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岭南进入大规模的开发时期。虽然有明一代的276年间，前期、中后期发展水平不一，各地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岭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均超越前代。特别是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以及沿西江、北江、东江一带，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不断兴起，出现了一系列种植经济作物的产地和专业性的农业区域，“桑基鱼塘”“果基鱼塘”“蔗基鱼塘”等基塘面积扩大，地区间的商品交换频繁。除岭南内部交换外，还突破岭南，远涉长江流域以及周边的闽、贵、滇等地。商品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水上交通以及水路运输的进步，已形成了一定的水运网络，航运专业化的体系也逐步确立，水陆联运的交通运输路线不断延伸，以港口为基点的腹地不断扩大，沿江、沿路的墟市、港埠日益发展，岭南对内贸易进入快速发展的时期。明代岭南港口与广大腹地的交通联系表现在：①有关航道与道路的整修；②岭南内部的水运体系；
③水陆联运的岭外交通发展。
（1）有关航道与道路的整修
岭南各港口与腹地的联系，首先通过源于五岭等山地的各河流交通往来。珠江三角洲河汊纵横交错，河网密布，西江、北江、东江相互交织，组成一幅水上交通的图卷。而由于各河流中有大量的泥沙淤积，造成河床淤塞。沿河一带民众，修建堤防，一方面在堤防里形成堤围、基围，开垦沙田，引水灌溉，堤围成为三角洲平原地区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形式。 另一方面，堤防、堤坝的修筑，也便于防御洪水，“塞支强干，束水收沙”，保证水道的畅通。明代珠江三角洲堤围多分于西、北江干支流，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河岸堤防总长达22万多丈，约181条。 珠江三角洲堤防与河道的整治，为水上交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江历来为广州等珠江三角洲各港口北上的主要通道，溯北江而上，滨江、潖江、绥江、连江、滃水等，至韶州东北行，沿浈水抵梅关，开元时张九龄凿大庾岭新道（即梅关道），后为岭南北上的重要通道。
永乐末，因“岭路原砌砖石日久圮坏”，南雄知府陈锡“重加甃砌，以便往来”，补植沿途路松，禁止砍伐。 正统十一年（1446年），南雄知府郑述，“砌岭路九十余里，补植路松”。成化五年（1469年），广东巡抚都御史陈濂、属同知刘安，以及十七年（1481年），南雄知府江璞都再修岭路，补植岭松。正德九年（1514年），广东布政使司吴廷举、同知李吉“增植松梅万五千余株”。 而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知府江璞迁元建的文献公祠于云封寺后，正德七年（1512年），知府张岭又重修。 其后，清乾隆时，重加修建张文献公祠。 嘉庆时，又修云封寺。 这些沿途的寺院、祠堂等的不断修复，保证了沿途食宿的提供。
