（一作蓝里、南渤利、南巫里，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凌牙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以东林加一带）、昆仑（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丹流眉（今马来西亚北部泰国洛坤境）、交趾（今越南北部）、麻逸（今菲律宾民都洛）等也与广州往来。
除东南亚各国外，南亚、西亚、东非各国，也多与广州等港有贸易往来。注辇国（今印度东南部科罗曼德海岸附近）使臣婆里三文，“离本国，秒行七十七昼夜，历郍勿丹山、婆里西兰山至占宾国；又行十一昼夜，历伊麻罗里山至古罗国……又行十一昼夜，历加入山、占不劳牢山、丹宝龙山至三佛齐国。又行十八昼夜，度蛮山水口，历天竺山，至宾头狼山，望东西王母家，距舟所将百里，又行二十昼夜，度羊山、九星山，至广州焉” 。就是南亚的麻离拔（今印度马拉巴尔海岸一带）、故临（今印度西南奎隆）、胡茶辣（今印度西北古吉拉特）、鹏茄罗（今孟加拉国）、细兰（今斯里兰卡）等国，也与广州多有联系，《岭外代答》卷二《外国传·故临国》云：“故临国与大食国相迩，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次年再发舶，终一月始达。……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二年矣。”故临西的大食、层檀、勿巡（即殁巽，今阿曼东北部苏哈尔）、俞卢和地（今沙特阿拉伯卡提夫）、麻加（今沙特阿拉伯白麦加）、陀里离（今伊朗西北部大不里士）、弼斯罗（今伊拉克祖贝尔）、拂菻（今叙利亚）、大秦（今叙利亚一带及土耳其、埃及等部分地区）等，甚或非洲的层拔（今索马里以南）、弼琶罗（今索马里柏培拉）、木兰皮（今非洲西北部及西班牙南部一带）、勿斯里（今埃及）等。如熙宁四年（1071年）、元丰六年（1083年），层檀国曾两次遣使来广州。其来广州路线，“海道便风行百六十日，经勿巡、古林、三佛齐国，乃至广州” 。而西亚大食诸国，成为广州通往印度洋的重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大食者，诸国之总名也。有国千余，所知名者，特数国耳。有麻离拔国，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行，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有麻嘉国。自麻离拔国西去，陆行八十余里乃到。”
《岭外代答》《诸蕃志》等书，对岭南对外交通路线特别是海上航线有详细记载，是我们了解宋代岭南海外贸易的重要文献，《岭外代答》卷三《外国门·航海外夷》云：“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阇婆国，其次三佛齐国，其次乃诸国耳。三佛齐者，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南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如自甲子门。阇婆之来也，稍西北行，舟过十二子石而与三佛齐海道合于竺屿之下。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其他占城、真腊之属，皆近在交趾洋之南，远不及三佛齐、阇婆之半，而三佛齐、阇婆又不及大食国之半也。诸蕃国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惟大食必二年而后可。大抵蕃舶风便而行，一日千里，一遇朔风，为祸不测。”“上下竺”一般指马来半岛东的奥尔岛，有东西双峰对峙。“交趾洋”，为我国海南岛与越南之间海域。“屯门”为今香港九龙半岛西北岸一带。“甲子门”为广东陆丰甲子港。“十二子石”在爪哇海中，约今卡里马塔海峡塞鲁士岛。“竺屿”即上述“上下竺”。这段航线为岭南通往南海，以及向西、向西南伸展到南亚、西亚、东非乃至北非、南欧的航线。
