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557年始，近千葡人，几千名黑奴，加以四千华商及百姓，便定居在澳门了，一位牧师于1570年在信中说：
当时岛上已有一座茅草屋顶的教堂，不到12年，葡萄牙人就在“该大陆的一个名为澳门的岬角上建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居留地，内有三座教堂，一所为穷人治病的医院，以及一座圣·米塞里科迪亚的善堂。现在，它已成了一个拥有5000余名基督教徒的居留地”。1902年香港出版的《历史上的澳门》说，起初葡萄牙人并不向中国官府交纳地租，而是每年给汪柏贿银500两，1572年（隆庆六年）或1573年（万历元年），出于一个偶然的事件，葡萄牙人开始向明朝地方政府交纳濠镜（澳门）居留地的地租。原来葡萄牙商船在抽税的同时，向海道副使私相授受500两银子的“地租”——其实是以地租为名的贿赂，由于事情的暴露，海道副使只得宣称把这笔地租银送交国库，从此贿赂变成地租。万历年间的《广东赋役全书》把这笔地租记录在案，表明中国政府已正式允准葡萄牙人在濠镜（澳门）租地居留。
澳门南湾海湾风景绘画
1580年，澳门人口逾2万，并且很快成为“东方第一商埠”。
澳门—广州二元中心就这么产生。
这一期间的澳门，几乎独占了中国外贸转口的市场。《早期澳门史》中，作者龙思泰认为：
葡萄牙人在印度殖民，策划将整个贸易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达到了目的，在近一个多世纪的时期中，独自享有许多亚洲港口与里斯本之间的通商利益。他们在澳门的不毛之地定居下来，在七八十年的时期中，独占着中国市场。
面对澳门的旺市，加上沿海海“禁愈严，则寇愈盛”，嘉靖之后，隆庆元年，即1567年，明朝政府开始取消海禁，准许与东、西二洋易市、贩卖商品。及至万历年初（约1573年前后）又作出规定，可以向商人发给出洋“引票”，并征收“引税”。这回，还特地宣布，外国商舶来到广东，可以进入广州了。
这一开禁，通海者“十倍于昔”。
1835年澳门妈祖阁的外景
沿海的民间贸易，在海上有了飞速的发展，商人们集资造船，有财力者更独资造船，身兼商人与船主二任，出航南洋，甚至定居他国。
而明代中兴之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也相对促进了这一海上贸易。一条鞭法把赋税与徭役全部折纳为银两，即赋税的货币化、银纳化，如无大量流通的白银则不可。海上贸易，恰好把欧美大量白银吸纳入中国，据研究此间海贸易史的专家们认定，自1572至1821年的250年间，约有2亿比索（西班牙银元）流入了中国，“一去而不复返”。
十三行的诞生，当在明朝嘉靖、隆庆年间，这在本书前边自引的文章写过。尽管本书并非学术研究，可从历史事实的演绎中，去探讨十三行发生的时间，当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著名史学家吴晗曾力排众议，认为十三行当为前明所留下的名称，他在为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的评论中称：
……在粤海关未设之前，外商到粤贸易，地方政府不能不特别组织一个团体来对付，这个团体也许恰好是前明所留三十六行中之十三个行，因称之曾“十三行”。这一点琐细的考证，替著者的发见加以强化，也许是著者所愿意接受的吧。
吴晗这一论断实为不妄。因为，正是明代中、晚期开放海禁，允许商人出洋，也允许外商入广州，贡舶与市舶互动，在市舶司下“官设牙行，与民贸易”；又已有“客纪”“客纲”，使十三行的发生有基础。
17世纪中国瓷器上的葡国大帆船
《广东新语》的作者屈大均，曾参与反清复明，清军破广州，遂遁入空门，又弃禅归儒，几度参与郑成功、吴三桂反清活动。后隐居著书，他的《广东新语·货语》中，第一次出现“十三行”之名，不可轻判为清时所有，毕竟他是明、清两朝之人，况且成书时，这一名称已是顺口而出，分明该名称使用已久。其“黩货”条云：“东粤之华，其出于九郡者，曰‘广货’；出于琼州者曰‘琼货’，亦曰‘十三行货’；出于西南诸者曰‘洋货’。”“货物之所以分输入地区管理，乃行会组织的原因”。
至于梁廷楠《粤海关志》中更为明确：“国朝（指清）设关之初，蕃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日十三行。船长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舶，仍明代怀远驿旁建屋居蕃人制也。”
这里，关于名称、地址，都很明了，均为“沿明之习”。可见十三行于明早已有之。至于史料上有称明为“三十六行”，那也是数字变化、行商或多或寡之故。
如果屈大均的《广东新语》成书较晚，但他的《广州竹枝词》中出现的“银钱堆满十三行”，当更早一些。而梁嘉彬则根据16世纪葡萄牙的记载，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广州的商行，被广州、泉州、徽州三处的十三家商号（行）垄断，这，当是十三行之初始。
笔者在写本书前，参阅的大量史料，更又找到了一个颇有意味的旁证，因为十三行的洋商，都被叫作×官（亦有转译为观，外文为qua或 quan），如潘启官、卢茂官、叶仁官等，无独有偶，在明代，郑芝龙作为闽粤沿海海上行商的首领，也在西方史籍上称之为尼古拉·一官（nicolas I quan），而他的叔叔则被称之为二（粤音）官（niquan）。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则是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可见，十三行里洋商的称谓，也是“沿明之习”。而这相传是闽商的习惯。
之所以作如此繁琐的论证，因为十三行的诞生，当是此书之关键，亦不妨给争讼纷纭的学术界投一发炮弹。
此际，我们不应忘记的还有，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位赫赫有名的历史人物，经澳门到了当时两广总督府所在的肇庆，而后再一路北上，到了京城，把西方的科学技术输入中国——这个人，便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
这是万历年间。不少历史学家对万历年情有独钟，认为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时刻。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曾倾倒了新时期多少大学生及学者。
而当时的国师徐光启，则与利玛窦一道，译过不少科学技术的著作，如《几何原本》《泰西水法》《测量要义》《圆容通义》《同文算法》等，同时代还有个李之藻，亦与利玛窦译有《浑盖通宪图说》，以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值得关注的是，徐光启对西方主要政教亦有所研究，他甚至向利玛窦请教过西方的政教，甚至想上欧洲去认真考察一番，他希望能会通中西，以求超胜，不曾小窥科学技术，要虚心接受人家的各项成果。
粤海关检查站
明末的启蒙思想，也应是作为“进入近代”的一个证明，这包括黄宗羲、李贽、顾炎武、颜元、戴震、章学诚等一批大学者、大思想家及历史学家，他们的“天子庶人，通为一身”论，他们的“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观点，还有“道器合一”的思想……都与西学东渐有着密切的关系。可惜，一个更落后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竟几乎断裂了这一启蒙思想的延续，且延缓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因此，这里不得不再强调另一个“物证”。那便是明末出现的“十三行”。
著名学者曾昭璇是这么认为的：
明清以来，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兴起，我国传统的“朝贡贸易制度”向“商业行馆贸易形式”转变，明末出现了“十三行”，即贸易已转向商业资本经营阶段。
毫无疑义，这已是一个显著的近代之证明。
录下这段话，自有百般感慨，倒不全因自己本是十三行的后人，要为十三行正名，只是刚刚辞世的曾老，所揭示的意义迄今仍未有多少人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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