南路修筑的同时，大庾岭以北的梅岭北路亦间有修筑。明成化以前，“自岭至府治，旧有砖石细街，岁久碎没，尺点丈缀，散如列星”，如遇积雨连旬，“往往人驴俱仆，摩虬蹄触，货随覆败”。成化十五年（1479年），南安知府张弼重修岭路，“悉用椎削取其礐确以补道陷”，“又砌以石蹬”，“其长二十五里，其阔一丈，悉用碎石块平砌，其中青石长条固其边幅”，“遇水架梁”，“又以余力补甃城中衢及城外至迎恩坊而北，则斩新修治，与岭相准，凡为路者三十余里” 。如此大规模修整，利在千秋。洪武十六年（1383年），于梅关下置巡司，后迁于南雄东北九十里的红梅驿，即今南雄梅岭镇。红梅巡司作用更大意义上在于军事方面。 到明嘉靖时，红梅巡司以上，还有小岭铺、云封寺（即丞相祠）等 ，清时，红梅巡司以上亦有小岭街、新路口塘、梅岭塘、掛角寺（即云封寺）等。 北麓横浦驿以上有五里亭、关圣庙、大沙铺、黄泥巷、乱石铺、梅岭铺（一作梅关塘）、下马亭、半山亭等。 沿途一路村落相望，街铺林立。
就是如此修整的道路，由于途经深坑水等处，“水溢堤蚀”。深坑水桥又在弘治十六年（1503年）至十七年（1504年）再次修建，号曰“接岭桥”。 南安府境大庾道上的其他桥亦多次修筑，其中大沙桥计有明正统、万历，小沙桥有明景泰，镜台山桥有明正德、万历等多次修筑。而南安府处章江上的横浦桥（一名平政桥）史载有元延祐、至正、明洪武、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五次）、清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同治等朝修建。 桥梁之外，明天启四年（1624年）大余县令陈九锡“重甃梅岭路两千三百余丈”，修补石阶，增修石墙，改筑新路一百五十丈，又在红梅铺南建“望梅阁”。
明代与前代同样，韶州民“苦泷水为殄，浈水次之，而路尤冲”。嘉靖十七年（1538年）左右，韶州知府符锡“栈浈峡甚善” 。这次修筑韶州以下的北江栈道，当为今浈阳峡附近的栈道。修此道之后，符锡又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复开武水上泷路，“乃发闲役，募匠石，锄土山，凿石山，梁溪谷，广昃经，路穷则济水，两岸互行。盖自县城西由北岸至大延；上五十里为期门渡而北，由期门三十里为许滩渡而南，舟皆官设。于是，行者相属于道”。“六泷底治，水陆并行。” 嘉靖修六泷前后，又有正德时乐昌主簿宋金凿新泷西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吴运昌复开泷路，以利舟楫。
韶州城居武水、浈水之交，两河夏秋涨水，常常冲击堤岸，毁坏城池。成化十四年（1478年），韶州知府王宾，重修武江旁的西河堤，“横亘三百余丈，既坚且固”，又于西河通津埠附近“别置水埠，累阶瓮石，俾客舟泊于上流，步楫泊于下流，复建长亭十二间于津头”，便于两岸往来和水上运输。 东河浈江也不时为患。正德间，浈江东徙，毁坏城池。韶州同知李纯用松木堵塞，“复决”。嘉靖十八年（1539年），知府符锡新修东堤，“濯河及底，而直树之樁，纵比之栅，叠石而衡之”，用灰、土、石、樁等修筑长235丈，宽5丈，高1.8丈的大堤 ，保证了府城与水上交通的安全。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韶州知府詹雨重修西门外的浮桥。弘治七年（1494年），知府钱镛重新“构舟五十”，“舟上再加以板枋，通行者也”，又筑东西两亭，以便行者 。
除北江外，东江河源县“滨江为城，舍干就枝，势弱形下，水稍溢即啮之”。两广总督陈蕖，议捐二百金，命民修万年基，以城南等低洼地“蓄水”，于城东修制府湖，“河源之民而资之以为此湖也” ，东江与制府湖相互依存，既便于城市用水，又可泄洪，相得益彰。兴宁属东江与梅江之间， “通长乐，历广城孔道络绎，而城西河汇众流以限往来”。嘉靖二年（1523年）前设舟以渡，后屡修屡坏。嘉靖二年又作浮桥，嘉靖十七年（1538年）改作石桥，又坏，嘉靖三十年 (1551年)，又凑钱“比舟二十有无，置楯交鏁结石东西岸”。