值得注意的是，在原有通往三佛齐的传统路线上，出现了重要支线。一是阇婆来华航线。从阇婆港口蒲家龙（约今北加浪岸），经十二子石、上下竺岛与三佛齐航线汇合。这条线不仅走直线，而且巧妙地利用了西南季风从爪哇海北上进入南海的爪哇海流。一是从渤泥（今马来西亚婆罗洲）来华航线。渤泥到占城，先向菲律宾方向走一段，然后再斜穿南海至中国，比较便捷。而从岭南至菲律宾，早在北宋时，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的佛庵也同时发掘出土有饰纹细密的越州瓷器以及北宋时期广东人的陶瓷器 ，证明广东有达菲律宾的航线。
岭南港口除广州外，宋代广南西路的廉州、钦州也是联系安南的港口。《岭外代答》载：“异时，安南舟楫多至廉，后为溺舟，乃更来钦。……交人之来，率用小舟。既出港，遵崖而行，不半里即入钦港。正使至廉，必越钦港。乱流之际，风涛多恶。交人之至钦也，自其境永安州，朝发暮到。钦于港口置抵棹寨以谁何之，近境有木龙渡以节之，沿海巡检一司，迎且送之，此其备诸海道者也。” 可见，钦、廉虽海上与安南相近，安南船也来往两地，但抵棹寨盘查，木龙渡节制，巡检司迎送，贸易应受广州市舶司管理。虽有航路，“自钦西南舟行一日，至其（安南）永安州，由玉山大盘寨过永泰、万春，即至其国都，不过五日”。陆海兼行方到安南国都。
同样，粤东的潮州虽是一方名港，宋代对外贸易也多受广州的市舶司管理。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潮州言三佛齐国蕃商李甫诲乘舶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药悉送广州” 。此次台风，三佛齐船未入广州而达潮州，禁榷的香药仍送至广州，潮州仅是临时外贸港口而已。
（2）宋代来往广州等岭南港口的国家和地区增多
宋代由于采用官府经营（“贡赐”贸易和一般贸易）与私人经营（官吏经营和商人经营）等方式，广州又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使来往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的数量增多，商人增加，商贸活动日益频繁。宋代来广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据《宋会要辑稿》《岭外代答》《诸蕃志》《文昌杂记》《宋史》等书记载，将近七十个。其中重要的有：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一带）、真无里（今泰国东南岸的尖竹汶）、暹罗（今泰国北部）、罗斛（今泰国的华富里一带）、蒲甘（今缅甸中部的Pagan城）、吉兰丹（今马来西亚吉兰丹一带）、蓬丰（今马来西亚彭亨州一带）、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东部巨港、占碑一带）、阇婆（今印度尼西亚爪哇中部北岸一带）、蓝无里（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的Lamuri）、凌牙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以东的林加及林加海峡）、渤泥（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昆仑（今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群岛）、丹流眉（今马来半岛北部，一般认为泰国洛坤）、柴历亭（今马来西亚Cherating河流域）、古逻（今马来西亚的瓜拉龙运）、麻离拔（今印度马拉巴尔一带）、故临（今印度西南岸奎隆）、注辇（今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峡一带）、胡茶辣（今印度西北古吉拉特）、麻逸（今菲律宾民都洛）、鹏茄罗（今孟加拉国）、细兰（今斯里兰卡）、麻嘉（今沙特阿拉伯麦加）、木兰皮（今非洲西北部及西班牙南部一带）、勿斯里（今埃及）、弼斯罗（今伊拉克巴士拉西祖贝尔）、层拔（今非洲索马里以南一带）、弼琶罗（今索马里北岸的柏培拉）、层檀（今阿拉伯半岛，为塞尔柱族建立政权）、大食（一般指阿拉伯帝国，黑衣大食即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勿巡（今阿曼东北部哈德角西岸之苏哈尔）、俞卢和地（今波斯湾西岸沙特阿拉伯的卡提夫）、陀罗离（今伊朗西北部大不里士）、拂菻（东罗马帝国）、芦眉（一说专指东罗马，或今叙利亚大马士革）、斯加里野国（今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茶弼沙（或谓今欧洲西班牙）、遏根陀（今埃及亚历山大港）、中理（今索马里一带）、昆仑层期（今马达加斯加岛或桑给巴尔岛）、默伽猎（今非洲西北部）等。