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远驿纪念坊
前边，我们已经讲到，在中国，冷兵器与热兵器的更替，是在中葡战争开始的，就发生在离澳门不远的珠江口上。
而前边两节，则是写澳门与十三行的关系，其实，就是十三行与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对接——而这，都是中国进入近代的重要标志。
过去，中国近代史画线，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但是，如果以上述标准的话，则可以在明代热兵器交锋、十三行发生算起。当然从1557年至1857年近300年间，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可谓一波三折，推进艰难，反复无常。不说别的，到了清代，康熙开海贸易，上衔接明朝的“开东、西二洋”，当是一大推进，这才有十三行的再度复兴，由王商、官商走向民商，这同样是近代的进程，可他晚年昏聩，竟然又来了个“南洋禁航令”，走了回头路。到了雍正，历经五年，终于下决心废除了父亲的禁令，开了洋，可对地方官员沿袭贡舶贸易的“加一征收”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乾隆登基，才最终取消了“加一征收”，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打开了开放贸易的大好局面。可谁又会料到二十多年过去，他居然来了个“一口通商”，使开放发生了逆转，使本来蒸蒸日上、居全球GDP首位的中国，不战而败，导致了80年后鸦片战争的被动挨打，这才又重新来个“五口通商”、洋务运动，但中国已国将不国了，中国人也被称作了“东亚病夫”。
本来，从澳门打开了通向近代历史之门的中国，就这么开开关关，几经曲折。但是，不管怎样，珠江三角洲的人们，把澳门视为“门口路”，从广义来说，是我们出门走向世界的“门口路”。进而言之，澳门所在的香山，即今日包括珠海、中山乃至江门，即“珠中江”经济区，均可以称之为中国走向近现代的第一站、第一港，而中国的第一侨乡，就出在这个地方。近日考察侨圩，我们均惊讶地发现，不少地方的格局，竟与当年的十三行差不多，尤其是建筑风格，它们早的出自明代，晚则在民国。而广州十三行，则早在鸦片战争中让战火毁于一旦，不复存在了。
而从走向世界，走向近现代而言，澳门及广州十三行，更功不可没，这不仅仅指经济而言。众所周知，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他们不单只是传教，而且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如法国路易十四派来的传教团，其实是其科学院众多的科学家、学者，给康熙教授了丰富的科学、数理方面的知识，甚至参与了制定历法、地图、机械，以及代表中国与俄国谈判。与此同时，西方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也通过澳门，通过十三行，尤其是十三行行商，逐步传入了中国。如果没有十三行，就没有后来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历史是无法割断的，澳门、十三行沿袭下来，正是一部中国史的近代进程。
因此，我们应当确定澳门的桥梁作用，从而确认十三行的历史意义与作用，方可深究澳门——广州与十三行之间的有机联系，从中发现更有价值的东西。
不管美国人的《世界通史》上有何夸饰之处，下边的文字亦不无参考意义：
1577年（应是1557年），他们（葡萄牙）又在澳门设立了永久的商业根据地；这时，中国开始直接感受到生气勃勃的新兴欧洲的影响。这些葡萄牙人收购中国的丝织品、木刻品、瓷器、漆器和黄金；同时，作为回报他们又推销东印度群岛的肉豆蔻、丁香和肉豆蔻干皮，帝汶岛的檀香，爪哇岛的药材和染料，以及印度的肉桂、胡椒和生姜。欧洲货物一样也没卷入；原因很简单，它们在中国没有市场。这些葡萄牙人充当着纯粹是亚洲内部的贸易的运货人和中间人。
1557年，是经不少历史学家考证所确认下来的，不少文献曾以1553年为界限，这是出自于《广东通志》（万历版）以下的文字：“嘉靖三十二（1553年）舶夷趋濠镜者，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循贿许之。时仅蓬垒数十间，后工商牟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而葡萄牙宾陀却说：“在葡人经中国官兵数度屠逐后，只余浪白一日尚可互市，但至1557年葡以惯用之贿赂方法，遂博得中国政府允许其筑庐壕镜地以曝晒及存贮货物云。”显然，后者是准确的，一如《广东十三行考》的作者梁嘉彬在《明史稿佛郎机传考主证》一文中指出的：
入居澳门，外籍多主1557年说，当亦无误。大抵嘉靖三十二年汪柏任副使时，葡人已有借地曝物之请，然汪柏未即允之；至三十二年中国官吏封闭大门（Tamao）一港，而集中外国贸易于浪白澳；至三十五年汪柏乃立“客纲”（官设牙行）“客纪”（牙行买办），准备与葡人交易；至三十六年朝廷因采香使王健言，责广东抚按设法收采龙涎香并酌定海舶入澳抽分事宜，其时汪柏已任按察使，而葡人又纳贿赂，汪柏鄬允葡人之请也。近年来研究早期中葡关系史的万明对此也有详细考证，她说：“嘉靖三十二年葡人入居澳门之说，虽然流传至今，具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却是站不住脚的”；“国外近年研究澳门史的专著多已采用1557年之说”。
所以，我们取1557年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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