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怎样的一种理念，导致元、明、清三朝的统治者，反复执行“禁海”，以实现其“片板不得入海，一贼不得登岸”的愚昧政策？
在宋代及之前，中国的海洋是敞开的，汉武帝派出的第一支朝廷的船队，是由黄门译长所主持的，黄门，即近待，是皇帝最亲近的供应部门，一般由宦官担任，相当于皇帝的内务部门，大内总管之类，可见重视。这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有史以来由文献记载下来的第一支船队。到了唐代，更有“广州通海道”。五代年间，南汉国的皇帝，相传有海上的血统，故对海上贸易情有独钟，不仅南方的所有口岸是开放的，皇帝还亲自设宴款待来自中东、南亚各方的海商，鼓励海上贸易，以致南汉国被视为“金玉帝国”，连离宫都以千百计，宫殿的宝顶均是金铸的，而下边的沟渠则用珍珠所铺就，其兴王府外的离宫备极奢华，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称“三城之地，成为离宫苑囿”，人称岭南园林则于此起步，融皇家园林与商家园林于一体。
及至宋代，重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的宋神宗，一直力求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他在北方用兵失败，可在南方用商则是成功的，使东西、江南迅速富裕了起来，其中一条，他认为南汉国最为成功的经验，便在于“笼海商得法”，于是大力发展海上贸易，由于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争而阻塞，所以愈加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运营，广州首设市舶司，而后又设杭州、明州（宁波）、泉州等市舶司。在其治理间，广州的市舶司一直称雄天东南各口岸。虽说仍没有跳出朝贡体制，但市舶司制度的完善，尤其是规定贡品以外的货物，须一律在广州交易，这也使互市更为发达了，宋代沿袭唐代、南汉的传统，每年都由市舶司的官员，专门宴请外商，以表示友好并鼓励加以贸易。
所谓“唐强宋富”，与海上贸易是分不开的。
加上南方大兴水利，稻谷激增，宋代人口也突破了1亿，是唐代的一倍还多。广东，即当时的广南东路最为富裕，各市舶司中，“唯广最盛”。外国商人一晚是大量聚居于广州，且可以在广州添置产业，与当地人通婚，甚至可以改为汉姓，包括宗教信仰，民族习俗、建筑形制，都不受干预。
然而，当元后南下，把宋代三大发明，即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带往西方之际，却在中国实行了严酷的海禁政策。
元代一共实施了五次以上的海禁。
这个“马上得天下”的民族，每每在海上受挫，往东多次征伐东瀛，却屡遇台风，折戟而归；往南也一样，在南洋一再败绩；往西，打到里海，也就弑羽而归，于是，对大海产生了天然的恐惧。到了明代，更是反复地禁海。郑和下西洋，我同意不少学者的分析，它其实就是海禁政策的产物，本已网开一面的互市，重返了官方垄断的贡舶贸易，从而杜绝了民间的对外互市，当如朱明皇帝所称“商税者，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体多矣”。把外商说成是“慕义而来”，一说到——便“亏辱大体”，有损帝国颜面了，这是怎样的思维方式？
帝国的海禁，终于逼良为娼。所以后人有云，开海，则海盗变成海商，禁海，则海商逼为海盗了。严酷的海禁，令中国海上的巨商，不是破产，便是远走他乡。弘治十三年（1500年）凡是建造双桅以上的帆船者，即可处死——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鸦片战争前后。嘉靖四年（1525年），明王朝销毁了所有的海舶，通缉船主。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食古不化的浙江巡抚朱纨竟一次处死了所有96位出海的船夫，他自命为清官却最终“以死明志”。
……于是，元明以降，别说官员亲自出面宴请外国海商了，连在广州居住，也不可能。官员更不得直接与外商接触，否则乌纱帽不保。只能通过中介即“牙商”方可以间接打交道，否则动辄得究。到了清朝，由于郑成功海上的“金厦帝国”一度严重威胁到清皇朝的存亡，空前的海禁，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最惨痛一页。笔者在长篇纪实《宝安百年》中，已详细描绘了海禁惨绝人寰的一幕幕，实在是不忍再加以引述了。下边，仅列举清廷禁海的时间表。顺治四年（1647年），也就是清立国后仅三年，便在广东实行海禁，不允许中国海商出海贸易，只允许外国“贡使”（其实，人家大都是有海商相随），“悉从正道，直达京师”。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更进一步向沿海各省颁布了禁海令。