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一所列元丰时南方十五个国家和地区“入贡”，其中交趾、渤泥、拂菻、大秦、注辇、真腊、大食、三佛齐、阇婆、丹流眉、陀罗离、大理、层檀、勿巡、俞卢和地等，大都在广州登陆。诸如“其四曰住（注）辇，在广州之南，水行约四十万里方至广州”。广州成为中国沿海最大的商贸港口，其进口香料在沿海诸港中首屈一指。
（3）宋代来往广州等岭南港口的外国商人和南北商品增多
宋代时期来往广州等岭南港口的外国商人多是“南蕃诸国”的一般商人、带有贡使身份的商人。后者来往都要设宴款待。而外商居住在广州，或聚居“蕃坊”，或杂居民间，人数不少。北宋建隆四年（963年）颁布的《宋刑统》卷六中，就有不少涉及外商的法律条文。这些法律条文涉及外国人犯法如何处理、外国人婚姻、蕃客不得私自与中国官民交往、外商遗产处理等多项内容。南宋的《庆元条法事类》是南宋的法律汇编，其卷三、卷三十六、卷七十八等多条亦涉及外商犯法处罚、居住、服饰规定等，但在广州等地并未严格执行。外商在熙宁修西城后，“蕃坊”被纳入西城内，外国人并非法律上规定的那样，一定居住在城外。
宋代广州进出口物品有一定的规定。宋代从海外进口的货物多达410种以上，其中绝大部分是从广州港进口的货物。主要有：香药、象、犀、珊瑚、琥珀、珠钊（珠琲）、宾铁、鳖皮、玳瑁、玛瑙、车渠、水晶（水精）、蕃布、乌樠、苏木等。尤以香药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上述广州外贸香药中的乳香占全国外贸的很大比重就是例证。而出口的物品有各色丝织品、精粗陶瓷品、漆器、酒、糖、茶、米等各种日用品，数量仍很大。新近阳江海域“南海一号”的大量瓷器，正是广州等岭南港口出口货物的见证。
宋时广州城不仅舶来品充斥，而且水陆交通与近海航线发展繁荣，“舟行陆走，咸至州而辐凑焉” 。广州城内稻米、食盐、矿产、瓷器、丝绢、水果、木材等多种商品，琳琅满目。广州城南珠江沿岸，“濒江多海物，比屋尽闽人” 。乾道中，“荆、淮、湖外，及四川之远，商贾络绎，非泉即广，百货所出。有无相易，此亦生人大利也” 。而宋时，“又福、泉、兴化三郡，全仰广米以赡军民”“福、兴、漳、泉四郡全靠广民以给民食” 。广米多从广州、潮州收集而北运。而“槟榔生海南黎峒，亦产交趾”，“广州税收槟榔税，岁收万缗” 。其交易量当十分巨大。而广盐经南雄北运赣州，广州府各盐场收集后沿北江转运。其他珍宝海货，“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南货北运。
潮州仅次于广州，为粤东重要港口。不仅参与广米北运福建，而且还一度将潮盐北运汀州。潮州岁产盐66600石，除供应本州、梅州、循州外，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至八年（983年）、绍定五年（1232年）以后，又曾两度销往汀州。通过韩江、梅江、汀江，“汀州于潮州般请” 运盐销售。绍定五年，汀州“改运潮盐”，“其盐经由潮州潭口场纳税，过上杭县，从官检秤核实，方到本州交卸”。
南恩州居广州通往海南五洲军要冲，江浙商人常至此贩运。“其汀、赣之人，每岁春时动，是三二百人为群，以商贩为名，纵横于广东循、梅、惠、新、南恩州及广州外邑之境，以往广西雷、化等州掠取牛畜而归。” 由于“盖潮、惠、南恩州既自产盐，而官复般卖，往往计口而售于民” ，又转卖于汀赣贩运民众。客观上刺激了雷州半岛以东的今广东沿海的私盐运销。
雷州，居雷州半岛中部，与海南岛隔琼州海峡相望，由于海南岛商货大多由此转运，故商贸发达。“东至海岸二十里，渡小海抵化州界地名碙洲泛海，通恩等州并淮、浙、福建等路。南至海一百三十里。递角场，琼州对岸。”徐闻县谚语，“欲拔贫，诣徐闻”，经营商贸，“出鸟药、高良薑、益智子、海桐皮”，并有海南货物，故客商云集。