岭南粤东潮州等港口，依托韩江，与粤东、赣南、闽西南等客家地区联系紧密。广东大埔县三河镇以上，西源为梅江，北源为汀江，东源为和头溪，梅江、汀江皆流程长，可直达长乐（今广东五华）、兴宁、程乡（今梅县），而汀江可达汀州府（治今福建长汀）。韩江下游经潮阳县界分为三流，两支经澄海县入海，一支经揭阳县入海。明代整治韩江流域的河道，以下游三利溪为代表。三利溪始凿于宋元祐年间，明正统以来，日渐湮塞。弘治五年（1492年），潮州知府周鹏复疏浚，“浚南濠渠韩江之水以益之，又筑关置键以节启闭，使历冬夏，岁旱溢常平而无虞。于是，耕者沾灌溉，高者行者免踣溺”，名副其实，便灌便运。 “漕运者不之海而之溪。辞白浪于沧溟，谢长风于大舟舶。” 同时，知府周鹏、潮阳知县尹元茂又发动民众，“商人输金，富家捐粟，豪强侵占者还地”，修浚“用通舟楫”的城壕，“深一丈，广五丈，长千百丈，两岸似界，一水若带，北通程、揭，南达丰、惠，释负载于长途，谢风波于巨海，其利博矣” 。潮阳城附近的北门堤、东厢堤、江东堤、上中下外蒲堤、北厢堤等，明代大都有补筑，诸如外蒲堤，计有明永乐十年（1412年），正统元年（1436年），成化八年（1472年），弘治八年（1495年）、十二年（1499年）、十三年（1500年），嘉靖六年（1527年）等多次修筑。北厢堤计有嘉靖十六年（1537年）、二十三年（1544年）、二十四年（1545年）等多次修筑。横跨韩江上的广济桥，亦有宣德年间（1426—1435年），成化六年（1470年），弘治十年（1497年），正德间（1506—1521年），嘉靖间 （1522—1566年）等多次重修 ，大大便利了两岸商贸往来及附近民众的灌溉，保证了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潮阳城外的潮河外通大洋，弘治四年（1491年），县令姜森“始拓其址而深广之”。弘治十四年（1501年），县令张廷槐“复疏浚之”；嘉靖十年（1531年），又“浚之沟以汰其腾污，葺之关以捍其冲激，为之平阑浅级以杀其奔湍之势……凡为河深一丈，广五丈，长为丈一千八百有奇……承载者利涉，转输者驰肩……泉货以通，民用以利” 。榕江、练江沟通，使潮阳城水运大大改观。
粤东其他县也大修河道，便利商贸往来，海阳县、揭阳县间的中离溪，嘉靖七年（1528年）“役二邑七都之力以浚，迄诸桃山为道二十余里，民甚便之” 。万历时，海阳县令沈凤超复疏浚之，又增长两千九百余丈。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因“海、饶及揭民往来，舟楫多覆没”，知府郑宗古、都御使翁万达等募民浚溪。 澄海县于隆庆五年（1571年）修县城时，引三川溪穿城而过，“民居分列，一水中流”，有“商贾辐辏之效”。后因“舟楫难行”，拓展水关，“溪深加倍，以灰石固其旁岸”，终使水运通航。
粤西高州府（治今广东高州）、雷州府（治今广东雷州）、廉州府（治今广西合浦），有钦江、廉江(南流江)、九州江、鉴江、漠阳江等联系。这些内河航运，距离不太长，要通过西江干支流才能到达岭南其他地区，故粤西内河航运特别是沿海港口的商品多靠海运。即便如此，明中后期粤西南各河水运也经过整治得到发展。嘉靖十二年（1533年），雷州知府黄可行，“尝开西湖旧渠，引潮水直至桥下以通舟楫，省负载之力，商贾便之” 。嘉靖间雷州知府张准，“悉伐石以修南渡路三十里而遥，雷琼行人德之” 。万历时，雷州知府伍士望，“浚万金渠通舟楫”，“修筑长堤以拥护东城，环以竹木如墉如带，今东郊民多富庶，称其遗泽不置云” 。成化时，广东分巡佥事陶鲁曾“由茂名县之梅菉至电白城西，开通南港以达阳江县之直垅，通恩平县之河道，即可径抵省城，计期五昼夜可到，米谷货物，无不流通，商民利益甚大。惜其疏浚已至直垅，惑议中止” 。万历时，广东按察副使王泮于肇庆府“导沥水”，“泄潦入江”，“通北港入高明仓步水” 。地跨高要、四会、南海三县的丰乐大堤，成化肇庆同知张吉修筑，不但把“沮洳平衍数平顷尽为沃壤”，且在日后“嘉靖中潦水常溢，赖堤捍患”，灌溉防洪双赢。廉州知府沈纶仁，正德间“开江口水道，民便之”。