翌年，即顺治十三年（1656年），明确禁止浙、闽、粤及江南、山东、天津等地“商民船只私自出海”贸易，也就是扩大到几乎整个中国的海岸线上。而广东，凡是“无号票引及私制二桅以上大船”的出海贸易，更全部禁止了。
顺治十八年（1661年），则因为郑成功屡次从海上支援南方的义军，为了切断海上与陆上反清代队伍的联系，更发布了“迁海令”，令沿海居民一律内迁25千米，其范围从山东一直到广东，一场人间浩劫就此发生。其内迁25千米，为的是“以绝接济台湾之患”，害怕郑成功卷土重来。一时间，近万里海疆，不仅渔船断绝，农田荒芜，民生凋敝，人烟渺无，饿饽塞道……康熙元年（1662年），限期三日迁界，“尽夷其地，穿其人”。
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朝廷又以“时以迁民窃出鱼盐，恐其仍通海舶”，再度下令，往内续迁15千米，加上之前的25千米，一共为40千米，以致本非濒海的县份也被划在了里面，如广东的顺德、番禺、南海、海阳。一如《广东新语》所言，“粤东濒海，其民多居水乡，十里许，辄有万家之村，千家之砦”，这一迁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弃赀携累，仓卒奔逃。野处露栖，死亡载道者，以数十万计”。老百姓被迫弃儿卖女，“斗粟一儿，百钱一女……其丁壮者去为兵，老弱者辗转沟壑，或合家饮毒，或尽拏投河……民有阑出咫尺者，执而诛戮之，而民以误出墙外死者，又不知几何万矣。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
这里说的“粤东”，不同于今日的粤东，指的是广东东部，而是整个的广东，解读不一样了。如今日的吴川算是粤西了，但当日亦在粤东之意义内，其“人民十死八九”、遂溪县“仅存粮六百石”之地，新安新界“迁移之民，十存二三”。新会则“仅存一半……”
官逼民反，番禺市桥疍民周玉、李荣起兵反清，扬帆出海，发动起义。而后，惠州碣石卫总兵苏利也发动了抗迁起义。海南汉、黎民亦一同起义。
虽然起义最后都被镇压下去，伤亡数以万计，但也宣示了濒海百姓对迁海的反抗。“迁界”之暴政，延续达数十年之外，生灵涂炭，而“复界”后，禁海仍在继续。照旧民不聊生。
“复界”，是在众多地方官员的呼吁之下，且直接影响到了清王朝赋税收入的情况下发生的。当年，地方名士胡日乾就上书广东巡抚王来任，上书中字字看来皆是血：鸠形鹄面，尽是富豪之家；鼠啸燐青，半作含冤之鬼。伐南山之竹，写恨无穷；绘监门之图，形容难尽。及至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已在病危中的王来任遗疏请求朝廷“复界”：
臣思设兵原以捍卫封疆而资战守，今避寇侵掠，虑百姓而资盗粮，不见安壤上策，乃缩地迁民，弃其门户而守堂奥，臣未之前闻也。臣抚粤二年有余，亦未闻海寇大逆侵掠之事。所有者，仍是内地被迁之民，相聚为盗。今若展其疆界，即他盗亦卖刀买犊耳。
这才为已掌权的康熙谕允，是年11月，朝廷派大员会同平南王尚可喜，两广总督周有德等巡视，“一面设兵防守，一面安插迁民”。第二年二月，终允许广东在康熙三年的迁界区复界，也就是仅恢复后来继续内迁的15千米，而沿海已内迁的25千米还是禁区。故复界后新界跃头乡仍记载有：
流亡八载，饥死过半，界之复也，复田而不复海。新安偏邑，鱼盐为利，海界不复，渡海不通，究竟同归于尽云尔。“复田不复海”，这复界意义何在？
纵然“迁海令”造成沿海人间惨剧，广州的对外贸易也奄奄一息，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广州这个千年商都与世界大港的入口与出口贸易，并不曾完全禁绝。海外贸易也仍有非法与合法的两类途经。
澳门本已让葡萄牙人“租居”，明清易朝，顺治四年（1647年），两广总督佟养甲疏请“通商裕国”，“仍照故明崇祯十三年禁其入省（即进入广州）理贡舶贸易与非对外朝贡贸易。
康熙元年迁界后，澳门自然被免迁，却划在界外，“内地商民禁止不许至粤”，澳门也就没了生意，直到康熙十八年才为朝廷允许于广东和澳门“旱路贸易”。
康熙二年，荷国助剿海逆，并清贸易，奏旨著二年贸易一次。三年定，凡外国进贡，顺带货物，贡使愿自出夫力，带来京城贸易者听，如欲在彼处贸易，该替抚委员监视，勿使滋扰。五年奉旨，荷兰国既准八年一贡，其二年贸易，永著停止。
这一来，葡萄牙人做不成生意，荷兰人也没戏了，八年一贡等于不做。
不过，私下里，当广东还为藩王主政，康熙十三年（1647年），尚可喜亦不顾朝廷的管束，当苏禄国王森列柏遗使三人来广州请受藩封时，尚可喜仍大模大样颁给驼纽银印，付以时完，“一时称荣”。这一来，南洋诸国贡使便成群结队来到广州，“夷利”为之大开。
而澳门就近的十字门，则一直成为广东等地商人的大规模走私的据点，未曾禁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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