海南岛上的琼州等州军，宋时为广南西路管辖，上述琼州、昌化军商税超过万贯，可见其商贸活动之繁荣。海南岛盛产槟榔，“海商贩之，琼管受其征，岁计居什之五” 。其“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又《市舶门》曰：‘非槟榔之利，不能为此一州也。’” 泉州徐五叙兄弟“往来廉、广，归宿于琼，以贩槟榔为业，旦见之二十年矣”，“偕载者使自至廉收米” ，廉米南运海南，海南槟榔北运。“贾物自泉、福、两浙、湖、广至者，皆金银物帛，直或至万余缗，自高、化至者，唯米包、瓦器、牛畜之类，直才百一。” 远处岭北“金银物帛”，近处高化米、牛、器皿等皆销往海南。而海南诸香及海货亦北销至岭北。
宋代，海南岛与南海诸国地理相近，贸易便利。“廉之南，直通交阯。自广东渡海，曰琼州、万安、昌化、吉阳军……若夫浮海而南，近则占城诸蕃， 远则接于六合之外矣。” 楼钥写道：“势须致此（指海南岛）少休息，乘风径集番禺东。” 庄方往任知琼州时，皇上告诫他道：“琼管以四州之壤岭立海中，实与番禺相为引重，大船艑献琛，赖以为归，麾符不轻畀也……（尔）必能习知南海之俗，往其辑宁蛮蜒，劳抚贾胡，以称朕选侯之意。” 入宋以后，有人总结海南与内陆贸易主要有三条航线。 一是雷州到海南，从徐闻县递角场出发，“一帆济海，半日可到” 。二是广州到海南，据朱初平奏章上说，广州是“外国香货及海南客旅所聚” 之地；《宋史·张鉴传》亦载，当时张鉴在广州时，“有亲故谪琼州，每以奉米附商舶寄赡之” 。可见往来于广州和海南岛之间的商船相当频繁。三是泉州到海南，古代海南不仅与广州通航极便，后来泉州海港兴起，两地商船往来也无须多少时日，如宋时泉舶“岁杪或正月发舟，五六月间回舶，若载鲜槟榔搀先，则四月至” 。每年“闽越海贾惟以余杭船即市香。每岁冬季，黎峒俟此船方入山寻采，州人从而贾贩，尽归船商” 。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稳定的航线不仅为海南岛与内陆的经济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也使海南成为沟通中国内陆与外国贸易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宋代海南的海外贸易，首先表现为中国大陆和南海诸国的转口贸易，“在岛东南部和南部，如陵水军田坡、番人坡、移辇，三亚市藤桥、天涯海角、崖城、梅山等地，不断发现唐宋文物。其中有波斯人珊瑚墓葬上百座，粤、闽、浙、赣等地出产的陶瓷、北宋铜钱等” 。可见，当时有很多闽粤等地的陶瓷和铜钱被转运到海南，尤其是铜钱，在大陆严禁的情况下，经由海南转口就更加隐秘和便利，此后明清时期有很多的走私贸易也大多走这条路。除了转口贸易之外，海南本地很多物产也向海外出口。宋乾道中占城国王曾派人到海南买马，得到数十匹，次年再来买，“人徒甚盛” ；淳熙二年（1175年）秋，占城国王“遣六百人，海舟三十艘，至海南买马” 。足见占城对海南马需求之急切。除采购商品外，也有来补充淡水的。如在昌化县的白马井，“泉味甘美，商舶回日，汲载以供日用” 。这些商人由于在海南采购商品或补给航行所需物资，仅在海南作短暂的逗留。与此不同的是，有些因海盗掠夺而来的外国人，或是由附近国家避难而来投靠的人则在海南长期居住下来，形成早期在海南落户的东南亚移民。宋雍熙三年（986年），“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罗遏为交州所逼，率其族百口来附” 。据《诸蕃志》载，宋时“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皆有市舶” 。海南具有特殊的船舶税法，对于往来于海南的商船的收税情况，琼管曾奏“海南收税，较船之丈尺，谓之‘格纳’。其法分三等，有所较无几，而输钱多寡十倍” 。《诸蕃志》也载：舶舟分三等，“上等为舶，中等为包头，下等为蛋舶，至则津务申州，差官打量丈尺，有经册以格税钱，本州官吏兵卒仰此以赡”。
钦州，宋时代替廉州成为通往安南的重要港口。“唯富商自蜀贩锦至钦，自钦易香至蜀，岁一往返，每博易动数千缗。” 除西南丝货外，钦州乌婪木船柁一双，“在钦直钱数百缗，至番禺、温陵，价十倍矣”，为造海船必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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