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从顺治十二年（1655年）至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王朝先后五次颁布禁海令，并把沿海50里的居民内迁。“迁界”不仅使岭南沿海居民失业流徙，沿海船只大减，沿海盐场废弃，贸易口岸零落萧条，也使广州沿海和河口区的水运遭到严重破坏。加之平南王尚可喜父子、靖南王耿继茂两藩不断“刷掳”民船，造成了船户的破产，尤以南海、三水、阳江为甚；罗踞津口， 也造成了商民的裹足；兵匪勾结为患，造成了船运的断绝，给广东内河运输业带来了一定的损失。 随着复界以及三藩被平定，岭南各江的航道不断增辟，津梁、码头不断整治，沿江及沿路的商贸集镇进一步形成，水运管理机构粤海关、两广盐运使司、广东水师正常化，内河常关、粤海关征税分驻内河要道和沿海口岸。清代岭南港口与腹地交通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①道路的整治；②津梁、码头的复修和新置；③港口的勃兴；④重要商路的网络化。
（1）道路的整治
清代，岭南陆路道路仍与前代一样，不断加以维护和修筑。广州北通岭北、清远、英德、翁源间，“皆层峦绝涧，水流湍激，径道崎岖，兼以蓁莽滋多，豺虎丛穴，征帆马迹，来往维艰。虽曰有道路、桥梁，几经蹂躏，久淹翳于烽烟蔓草间，不可复问矣……则清远大庙一带，终成畏途”。康熙元年（1662年），尚可喜等“藩府资力既齐”，“山辟以道，水接以梁”，“修复英、清峡道，令山川间阻荡然以平” 。这次“筑建下至清远，上至浈阳，为桥五十三座，数百里内皆成坦途” 。道光五年（1825年）两广总督阮元重修，“平治道路二万四千四百余丈，修造桥梁一百四十五处，凿崖石，选栈极，伐竹木，六年秋工始毕，用银四万五千两有奇”。这次重修“于三百七十余处，分为南、中、北三段。南段自清远县白庙起，至英德县细庙角止，（阮）元率盐运司翟公锦观督盐商治之。中断自英德县大庙起，至新旺泛至，上驷院卿督理粤海关达公名达三率洋商治之。北段自英德箭径山起，至弹子矶止，广东巡抚成公名成格率南韶连道衍公名衍庆治之”，其后“每年冬，查勘修补一次”，以使道路畅达。
从韶州西行的乳源“西京故道”，避开武水九泷之险。而乳源县大桥镇梯云岭云梯祠遗址，笔者于2009年冬春之交亲自踏察，遗址旁已建新祠，有乾隆五年所立《重修梯云记》。“夫梯云者，上通荆楚，下接连阳，昔人创结，数百余载也。……葱□等发簿捐金修整，外结石墙” 。大桥北上通梅花、坪石，南下通乳源以及洛阳镇而南下连州、英德浛洭镇等。乾隆十四年（1749年），“且上界连阳，下通楚粤，二省往来交错者甚众”，又修处于通道上的乳源洛阳镇泉水村永兴桥，立有“建造永兴桥碑” 。沿途建有许多凉亭，诸如猴子岭石亭（乾隆十八年建）、核桃山歇凉坳纳凉避雨亭（乾隆十九年建）、侯公渡新民茶亭村的驻云亭（乾隆四十八年建）、大桥云山脚乐善亭（道光十年立碑）、大桥象兑亭（也作五里亭，道光二十八年建）、三元寿德亭（同治九年建，文曰：“此地名曰大坳里，自粤抵楚，称通衢焉。往来行人不始如继，可不设一亭，以便息肩之所乎！……”与一般福寿道德亭不同）、白牛坪仰止亭（同治十一年造）、乌鹑岭官止亭（光绪十三年建）、猴子岭心韩亭（光绪三十年重建，另有“心韩亭茶亭产业碑”）等。
这些沿路凉亭为交通道路提供便利。核桃山歇凉坳纳凉避雨亭，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重修斯路”，有《重修路碑》为证。而上述梯云路，经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多次重修。南水河畔的附城镇码头，位于今乳源附城沿江西路河堤墙中，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建城西桥，并因“通邑人士与楚地并连阳商旅往来甚众。其马（码）头旧砌水石，高低不平”，不利通行，“易改青石，以便人行”，嘉庆十年（1805年），又有“重修码头碑记”，重“砌马头”。这些交通设施，有利于道路的畅通。