（2）岭南内部的水运体系
明代岭南内部的水运体系基本确立，特别是明中后期，随着商品贸易的日益频繁，岭南各港口与广大腹地的联系日益频繁，确立了广东以北江、西江、东江、韩江等为主，广西以西江干支流为主的水上交通网，广东、广西相互依托，共同促进了岭南内部水运的发达。
岭南内部多用水道航行，以广州为中心，形成以下几条主要水上兼有陆路接驳的通道。
①北江—浈水道。广州北上，沿北江，溯浈水，至梅岭附近用陆运而北接南安府章江道。这条道路是官道，唐开元以后，一直是岭南东道（及后来的岭南东路、广东）北上的主要道路。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天下水陆路程》）卷一之二“北京至江西、广东二省水路”，从北京经北直隶、山东、南直隶（沿运河、长江）抵江西九江府，沿赣江，至南昌府（治今江西南昌）、临江府（治今江西清江南）、吉安府（治今江西吉安）、赣江府（治今江西赣州），沿赣江支流章江达南安府（治今江西大东县）横浦驿，“过大庾岭，即梅岭。六十里中站，即红梅关。六十里南雄府保昌县凌江驿，一百里濛浬驿，九十里安远驿，六十里回岐驿（并属清远县），六十里胥江驿，九十里官窑驿（并属本府），八十里至广东布政司广州府南海县、番禺县五羊驿（属番禺县）。……江西至广东，自南安府横浦驿起至横石矶驿止，水马并应；湖口县至广东城滩洪缓急详卷七之十” 。同书卷七之十“湖口县由江西城至广东水”，除详列赣江航行的急滩险阻外，还提到“梅岭路隘。驴马遗溺甚臭，宜醉饱而去。浈江多滩无石，上难而下易，船大无虑，峡中山蛮易防” 。上述梅关岭多次重修，应与此道频繁遭路人践踏、使用过密有关，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北江—浈水—章江—赣江的通道的重要性。
②东江道。由广州东行，沿东江至惠州府（治今广东惠州），由此或沿东江，再东行至长乐（治今广东五华北）、兴宁（治今广东兴宁），沿梅江、韩江而达潮州；或东行沿近海沿陆路，经海丰县（治今广东海丰）、潮阳县（治今广东潮阳）而达潮州。《一统路程图记》（《天下水陆路程》）卷三之二六“广东布政司至所属府”中，“本司至潮、惠二府路”，陆路由五羊驿，百里乌石驿，六十里増江驿（并增城县），一百里沙河驿（博罗县），一百里惠州府欣乐驿，八十里平山驿，七十里平政驿（并属归善县），八十里平安驿（海丰县），七十里南丰驿，八十里东海滘驿，八十里惠来县大陂驿，八十里北山驿，五十里武宁驿，六十里灵山驿（潮阳县），七十里桃山驿（潮阳县），七十里潮州府海阳县凤城驿。
而同书卷七之一三，“广东城至惠、潮二府水”，由广州“五羊驿，百二十里增城县东洲驿，九十里东莞县黄家山驿，八十里铁冈驿，七十里苏州驿，四十里惠州府归善县欣乐驿，百里水东驿，五十里莫村驿（博罗县），一百三十里苦竹派驿，九十里河源县宝江驿，八十里义合驿，百七十里蓝口驿（并属河源），六十里龙川县雷乡马驿，过岭，六十里通衙马驿，六十里兴宁水马驿，下水，七十里七都驿（并属长乐县），八十里程乡县揽潭驿，七十里程江驿，六十里松口驿（并属程乡县），五十里大埔县，二十里三河驿，百里产溪驿，七十里潮州府海阳县风城驿，百里饶平县黄冈马驿，八十里福建漳州府” 。
这些驿路虽以行政邮递为要，但基本上勾画出了交通路线的脉络，商路也应走这些路线。明程春宇《士商类要》卷之一“广东由潮、惠二府至福建路” ，基本上与上述《天下水陆路程》一样，商路也大致循主要交通干线而行。
