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广州、澳门为主的岭南港口，成为明代内联外接、中外商贸交流的最好体现。其他如潮州港、钦州港、琼州港、廉州港、雷州港等，成为区域性港口，主要辐射区域内各地，但也有联系另外其他国内外港口，这些港口有以下几大特点：
①各港口的地理位置不一，其对外的作用不同。广州、澳门作为岭南港对外最重要的港口，也作为明中后期国内货物最集中的地区，允许外国商人每年春秋两季来采购货物，广州设有管理外贸的市舶机构，又曾一度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故其成为主要的对外贸易港理所应当。随着明后期澳门的兴起，许多外国商船以澳门为基地，从事转口对外贸易，开辟东达日本长崎，以及经马尼拉达拉丁美洲，巩固了南达满剌加至果阿的航线，并将其延伸经好望角而达欧洲。随着欧洲新航线、美洲新大陆的发现，中国明代对外贸易也加入世界贸易这一行列，不仅中国对外航线延伸，而且进出口货物种类多，数量大，特别是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直接刺激了国内丝织业和棉纺业的发展。
②岭南各港口对内外商贸活动，不仅促进了各港口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港口城市的建设和布局。除洪武十一年（1378年）广州城将宋三城连接起来外，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第二次扩建，为适应因海外贸易而新发展起来的濠畔街一带繁荣商业区的需要，把城区向南扩张。“自西南角楼以及五羊驿，环绕东南角楼，以固防御，长一千一百二十四丈，高二丈八尺，周三千七百八十六丈，上广二丈，下广三丈五尺，为门八。”明政府还加强了对澳门的管理。嘉靖时，广东官方在澳门设置提调、备倭、巡缉三行署，负责治安、防备和贸易管理，隆庆以后，广东地方在澳门设立关闸，增兵防守，建立保甲，委任“夷目”，制定禁例。澳门“番坊”城市的建立，是中国商民与居澳葡萄牙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明政府拥有和行使澳门完整的主权，其成为远东国际贸易中转港，支点是中国以丝和丝绸产品为代表的商品。澳门国际贸易的发展，正是以中国腹地商品经济和市场的繁荣发展，其发展应与明代晚期中国国内商品市场网络和作为珠江三角洲商品经济发展进程有密切关系，其贸易支点是中国商品，与中国腹地商品经济和市场繁荣有关。
③岭南各港口通过对外贸易，不仅为国内丝货提供了销售的国际市场，而且反过来促进了国内的包括广东的丝织手工业扩大及生产分工，加速了广东冶铁和铸造业发展，区域内外分工明确，不同商品产地和市场出现，甚至加速了广东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蔗桑基、果桑基鱼塘等方式出现，精耕细作、多种方式使用，有利于珠江三角洲集约化经济的形成与发展。而拉丁美洲的玉米和番薯的引进，广东也成为较早种植的地区之一，加快了商品性农业发展的步伐。
④通过岭南各港口，广东侨商移民海外，特别是南洋地区，对开发东南亚作出贡献。明代广东商人出海而定居于国外，或为自发性移民，或为政治—经济性移民，或为政治性移民，他们多居住在安南、占城、暹罗、北大年、马六甲、印度尼西亚诸国、菲律宾群岛，主要从事商业、农业、采矿业、园艺业和渔业，对南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发作出了贡献。中国商人不仅以麝香、苎丝、色绢、瓷器、铁器、金银、铜钱、铜器、樟脑等日用品和名贵药品换取香料、宝石、珍珠、椰子等土产，特别是铜器、铁器等生产工具的输入，对当地的农业和手工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华侨与当地人民接触，互相学习，中国的农业耕作技术对东南亚当地人民产生巨大的影响。加里曼丹董坡索人使用犁耙耕种就是一例。中国的蔬菜、果品和花卉传入印度尼西亚亦不少，如白菜、韭菜、荔枝、薤、龙眼、肉桂等，这些有益的植物，对东南亚人民的生活和康健起了很好的作用。
⑤岭南各港口不仅是中外商品贸易交流的桥梁，也促进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在天文学、历法、西医学、西药学、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建筑学、农学、语言音韵学、美术学、音乐等方面“西学东渐”，而中国的古典经籍、儒家哲学思想、科举制度、中药学、中医学、中国数学、语言文字、印刷术等科技、中国工艺美术、中国音乐、风俗等亦“中学西传”。澳门成为这一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天主教耶稣会士、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利玛窦等传教士，大都从澳门开始，足迹遍及岭南肇庆、韶州、南雄等地，其间岭南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功不可没。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对外交流频繁。除广州、澳门外，岭南的潮州、琼州等对外贸易也十分发达。以下分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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