清时，由于梅岭“岁久年湮，屡修屡圮。左右歆折，中或低洼，路几失其真形”，嘉庆至道光时，虽曾筹款欲修大庾岭北道，“皆有修之名而无修之实”，“以故路圮石没，依然泥淖水冲”。南安知府汪甫率众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修梅岭至下三段，咸丰元年（1851年）又修下三段至广大桥 。清时，红梅巡司以上亦有小岭街、新路口塘、梅岭塘、掛角寺（即云封寺）等。 北麓横浦驿以上有五里亭、关圣庙、大沙铺、黄泥巷、乱石铺、梅岭铺（一作梅关塘）、下马亭、半山亭等，沿途已商铺林立。
（2）津梁和码头的复修和新置
东江重镇龙川，有佗城码头和老隆码头等。佗城码头有明代建的南门渡口码头和东坝码头，清代建有华光庙前码头，长7米，18级石阶，现仍可见码头残迹。其他沿江河还有五合、四都、黄石、岩镇、黎咀、贝岭等码头。 河源县龙津渡，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有捐资置渡，利行人举”，次年，“得造河船以济行人矣，甃南岸、北岸以石级……”。据阮元的道光《广东通志》卷一五三至一五七《建置略》统计，清代广东桥梁五万四千多座，其中有明确记载清代修筑达三万多座。诸如一些重要的城市内濠，既有利于城市排涝，又可便利水上交通往来。诸如广州的南濠，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重凿；西濠于嘉庆十五年（1810年）重浚；石门水道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重疏。佛山涌连通广州与北江，道光元年（1821年）至四年（1824年）、道光十五年（1835年）至十七年（1837年）清浚河道两次 ，大大便利了广州、佛山与北江的交通。
清代广东江河水道干线上有大量长行渡、横水渡，形成了深入广东城乡的水运网络。据珠江三角洲所覆盖的十五个县的方志统计，从康熙到道光年间（1662—1850年）有长行渡500余处，横水渡485处。它们从各县治或重要圩镇出发，抵达广州、佛山、陈村、石龙等水运枢纽。例如潭江、西江水系有江门至广州、佛山、香山、石龙、西南、古镇等地的码头、渡口，古劳至广州、江门、甘竹滩；西江水系有西南至肇庆、英德、广州、佛山、鹤山、圣潭、胥江，河塾至佛山，白坭至广州，肇庆至广州、佛山、梧州等，四会至广州、佛山、西南等地；珠江水系有香山（石岐）至广州、佛山、陈村、石龙、澳门、顺德、江门、会城，佛山至沙头、九江、澳门、香港；九江至官窑、广州，沙头至江门、陈村，里水至佛山等；东江水系有增城至广州、佛山、石龙、新塘，莞城至广州、石龙、太平、南头，石龙至西乡，楹岗至石龙等渡口码头。
（3）港口的勃兴
清代，广东的佛山、江门、石龙、梅菉、陈村等作为区域性市场中心，而广州作为区域性大都会和中外商贸港口，商铺林立，货物琳琅满目。广州内城、新城、西城、东关、河南等具有行栏墟市特征的百余条商业街市，数目约占广州全部街巷的四分之一。《粤海关志》各卷所载与广州大关间商贸及相关税则管理，比比皆是，而与广州相联系的国内和国外商贸港口多达数十个。
佛山不仅与广州、江门、澳门、东莞、香山等港口有“洋南各货”“红单各货”“土鱼胶”往来，还有省内南货、湖丝以及纱罗等“往下路各乡”，交易货物达数十种之多。 下路的陈村、顺德、新会等，舟楫往来如织。清代佛山更加繁荣。佛山港口以汾水正埠码头最为重要，“佛山一镇，乃各路商贾屯贮货物，往来买卖之所，而忠义乡正埠码头，则属饷渡与各船艇湾泊驻扎，上下货物登涉要区” 。佛山铁、石湾陶瓷成为本地主要商贸品种。《佛山忠义乡》卷六《实业志》载，佛山商行有76行之多，商贸极多。