时龙川为惠州府下辖一县，为粤东东西向驿道所经。不过，时惠州府经龙川县北越南岭的通道已经通达。惠州府“北至江西赣州府龙南县界六百三十里” 。时和平县“北路县前铺三十里至水车铺，五十里至岑冈铺，俱至江西龙南路” 。时和平县有龙冈公馆，“旧以路通江西立馆，编门子一人守之，以居公行者，后因讨李文彪，废。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佥事龙瑛议建” 。兴宁县“北路四十八里至潭坑铺，三十里至罗冈铺，三十里至十三都铺，三十里至小铺，通江西赣州”；龙川县“东北路县前铺一百二十里至吉祥铺，接江西安远县” ，和平县北通定南县，龙川县通过古安远水即明三百坑水今九曲河而达安远县。时龙川县在“府东北四百里，东北至江西安远县三百五十里，北至江西龙南县三百二十里，东至兴宁县百五十里” 。龙川县东北铁龙隘（又作铁炉隘）接江西安远县界，“万历初叶楷据此作乱，寻讨平之” 。
明中后期，龙川、和平、兴宁等近山地区，常常依险叛乱，政府常平叛之。龙川县北葫芦洞、铜鼓嶂、嶅山太乙峰、猴岭隘、铙钹山、十一都等，兴宁县大望山（一作大帽山）、宝山、岑峰、丹竹楼等，和平县浰头山、九连山、岑冈等，安远县黄乡保、板石镇等，龙南县（西南）冬桃岭、（东南）油潭岭、南埠隘等，定南县岑冈、阳陂隘、鸦鹊隘、磨刀、桐坑、员鱼隘、径脑隘、龙子岭隘、黄藤隘等 ，皆为险要之地，地方民众多据此叛乱，政府也多在此设险布防。仅以龙川为例，“虽然广犹一百九十里，袤犹二百四十里，居郡上游，当江、赣之冲，为汀、潮之障，则固三省咽喉、四州门户，可不谓严邑哉！北为十一都，离城百七十里，层峦叠嶂，径路林深，与闽、赣连界，历为萑苻逋萃之薮，置五峡司巡检于此，盖得扼要之道” 。龙川在连接赣江、东江流域交通、军事、政治方面的作用十分重要，故龙川通衢商业繁荣，“东
坝富商大贾所聚”。
今龙川县细坳镇联平村三叉坳有摩崖石刻，竖有刻于嘉靖二年（1523年）的石刻一题，全文74字，讲述刘备禄同妻室捐钱修路事。 而附近细坳镇半径乡半径村还保留有长71丈，宽4尺8寸，共360级（部分已崩溃）的“媳妇阶” ，虽“媳妇阶”今天在江西、广东省交界的民间有着美丽的传说，但像这样的交通道路不断拓展和修砌，使得赣粤交通不断地改善。就在九曲河以东的粤赣交界处，除细坳镇附近的遗迹外，其东的龙川县上坪镇金龙村还有明万历年间创立的江广亭 ，这座木石结构的茶亭，应是明清以来龙川通往定南、安远、寻乌的见证。今龙川贝岭至定南天九镇、隆江公路分别经过以上细坳、上坪等处附近，其交通仍发挥着作用。
和平县北连定南，东南通过浰江与龙川相接，九曲河及支流老城河等、浰江及支流和平水等，皆是重要通道。明以前，龙川北接安远、信丰等地，多取道于此而北接桃江、廉江。和平至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从龙川等县析出，但其交通地位不可小视。今京九铁路、粤赣高速及和平至定南公路皆经此附近。和平北上陵镇岑江村冬天腊山摩崖石刻二题可以证明其间交通与军事的重要，一题是万历十九年（1591年）广东惠州卫指挥任道远“征岑剿灭之”并屯兵四载的题记；另一是民众捐款修路题记。 文曰：“岑岗，中洞要地，两京江广相通，商旅日经，耕樵必经，一路石壁崎岖，来往跋涉艰辛，信东聘宇翁目业捐出银一千二百两，请匠砌凿修理，广结良缘，永远为记。” 此道船形围、水车头、三浙水等村落，皆和平至古龙南陂隘，即今和平通定南岿美山
镇所经。而和平通定南老城九十里，和平至县境东水镇九十里（再延伸由东北街入郎仑可通龙川义都、老隆），和平至贝墩90里（往东可通龙川、五华、兴宁），贝墩至下车70里（可往北通定南），而下车街有三十六磴，和平县城阳明镇还可通西北浰源镇90里，往北可通江西龙南、全南等（今接105国道） ，这些古道皆显示从明至清历民国，和平的主要古道已经形成。“粤赣要隘”和平，不仅是北上通道必经，也是南下龙川必经之地。
