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后，康熙二十三年，即在台湾收复之后一年的一月份，浙江秀水人，顺治十五年的进士杜臻，由京城派往广东，以钦差的身份，宣布开豁迁海之禁，还民以地，使民复兴。他还特地与另一些大员吴兴祚等去巡视了一番澳门，对澳门兴旺的贸易艳羡，为此，特写下一首七言诗《香山澳》：
香山之南路险巇，层峦叠嶂号熊罴。 濠镜直临大海岸，蟠根一茎如仙芝。 西洋道士识风水，梯航万里居于斯。 火烧水运经营惨，雕墙竣宇开通衢。 堂高百尺尤突兀，丹青神像俨须眉。 金碧荧煌五采合，珠帘绣柱围蛟螭。 风琴自鸣天籁发，歌声呜呜弹朱丝。 白头老人发垂耳，娇童彩袖拂冰肌。 红花满座延上客，青鸟衔桃杯玻璃。 扶杖穿屐迎道左，稽首厥角语温咿。 自言慕义来中夏，天朝雨露真无私。 世世沐浴圣人化，坚守臣节誓不移。 我闻此言甚欣喜，揽辔停骖重慰之。 如今宇内歌清晏，男耕妇织相熙熙。 薄海内外无远迩，同仁一视恩膏施。 还归寄语西洋国，百千万祀作藩篱。
康熙皇帝
后边十行，与其说是用以慰藉澳门的“白头老人”，不如说是让北京朝廷的“圣人”看，以证明葡萄牙人“归顺”后，如何“坚守臣节”的，故圣上无须为此忧虑。
诗中对海上贸易的盛况描写，当为不虚，因为从外国的典籍上，也同样可看出澳门葡人是如何赚得盆满钵满的。
当我们涉足这一历史时期之际，无论资料的多寡，都是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尤其是进一步深入下去，甚至会对既往已形成的定见，或者某些历史的结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颠覆，我们当看到的，是与过去已在头脑中产生的图景完全不同的一幕，似乎混乱却又鲜活，似乎困厄却又自由。
如前所述，在康熙决定解除海禁的前几年，即1681年，与康熙同时期的法国君主，有“太阳王”之称的路易十四由于法国科学院派人到世界各地，去考察其地理并绘制航海地图，则已在酝酿如何与中国皇帝联系的事了，正是康熙宣布开海贸易的同一年，即1685年，“太阳王”终于派出了第一个科学传教团上中国，这个使团正是由日后在中国赫赫有名的神父洪若翰、白晋、张诚、刘应、柏应理、李明所组成，他们都“入乡随俗”，起了个中国名字。这一年的三月，他们带着“太阳王”授予的测量仪器于布雷斯特出发，两年后，他们先抵达宁波，再过半年，奉康熙之命，到了北京，其中，张诚、白晋就留在了康熙身边，成了康熙的老师。
可以说，康熙在东方，也同样具有“太阳王”的辉煌。他与路易十四一样，都是冲龄即位，而且，全凭自己的雄才大略与过人的智慧，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使国家走向了鼎盛——这边是康熙盛世，那边，则成为欧洲的强国，欧洲的科技文化中心。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们发现，清初中期，中国与法国的关系要密切得多，法国甚至比英国早在澳门设立了贸易办事处，当然，法国的神父兼科学家、技工、画匠，也一直占首位，上边提到的张诚，还参与了中俄划界的谈判，甚至代表中国出使俄罗斯。
而康熙，一直努力在学习西方，不仅是科学技术，也包括人文学科，如哲学等，他完全接受了“地圆说”——这在前边已提及了，他接受科学，但对传教则始终保持警惕，与此同时，白晋在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离京返回法国，给“太阳王”带去了康熙的礼品，其中包括一些中国的经典与科学著作（共49卷）。很快，不少著作被译成了法文，有的，成了反对神学，推动启蒙的思想武器。
正如法国当代学者所说：“在18世纪，大家实际上是目击了一场信息的反向流动，主要是欧洲向中国学习。”“发现和认识中国，对于18世纪欧洲哲学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正是这种哲学为法国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
法“太阳王”路易十四像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写上了法国大革命的旗帜。
而中国的“开明君主制”，对法国如伏尔泰等大思想家，亦不无影响。笔者在同时完成的长篇历史小说《开洋——国门十三行》中，就专门写了一位醉心于“开明君主制”的十三行的法国商办主任。
平心而论，此时的中国，无论在经济、文化上，都有很多方面领先世界。而对外开放的态势，也并不是后人所认为的那样。忽略这些，认为此刻的中国便已经僵化、保守，井蛙观天，实在与事实相去太远。
本来，通向世界的这一历史之门，已然洞开了。
因此，这里，我们选择了康熙开海之后的70多年——被大多数史学家们忽略了的历史。
在法国人认可的“开明君主制”下，中国这70多年的一步步开放，当是有不少可圈可点的地方，从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诸多关于开海、免税以及与十三行相关的御批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而言。
