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国内交通水陆驿站四通八达，岭南各港口通往岭北的水陆驿站也布列交通线上，主要服务于政治、军事需要。这些驿站管理制度严密，除查诘往来使臣，还为往来官员和人员更换马、船，提供住宿，招待饮食等。诸驿站有马站、水站、车站、江船站。“水站、马站则通客旅，车站、江站则通货。” 岭南主要驿道有三条。一条是从江西到广州：赣南—南康—南安——南雄—韶州—英德—清远—广州。时广东中东部属江西行省管辖。一条是从广西至海（或广州），静江（桂林）—平乐—富川—开建—德庆—肇庆—新州（或广州）。一条是从福建到广东，福州—泉州—潮州—南海。 粤东潮州为了加强与江西行省省会龙兴（治今江西南昌）的联系，改原来驿道直接由抚州—汀州—梅州—潮州，路程缩短750余里，仅1600余里，在近道上设置17个驿站。 广州驿站15处，包括7处马站128匹马，8处水站88只船；韶州驿站8处，包括4处马站100匹马，4处水站36只船；南雄4处驿站，包括2处马站60匹马，2处水站20只船；惠州14处驿站，包括6处马站66匹马，8处水站28只船；潮州10处驿站，包括8处马站84匹马20乘轿，2处水站22只船；循州6处驿站，包括3处马站16匹马，3处水站7只船；梅州3处驿站，包括1处马站8匹马，2处水站12只船。而琼州、化州仅各有2处马站，马一二十头而已。 这足以反映出粤东、粤北以北江、东江、韩江为通道的交通繁荣，而粤西以及海北、海南道的内地交通不便。而民间水上交通除以上繁荣地区外，应以西江及沿海交通较为发达。
元代，世祖时广东道宣慰使塔剌海“开西驿路，以通步驿”。至正二年（1342年）乐昌县尹张思智开“平新陇西路” ，开凿武水上游道路。除修路外，横跨江河上的许多重要的桥梁和浮桥，也在元代有修建。而内河两岸出现了码头，除了每日往来的摆渡“横水渡”外，还出现了航程较远有固定起讫点的“长河渡”。大德《南海志》卷十《河渡》就载南海县长河渡有新会渡、肇庆渡等33处长河渡，番禺县有东莞渡、惠州渡等17处长河渡；而南海县横水渡更多达46处，番禺县横水渡也有33处。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水路交通发展，不仅使岭南之间相互联系，也使广州至大德间的旅程，“然叶舟风递，驲骑星驰，不十余日可至，何其速也”。
元代日益完善的沿海与内地交通，对国内贸易的开展影响较大。海南岛四州军，不仅蕃货在此出售并转贩至全国各地，而且海南土产槟榔、土布、香料等也运销沿海各地。元至元三十年（1293年）九月，正式于琼州设立海南博易提举司，“税依市舶司例” ，次年又置覆实司，实质上也是掌管当地海贸事务的机构。 由此可见中央政权对海南海外贸易的重视，这也说明海南在海外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元初，“驸马嗦都右丞征占城，纳番人降拜，其属发海口浦安置，立营籍为南番兵，无老稚，皆月给口粮三年以优之，立番民所，以番酉麻林为总管，世袭降给四品印信”，而“其在外州者，乃宋、元间因乱挈家架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坊、番浦”。
而大家熟知的乌泥泾人黄道婆， “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被更乌泾，名天下，仰食者千余家” 。潮州也为闽广交通枢纽，“潮之为郡，介乎闽广之冲，凡趋闽趋广者，靡不经焉” 。潮州沿海贸易发达，“船通瓯吴，及诸蕃国，人物辐集，而又地平土沃。饶鱼盐，以故殷给甲邻郡”。
福建广东的铁，经常贩运至庆元（今浙江宁波），“生铁出闽、广，船贩常至，冶而器用” 。大德十一年（1307年），江南大旱，饥荒，定海（今镇海）人乐大原“发巨艘贩泉南、广东之未，平价使人就籴” 。广东米还从海上救济江南。另外，据《至正四明续志》卷五《市舶》所列的一份市舶进口物品清单，细色120个品类中，槟榔、吉贝花、吉贝布、崖布、蕃花、棋布、万安香、桂皮等；粗色100个品类中，广漆、益智、椰子、椰子壳、焦布等，大多从广州、海南或其他岭南港口转贩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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