龙川、和平北接江西赣州境地，贡水支流的桃水、廉水等，也间有连接。龙南东南南埠隘与和平浰头、岑岗相连，龙南西南樟木阨，“路出始兴”；横冈隘，“南通浰头，西通翁源、龙川”；定南县阳陂隘、鸦鹊隘，“皆接和平，为锁纽处” 。其北信丰县，“县境东南接安远界，由安远转入长宁，其间黄乡等处，脱有不逞，路必出新田，故巡司之备御为切”。新田东南石背堡，唇齿相依；县东石口隘，鸦鹊隘，“路通会昌、安远二县”；信丰县西九里、竹篙二隘，“路通大庾县及广东之保昌县” 。安远县板石镇，在“县西北七十里，与新丰县新田巡司接界，明朝宣德十一年设巡司，当粤寇出没之境，捍御最切”。廉水至板石镇“始通舟楫” 。通过信丰新田、安远板石，信丰江与廉江流域相连接。安远县南修田坊南径隘，“四山壁合，中开一小径，通广东惠、潮诸路，诚一邑之险要也” 。安远南通定南、和平、龙川等地，亦诚交通要地。
实际上，如以潮州港为中心，沿韩江、梅江、汀江而上，溯至粤东北各县、赣南赣州各县、闽西南汀州府各县，陆路东行达福建漳州府（治今福建漳州），粤东形成了以潮州为中心的区域性商品集散地，内联外引，形成潮州对内对外贸易中心。
③西江道。由广州西行，沿西江至肇庆府（治今广东肇庆）、德庆州（治今广东德庆），再沿江至梧州府（治今广西梧州），沿浔江至浔州府（治今广西桂平），再沿郁江至南宁府（治今广西南宁），沿左江至太平府（治今广西崇左）、龙州（治今广西龙州）、凭祥州（治今广西凭祥），由此而南达越南。“广东至安南水陆”道，“广州府七十里官窑驿，四十里西南驿（三水县），灵洋峡（共百二十里），肇庆府崧台驿（产端溪砚处），潇湘峡（共百二十里），新村驿、悦城镇、三洲喦（共一百里），德州府寿康驿、都城（巡司，共百二十里），封川县麟山驿，贺县水口、界首（共七十里），梧州府府门驿（两广都御使，太监、总兵驻扎）” 。
④广州西行达高州、雷州、琼州等府路。由广州沿西江达肇庆府，由肇庆府高要县的崧台驿，“八十里腰古驿，五十里新昌驿，七十五里独鹤驿（并属高要），八十三里恩平驿，七十里莲塘驿，六十里西平驿，六十里阳春县乐安驿，六十里太平驿（阳江县），六十里立石驿（电白县），一百里那夏驿（茂名县），七十里高州府茂名县古潘驿，西去廉州府，南九十里陵水驿（化州），一百十里新和驿（石城县），一百里桐油驿（遂溪县），六十里城月驿（属遂溪），九十里雷州府海康县雷阳驿，六十里将军驿（属海康），八十里英利驿，一百里沓磊驿（并属徐闻县），渡海，广六十里，白沙驿（属琼州），十里琼州府琼山县琼台驿，东去万州。西四十里西峰驿”，经澄迈县、临高县珠崖驿、儋州归善驿等五驿，昌化县昌江驿、感恩县县门驿等，达崖州潮源驿，“广东城至此两千五百五十里，东去陵水县，陆路三百里”。而琼州府东去万州路，经文昌县宾宰驿等三驿、会同县永丰驿等，达万州万全驿。“广东城至雷州府渡海六十里，至白沙港登岸，十里至琼州府，四面皆海……本府东去万州，西去郁州（应为儋州），折南至崖州，一府三州十县环五指山之外，惟崖州陵水县在五指之极南也。南京至琼州府六千六百五十五里。本省漂海而去，顺风两日，至琼州府在城海南卫” 。水陆并行，广州皆可达海南岛。
明代，广东广州、钦州、廉州、雷州等皆可北上，或经广州而直接与西江各干支流沿岸各府州联系。海南岛一府（琼州）三州（崖州、万州、儋州）或可北上雷州、高州、郁林州、廉州，与广东各府州或广西相联系，形成水陆兼有的交通格局。查明代或清初广东、广西各方志不难发现，各府州县也有支道相联系，这些府州县之间的水陆联系或为国家驿道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为其补充。总之，这些官方记载的水陆道路，再加上民间修筑的各种山道小岔、水涌支汊，形成了后世较完善的水陆交通网络，有利于岭南内部的商品交换。
3）水陆联运的岭外交通发展