同样，在大清各级官吏中，为民请命，拼死要求开放海禁、洋禁，以及免除各种缴送、税项的，亦不乏其人。他们关心民疾，视国计民生为己任，加上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的主导，出于公心，敢于犯颜直谏，令人感奋。
尤其应突出的是，走在开海贸易前列的十三行行商，早期，他们自然褪不去官商的色彩，但随着与国际商贸相衔接，加上国家政策的相应调整，他们已很快向民商，向自由商人靠拢，而且，也正由于他们的努力与抗争，对外贸易300年艰难曲折的外贸之路才一步一步褪去朝贡的色彩，最后形成真正的通市，即市场经济……
法国传教士进呈给康熙皇帝的《亚细亚洲图》
仅这么简单点上几句，就已经很明白了，在这70多年间，中国曾面临多少的机遇，有可能与正在逐渐成熟的国际贸易的准则相适应，有可能更多地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从而不再忧虑“岭门开后少坚城”，有可能在梯度的开放中，接受西方迅速发生的启蒙主义、人文主义思潮——行商中已不乏这类先见者，有可能清中晚期不至于发生逆转，走向腐败与衰亡。当然，历史没有这么多的“可能”与“假如”，已发生的一切均已无法改变了的。
那么，这70多年中，我们曾有过怎样的机遇？同样，行商或者相关官员有过怎样的抗争？而其间我们又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又为何在一路畅行之际，突然进入了另一扇门，令已进行得相当到位的开放最后发生了逆转？
这些问题，哪怕在今天，在我们的改革开放已进行了30多年之际，一般是那么振聋发聩——与这70多年相比，我们的开放时间刚好过一半，而我们尚须进一步开放的内容，还很多、很多，不仅仅到加入WTO为止。因此，选择这70多年来进行深度的研究，对今天而言，有着更现实更重大的意义。
我们当有更明白，更直接的历史之镜。
在那70多年中，于中央层面而言，似乎也有两条历史的逻辑线。
一条是从康熙开海，接受法国科学使团、制造热武器为开端，而后则是雍正废除了南洋禁航令，雷霆出击，严惩了中外不法商人与官员的勾结、破坏正常的罪行，及至到了乾隆，便是废除加一征收，取消缴送，给予外贸优惠政策，乃至设法完善除广州之外的其他几大海关的制度与政策——如果照此发展下去，大清中期，其开放的格局也就得以完成，尤其是边关热武器的使用与提高，也就没了日后让英军几千条枪打得国不成国的样子。
而另一条，则是康熙开海后，晚年被地方官员忽悠，又颁布了“南洋禁航令”从宽容到“禁教”并祸延到科学技术之引进，而后，便是雍正开洋后，却默许广东巡抚杨文乾再度祭起朝贡制度的“加一征收”以对付日趋繁盛的西方商船的到来，一直到乾隆二十二年的“一口通商”和《防夷五条》——日趋严厉的对外限制，终于在其中晚年，令整个大清帝国由盛转衰……我不知道，是否曾有人做过以上的梳理？至于官员，有力促康熙开海贸易的，也有以种种借口延宕乃至反对开海的；有向雍正申明“禁洋”之弊端的，也有于海关设立种种巧立名目繁多税种的，当然，更有在乾隆“一口通商”决定中发挥极其恶劣作用的——这其间，杨宗仁之于康熙，杨文乾之于雍正，杨应琚之于乾隆，这杨家三代人对广东封疆大吏的承袭，所造成的恶果恐怕难以三言两语说得清了。
但我们更应该把目光投落在十三行行商头上。毋庸置疑，商人、第三阶级等等，在那样一个时代，均具有革命性的因素，这已不用我们多加阐释了。十三行行商，这批经营大规模的外贸业的历史骄子，在世界那样一个大航海时代，秉承传统的“通商裕国”的理念，求新求变，求与国际市场交融在一起，且带来了全球先进的文化思想，其作用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
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关于开海的御批
而在十三行中，从早期的藩商、王商，及督商、将军商人，渐渐演变为有相对独立身份，乃至独立人格的具有自由商人色彩的民商，可以说有一个相当艰巨的蜕变过程，毕竟，他们是封建大一统的制度下生存、经商的，不能不受到种种的制约。而这演变过程，恰好就在这70多年当中，尤其是中期，那些坚持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不仅敢于与官商勾结者抗争更敢于告“洋状”，揭发外商的不法行为的行商，该担多大的风险，有的倾家荡产，籍没流放，有的，甚至几度入狱。然而，正是他们的抗争与牺牲，表现出一种可以面对那个时代与环境之超前的思想，为后来十三行行商成为真正的民商扫清了庭院，为他们摆脱或屏蔽掉官府，让整个世界去经营其商业、金融业打下了宝贵的基础。
应当说，对于行商的整体而言，他们并没有另一条历史的逻辑走向——还原为封建体制下的官商，他们只能向前，义无反顾地向前，哪怕十三行毁灭了，也仍在坚持其作为具备近现代商人、实业家的身份与原则，为日后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及辛亥革命廓清了道路。
因此，把研究的重心，放在了行商身上，是不二之选。正是他们，创造了机遇，抓住了机遇，在无论怎么艰难劂绝的时刻，矢志不移，走着自己的必由之路！
这也是十三行的灵魂所在。
抓住这70多年波诡云谲的历史变化，我们当有更多的发现与感悟！
行驶在南中国海的西方舰队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146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