江门居潭江、西江下游与崖门交汇区，兼河、海港之便。江门正税口需征税的沿海贸易船只有琼南、雷州、高州、惠州、潮州、阳江、梅菉、澳门、香山、广州、佛山、广海、海南陵水、清澜、崖州以及桂、闽、浙等十数处，各种各样船达十五种之多。
顺德陈村，居水网交通要冲，清乾隆以后更趋繁荣。陈村不仅与顺德县城大良镇等船舶往来，甚或还辐射至北江流域的广宁商贸联系。而东莞石龙，“交通广、惠，商贾如云，而渔盐之利，蕉、荔、桔、柚之饶，亦为东南诸邑之冠”，与广州、莞城、增城、新塘、太平等有长行渡船往来。
吴川县梅菉墟，处窦江（今鉴江）、陵罗江（今罗江）、三桥河（今花江）交汇处，外接大海，地理位置优越，不仅有粤西的河船，而且有福船、潮船、海南船等。《粤海关志》卷十三《税则六》列有“梅菉正税口”“梅菉口外馆”两个分别对内对外机构，对内外货物达数十种之多。
其他广东港口还有西江上的肇庆、德庆、都城、连滩、贺江口、三水西南镇、高明三洲、顺德大良、容奇、香山县石岐、小榄、南海县九江等。北江上游重要港口有韶州东莞外七街一带，广州商人开设的广店控制着由湘江门、子城门至东北关一带的码头。南雄港在城南太平桥前的浈水上，于桥设关。乾隆年间，每年征收税银13万余两，道光年间达21万余两，商税增多说明其商贸的繁荣。 而乐昌县的坪石（今乐昌老坪石），位于粤湘交界的武水滨畔，临江建屋，屋后埠头装卸货物，笔者2009年冬春之交曾至其地，老坪石旧商铺房屋所剩不多，但街道仍存，至今依稀可见当时的繁荣。
而东江的老隆港，居东江中游，清代前中期，江西货物由和平县东水、龙川县贝岭沿江而下，至老隆换大船南下。而上运的盐、日用品和杂货也在老隆换小船上行。而老隆又居广州通嘉应州（治今广东梅州）、潮州东行的北线，由此水路转驳，商贸交流，而东江沿线还有佗城、惠州等港。
（4）重要商路的网络化
清代，岭南港口与国内腹地联系更加密切，特别是广州一口通商时期（1757—1842年），出口的货物全部汇集至广州，形成了岭南内向型经济格局下城镇商业网络。据美国学者施坚雅的“城市等级论”，岭南城市亦可分作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等不同等级。在各等级市场和城市之间，形成了等级不同的商路，重要的商路有以下几条：
①北江道。包括通往赣、湘的梅关道、武水道、腊岭道、东陂道、星子道、乌径道等。沿北江从三水（治今广东三水）而上，溯北江、绥江而上，至清远县，经飞来等峡，达韶州府各县。或沿连江达连州、连山厅。连州的东陂、星子为连州北的两大重镇。由连州东北行四十里达星子镇，由星子镇北上经三家店、十字铺、南天门、顺头岭达山塘，再北上经荒塘坪，越茅结岭而北上湖南临武等地，而由星子东北行，经大园、三村、大路边，越风头岭约四十多里达湖南宜章境。星子镇康熙初年设墟市，至清代中叶，星子埠北部和中部逐渐形成“湖广街”和“客人街” 。东陂镇位于湟水上游西溪河畔，是水陆码头，多种货物在此中转。由此北上，经夏湟、丰阳、湖江、云雾，翻过南风坳至湖南蓝山、宁远、嘉禾、道州；由此南行，经西岸、冲口、石马、清水，越龙头山，至湖南江华县码市等。这里商贸发达，至清中叶已改为宽8尺至1丈的石板街。 而由临武、蓝山，或沿钟水、舂陵水达湘江，或东沿武水至章宜而北达郴州，再沿耒水达湘水；由江华沿东河、沱江、潇水达潇湘交汇处的永州。
湘粤交界的连州东陂、星子道外，乳源县西的腊岭（关春岭、小梅岭，今瑶山）“一曰梅花路”，为避乐昌武水九泷之险，“舍舟从陆路出”。“又况郴之腊岭，与连之星子、朱冈，皆可以联镳径入乎 ”。今京珠高速、坪（石）乳（源）公路皆从此过，古今道路应该在此走向相差不大。从老坪石经梅花至大桥应是西京古道。从《中国文物地图集·广东分册》第82-83页的乳源县、乐昌县可以窥见从附城向西至今南水水库，北上梯云岭、大桥，再沿红云北上梅花，沿途有许多古亭、驿道遗址，笔者曾于2009年冬春之交至其地考察，写了多篇文章发表于《开放时代》2009年各期的扉页上。
