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门就在澳门横琴岛之间，当年填海造田，把一横的半截填掉了，填掉部分成了填海的顺德人的飞地，现在已被珠海市赎回来了。
尽管明代夏冬二季的大规模集市是在广州进行，也可以说是在十三行进行，但是，作为外国的相关机构，包括各国先后成立的东印度公司的办事处，则主要是在澳门，而不是在广州。
因为广州在非贸易季节里，是不允许外国人滞留的，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所以，多个国家的东印度公司的办事处，首先是设在澳门的，如荷兰、法国。因此，这些国家的主要业务也都放在了澳门。
1600年12月31日经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发特许状，一群商人成立东印度公司
十三行之所以在西门外，当日的广州城墙外边，也是因为，洋人非经批准，是不得入城的。连外商的休闲之地，也有专门的规定，如海幢寺、花地，那也是在城外。
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提到，清代最早来广州贸易的英国“麦士里菲尔德号”来到中国，首先也是在“望见澳门炮台”距离两里格处下锚的。当时葡人与中国官员同时来迎接。而贸易谈判，也先在澳门进行，他们到达时间为1699年8月26日，9月2日，则有行商来接洽，9月7日，海关总督则从广州过来，9月8日，依惯例丈量船只，确定收费的等级，直到9月14日，才起程上广州，于19日到达，立即被海关监督接见，而且，才开始了正式的贸易。也就是说，进广州之前，他们在澳门守候、丈量，花了约20天时间。
在正常的贸易中，澳门就成了十三行的外港，唯有先上澳门“报到”，方可以上广州十三行。这已是约定俗成了的。
而重大的决策，包括处理问题，大都仍在澳门。
如雍正年间，英国大班法札克利、尼什与陈寿官串通舞弊，抬高茶价，从中渔利一案，就是回到澳门审理的，作为船长（大班），其并不是船上货物的主人，顶多有一小部分股份，而东印度公司也是个股份公司，是受众多股东委托的，其中，当然有大商人，但大都是市民，甚至连码头工人都买了股。所以，大班抬高价格，收取回扣，受损的是所有的股东，这就是有损东印度公司的信用了，所以，是不能容忍这类作弊的。
而行商这方，谭康官与陈芳观，因陈寿官的作弊，同样蒙受损失。但陈寿官与海关监督祖秉圭狼狈为奸，谭、陈二位在国内这边可谓赴诉无门，于是告到了东印度公司，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提到，他们把告状信直接发到了董事会，这一来，由管委会通知谭、陈二位，上澳门在英国派来的誓证委员面前宣誓作证。
后来的处理不得而知，但法札克利等则不再出现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记录中了，而且董事会也有了训令，不再与陈寿官做生意，力推谭、陈二商，当然，这又引起了轩然大波，直到后来雍正皇帝雷霆出击，严惩了祖秉圭与陈寿官。雍正是容不得官商勾结、欺行霸市的，他必须维护开海贸易的公正、公平等。
东印度公司大班在澳门住宅的旧址
此事，也可见澳门对于十三行的重要意义。
末了，“一口通商”之后，英商不服，洪任辉北上，要到天子脚下告御状，后来，广东的海关监督李永标被惩办，但洪任辉也被判“圈养”三年，圈养的地方，也就在澳门。
后来，丈量船只并依丈量结果收取“船钞”一事，移到了黄埔进行，离广州十三行近了。但是，一旦与海关有什么纠纷，所有的外商船只，也都会停留在澳门就近海面，拒绝进入广州，尤其是抗议“加一征收”这一恶税时。
而清廷方面，也明确规定，每年九十月间，外商务必乘船回国，不得留在十三行过冬。如有货账未清，准其在澳门居住，归清货价银之后，速行回国，期间不得潜回十三行居住。此外，各国都有一二人留下办理业务，俟洋船离开，所有在省城十三行的外商都得到澳门居住过冬，等到第二年夏令时节船只归来，方可随船来广州十三行居住。这一规定也有例外，乾隆三十二年即1767年，因法国与葡萄牙两国不和，不准法国人在澳门居住，这才让法国人特地在广州十三夷馆中住一冬，而且还得让行商担保。
值得庆幸的是，尽管广州十三行在鸦片战争中被毁于一旦，迄今已荡然无存了，但是，各国外商在澳门的办事处、居所，作为历史建筑，则大都秋毫无损，保留下来了，澳门终于为十三行守护住了最后的遗址。而今天的中国经济特区之一——珠海特区，也就在澳门一侧，且在十字门上，与十三行不无关联。也可以说，珠海特区的确定，与澳门、与十三行，均有着承前启后的关系。毕竟，澳门、珠海，都是当年香山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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