岭南内部依靠各江河，形成了以水上交通为主的交通网络。边远的山区，主要以陆运为要，形成了各府州县的密切联系。内地的货物，汇集到岭南各港口，除利用岭南部分的水陆交通外，大部分还需要利用物产地与岭南间的水陆交通方可达岭南各港口。故岭南以外交通的拓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岭南港口腹地货物的聚集。
广东北上南京、北京主要走北江—赣江的梅关道，由此直达长江。从湖口县长江沿岸东航，可达南京长江沿线各府州，分别在扬州府（治今江苏扬州）、镇江府（治今江苏镇江）向北、南沿运河达黄淮、太湖流域地区。而广东北上还有湘江、洞庭湖而达长江流域。而湖南南部有“衡州府东江市郴州水”路，即从衡州府沿耒水，“六十里前溪渡，六十里马口滩（巡司），六十里新城市，百里耒阳县，六十里上堡街，六十里永兴县，六十里陈江口，六十里郴江口，六十里东江市，产靛，陆路六十里郴州。郴州陆路五十里至良田，又五十里至宜章县，雇小船，仅装十石，至管浦，又换桑船，装二十石，至乐昌县二百里，至韶州府入浈江，去两广” 。这条湘江—耒水—武水—北江的通道，是湖广通广东的大道。
当然，修筑水陆交通，遇山开路，遇水架桥，或直接利用河道航行。而南方各江河，水量较大，常常设立码头，或横渡商旅，或方便商旅用舟航行。上述嘉靖间雷州同知张准，“悉伐石以修南渡路三十里而遥，雷、琼行人德之”即是例证 。而万历时，罗定州西山交通依然艰难，知县林致礼“开西山罗旁、夜护城、镇安寨各处大路，芟除林莽，以成周行。改封门所，就近以便接应。凿山、通圳、绕郭，东西延环数十里” 。虽修路方便军事管理，但客观上改善了罗定州附近的山区交通。而广州城西通顺德、新会、香山、三水诸陆路，崇祯五年（1632年），两广总督熊文灿率官民规划修路，由广州城西渡江达大通镇、神安镇、佛山镇、黄鼎镇，“以往抵诸邑计百余里，荡平宽衍，皆一辙中际，沟浍津途可湮者路之，不可湮则舟之，桥凡六十座，横渡凡八所”，广州城西陆海并行，“而行旅由海则帆樯无恙，由陆则毂击肩摩”，“舟车叙而行” ，这些新修的水陆交通设施部分恢复了岭南各港口与附近地区原来落后的交通面貌。
岭南的津渡和桥梁，成为水陆交通有机的组成部分。除官渡外，民间私人经营的民渡亦存在。据嘉靖十四年《广东通志初稿》和万历《广东通志》津渡 统计，嘉靖十四年（1535年）前，广东各府州县共有津渡383处，而万历三十年（1602年）前增至710处，仅60多年就增加了将近1倍。而明代顺德的桥梁达148座，饶平县石桥16座，大埔县石桥8座。万历间仅罗定州就架桥228座。除石桥外，有浮桥、木桥等多种形式并存。韩江上潮州的广济桥（湘子桥）就是石桥与浮桥结合的代表。其他诸如韶州府城西的遇仙桥、钦州东的平安桥、惠州府城外的利涉桥、宁济桥等，都闻名于世。 南雄府浈水上有太平桥（万寿桥）、凌江上有清泰桥 ，这些桥梁以及附近码头，方便行旅往来和船只停靠，因商旅频繁，附近常设有征税的税务机构。
总之，明代岭南内部和岭北交通不断发展，向西拓展至粤西少数民族居地，向东，韩江、汀江水运发达，加之利用北江、西江、东江等干支流，内河航运十分发达。而江西、湖南两省，由于湘、资、沅、澧、赣、信、抚、饶、锦、袁、昌等江河的利用，再加上长江、运河等，形成了岭外不断延伸的交通网络，向西南达云贵，西达巴蜀，西北达湖广、长江以北乃至陕南、河南南阳，直达黄河流域，向东沿长江直达南京各州府以及浙江等省，东南达福建。而通过运河又把中国北方与长江流域联系在一起，完善的交通网络为港口与腹地的贸易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而广东与福建、浙江等还可以从海上交通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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