北江道由浈水北上，经南雄后，再沿浈江东行，经新田、乌迳，再东达江西信丰，水程沿信丰江两三日便到赣州。清代前期，乌迳桥下，盐船货舡汇聚于此，十分繁忙。而清代，梅岭道仍“为江广襟喉，南北之官轺，商贾之货物，与夫诸夷朝贡皆取道于斯” 。南安府城南有大沙铺、梅岭铺 ，而南雄城北有长迳桥、沙水塘、石塘汛、里东塘、灵潭街、槐花塘、中站塘（红梅司）、小岭街、新路口塘直至梅岭塘 ，可谓一路店铺林立，村镇不断。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实行海禁，广州成为唯一通商口岸，全国各地商品都要集中在广州出口，梅岭道更趋繁荣。江西的粗布、苎麻、瓷器、药材；浙江的丝织品、纸、扇子、笔、酒、枣子、皮货、鹿肉、药材、烟草以及福建的部分货物都经梅岭道而南运广州。而域外各国进口商品更多达一百五十种之多，这些货物与佛山铁器、石湾陶瓷、蔗糖、广纱、水果、鱼花等其他“广货”运销内地。 诸如岭南鱼花，“水陆分行，人以万计，筐以数千计，自两粤郡邑，至于豫章、楚、闽，无不之也” 。当然，粮食、盐亦是货物之大宗。清初，“南安度岭，夫按粮起役，南康粮多，役烦” 。顺治十七年（1660年），南雄太平厂官派南安、赣州、吉安三州盐引18000道。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粤盐行销南安、赣州两府。康熙时南雄保昌埠行销盐引6603道，乾隆十八年（1753年），共销9318道。 时保昌埠设行盐子店84间，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改子店为12间，又设盐厂7所，仅行销南安府所属4县盐。嘉庆十三年（1808年），增赣县盐引，雄赣各埠共销正改匀盐引33441道。 这些广盐，“至始兴江口易船至南雄州改从路运，过梅岭陆运南安大庾县” 。
清时南安城南门外有月城，“为商贾聚集地，店铺约百余间” 。横浦桥“有屋为小贾贸货，岁收税，积为修桥之用” 。直至五口通商前，梅“岭路乃南粤襟喉，诸夷朝贡，四方商贾，贸迁货物，上及仕宦，俱于是焉” 。“湖丝、茶叶皆由赣运赴广东，即洋货、广货亦由赣运销内地。”赣关依“商船货物，分上水、下水，视其贵贱”而征税，征税货物达二百余种，诸如西洋酒、西洋蜡、象牙器、玳瑁、片脑等域外货物亦罗列其中，除盐税、竹木税外，商贾货税以丝税、茶税为大宗。五口通商以后，继而长江沿线增设口岸，“土货、洋货概由上海、九江，赣关僻处一隅，富商巨贾绝迹不至” ，梅岭道昔日繁荣景象一去不返。正是商业中心北移上海，原来依附于广州与江西、湖南转运业务的十万路夫，为洪杨起义准备了大量兵源，导致了社会历史的剧变。
②东江道。由广州东行达惠州，再由惠州沿东江北上，经河源。河源陆行或沿柏泊河东达永安（今广东紫金），西沿新丰江达长宁（今广东新丰）、连平（今广东连平）。由河源沿东江北上，可达龙川县的佗城、老隆（老龙），或东行经兴宁（今广东兴宁）、嘉应州（今广东梅州），或沿东江至贝岭上岸，经过细坳，或经江广亭，北通寻乌、定南。而从东江沿岸的和平县东水镇上岸，粤盐“皆屯粤东之和平东水地方，亦招小贩肩挑运回各县铺卖” 。这里各县应为赣南龙南、信丰等。由东水北上经九子岗，或北行经大坝往江西定南，或西行经湫头通往龙南。龙川上游的定南水也在清代修通运道，定南老城沿定南水直接可达三溪口，沿水的下车镇，是赣粤重镇。
清代，江西信丰、龙南、定南三县曾食潮州盐，“官民交困，业于(康熙）四十八年改食惠盐”。而安远县知县王鸿荐亦倡议“改潮食惠”盐。原因十分简单，“潮运水路止可至平远坝头，距县尚有山路三百二十余里，羊肠鸟道，险仄难行；若运惠，水路直通县之太平墟，至县仅六十里，大道坦途，朝发夕至，是运道之险易，大相悬殊” 。安远县还是赣粤商贸之地，“南昌贾人载棉布以易平远，粤人亦负葛布而来换棉布者” ，“富商巨贾多运布帛” 。龙川水陆重地老隆镇，东连潮、嘉，西达广州，“懋迁络绎，货物充盈” 。县境东北赤光五合圩亦是商贸发达之地，清末民国初年衰落后，代之而起的贝岭街工商业发达，每天数十对船沟通粤北、赣南，直到1965年，贝岭街还有店铺三百多间，从业二千五百人，多汕头、揭阳、五华、兴宁、大埔等外地人，集市兴旺，为粤北赣南货物集散地。龙川经贸发达，交通畅达应是基础。
