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门兵败之后，如黄启臣的专著中所考证的，葡萄牙先后又在宁波惨败，之后被驱逐，在漳州也无法站稳脚跟，最后仍回到了广东，在一个距澳门4.5千米叫“浪白澳”的地方做贸易。这已是嘉靖二十年，即1541年了。但在澳门西南的浪白澳“限隔海洋，水土甚恶，难以久驻”，于是，他们重金贿赂了广东海道副使汪柏，同意他们按明朝规定20%关税的一半缴纳，可以在澳门做临时贸易。这是嘉靖三十二年即1553年了。参照浪白澳贸易的经验，澳门的贸易迅速地兴盛起来了，也就是同一年，明朝政府也允许作为非朝贡国家葡萄牙在浪白澳，澳门乃至“中国第一大港广州”进行贸易，且在这前一年，因“倭祸起于市舶”，停罢了浙江市舶司，不久，福建市舶司也因同一理由被停罢了，这样一来，“逐革福建、浙江二市舶司，惟存广州市舶司”——虽然这次没被视为“一口通商”，但其举措则相类似了。
在浪白澳与澳门的贸易，已形成了一年两次的市集。后来，著名的传教士利玛窦在其《中国札记》中，对此有明明白白的记录：
葡萄牙人已经奠定了一年两次市集的习惯，一次是在一月，展销从印度来船只所携来的货物；另一次是在六月末，销售从日本运来的商品。这些市集不再像从前那样在澳门港或在岛上举行，而是在省城本身之内举行……这种公开市场的时间一般规定为两个月，便常常加以延长。记述这种每半年一次的市集的原因之一是，它们为福音的信使们深入中国内地提供了最早的、唯一的通道。
澳门的东印度公司商馆
而瑞典人龙恩泰也在《早期澳门史》中，讲到了自澳门转移向广州的大规模贸易的情状：
1557—1578年，中国商人在澳门进行易货贸易，主要是以丝绸换取外国货物，承担进口货和中国出口货的货税。1578年，葡萄牙人成群前往广州。受议事会郑重委托处理该城市商贸事务的商人，带上4000两作为见面礼，拜见管理本地事务的官员，当船只满载启航时，还要奉上接近两倍于此的数目。这些来客理所当然受到关注。开始时市场每年开放一次，便从1580年起，根据两次不同的季候风，每年开放两镒。贸易的经理人，从1月份起采购运往印度和其他地方的货物；从6月份起采购运往日本的货物。每年两个月、三个月，有时是四个月，则拒收银子。据一份古老的文献记载，从1579年开始，葡萄牙人必须在广州缴纳出口税。
而十三行的出现，正是在这个时候。
法国人裴化行称：1555年，中葡间“商业的利益，是被原籍为广州、徽州、泉州三处的十三家商号垄断着”，这里徽州即指安徽，泉州可泛指福建。梁嘉彬“又寻到西班牙传教士的有关记载称，1556年葡人入市之初，有十三商馆（行）与之贸易，其中广人五行，泉人五行，徽人三行，共十三行等语”。所以，后来的《粤海关志》才有：“国朝（指清朝）设关之初……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
20世纪20年代图片上还能看到海珠石，它是嘉靖年间外国商船的停泊之地
由此可见，十三行的出现与成形，与澳门葡萄牙进入广州的对外集市是密切相关的。
而当时的市集，则是夏、冬两季定期举行的，市集的地点，则在珠江中的海珠岛——现在它已与北岸连在了一起，距后来大规模兴建的十三行夷馆所在地，仅咫尺之遥。咸丰的《顺德县志》中有：“仅闽商聚食于粤以澳为利者，亦不下万人。”当然，顺德籍的十三行行商亦为数不少。
所以，珠江三角洲历史上的商家，一直视澳门为“门口路”，意即澳门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从澳门出去，也就是走的“门口路”，从而通往了世界。一如新会的潮连岛上，有最长的码头，俗称“潮连外海”。
对澳门外贸的考证，可以说，也强化了十三行发生于明代这一论断，推翻了长期认为十三行仅清代才有的说法。其实，明末清初大学者屈大均的竹枝词本身也是证明，而且极有说服力地证明十三行与澳门十字门之间的关系。
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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