③西江道及相关粤西通道。这是清代距离最长的沿海港口与腹地联系的孔道。由广州沿江西行，可达肇庆、德庆、封川（治今广东封开东南），再西可达广西梧州。由梧州沿浔江、郁江，形成梧州、桂平、贵县、郁林州为中心的浔江—郁江流域城镇商贸和交通网络。由梧州北上桂江，形成以桂林、平乐、兴安为中心的湘江—桂江流域城镇商贸和交通网络。大藤峡以西的红水河、柳江，形成了以柳州、宜州、融县为中心的流域商贸和交通网络。而郁江北上的邕江及左右地区，形成了以南宁、龙州、百色为中心的流域商贸和交通网络。湘江—桂江流域城镇商业网络包括15个地区城市，118个圩镇；浔江—郁江流域城镇商业网络包括19个地区城市，222个圩镇；红水河—柳江流域城镇商业网络包括21个地区城市，228个圩镇；左右江—邕江流域城镇商业网络包括37个地区城市，315个圩镇。后两个流域交通还可伸至贵州、云南。
清代广东廉江府向北沿钦江、南流江，还可达南宁、横县、郁林，与广西邕江、郁江、北流江相连。高州府石城县（治今广东廉江）、化州分别沿九洲江、罗江与广西博白、陆川、郁林相接。粤西的高、雷、廉的粮食以及其他山货，必由阳江县黄泥湾而北至新兴县河头，此段陆路北连新兴江，南接漠阳江。从肇庆向南，“凡商贾往高、雷，必拖舟到河头，乃登陆” ，而经黄泥湾进入漠阳江。而连接蚬冈水与漠阳江的那龙（那隆）、蟠龙径为珠江三角洲通往粤西的另外通道。由崖门溯蚬冈水而上至恩平溯恩平水，再由那龙陆行而达莲塘河，或由蟠龙径达漠阳江畔的阳春。
④通琼州府道。通琼州府道以雷州府徐闻县海安港南行横渡琼州海峡为近便。另外，高州梅菉和海康，廉州府合浦和钦州也可南达琼州。甚或由广州、阳江等也可从海上航道通达琼州。琼州府为海岛，中高四周低，形成环状陆上通道外，沿海的海口港、清阑港、博鳌港、桐栖港、三亚港以及英潮、儋州、黄沙、马敦、石牌、石矍等港，分布岛内四周，成为联系广东省乃至省外闽、江、浙，甚或南洋的重要海上贸易港。海口除设“海口正税口”，征收“凡往省、高、雷、廉货”“往福、潮、江南货”税外，还有“外馆征收”“凡东京、江门城、阳江、福、潮、江南进出货物挂号并原拆单”。而乐会（治今海南琼海博鳌）正税口、沙荖、万州（治今海南万宁）、崖州、陵水、北黎、儋州、清阑（亦有外馆挂号）、铺前（亦有外馆挂号）皆设正税口 ，征收榔干等货物税。
⑤韩江道及粤东其他道。除上述广州通惠州沿东江再过蓝关达兴宁而沿梅江达嘉应州，再沿梅江、韩江达潮州、澄海；由惠州陆上东行达海丰、陆丰，再东行达潮阳、揭阳外，另外有沿近海航行，经碣石、甲子、神泉等港湾，可达汕头、樟林、南澳等。东行还可达福建。
韩江上游的汀江可远达福建上杭、汀州。粤闽交界处的大埔县石上埠，“各处贸易行舟至此过山” 。由此陆行十里，至上杭县棉花滩再沿汀江航行。而梅江支流石窟河，地连福建武平县与广东镇平县（治今广东蕉岭），由江西安远、福建武平间，必须通过陆上转运才可把潮盐运至赣南安远等县，故这一带陆运造就了下坝、下围等城镇的繁荣。
而福建诏安与广东饶平间，虽有海道相通，但沿海大风浪急，许多闽省商人舍舟就陆，利用风吹岭附近的数十里孔道而达饶平柘林港出海，今风吹岭有石刻是这一“闽粤通衢”古道的见证。
总之，清代岭南形成海道、陆江联运的交通联系网络，通过这些道路，北达湘赣，乃至巴蜀、江浙，甚至黄淮海地区。西行经广西可达黔、滇，东行闽地。而岭南内部，也形成以珠江干支流、陆上道路相连的通道。港口、腹地通过这些通道相互连接，构成较完备的联系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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