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四年（1684年、1685年），对自山东至广东漫长的海岸线上，内迁了40千米的老百姓们，无疑是一个悲喜交集的日子，这两年，他们在离乡背井后20余年，终于能重返家园了，这在他们而言，当是望眼欲穿，终于盼到的喜事。可又悲从中来，一是今日能重返故园的，恐怕为数不多了，十之六七，在流离失所之际，已死的死，散的散，不复得见了，况且20余年，又有多少人熬不到头，早就撒手归西。不少沿海村落，后来统计，真正返迁回来的，也就只有一二成人。是怎样一场惨绝人寰的血腥浩劫？当重新登上返乡的路途之际，携老将雏，每人眼里，都是一片凄怆与茫然。
而回到故乡，哪还有当日的田园？哪还有记忆中的家居？田园早已荒芜，20多年不曾耕种，已满目蒿莱，家居也茫然无存，当日为强迫迁出，能折则折，不能折，则一把火烧了个精光，不由你不走……那时节，烧屋不算小事，稍有反抗，便格杀勿论，沿途的河涌里，都漂浮着断残的尸首，有的地方，连河道都堵塞了，哭声冲天，哀鸿遍野，沿海数千里，都成了人间地狱。
如今，家已不家，园亦不园……于是，也有人至死不愿归去，在外谋生好了。谁知道，哪天又一道突然御旨，还得迁出，这清朝40年间，反反复复的事情还少吗？
人们信不过。只是，在广州城里，却是另一番景象。曾经在明朝被叫作“十三行”的地方，已经在大兴土木了。场面当是十分红火，挖地基的挖地基、夯土的夯土，砌墙的砌墙，运木的运木，上梁的上梁……平日少见的商人，也纷纷乘轿前来，视看这片热土，指手画脚，高谈阔论，急切却有条理，而且一个个喜笑颜开，仿佛又有大笔银元进账。他们在干什么？好事者很快便打听出个究竟来了。原来，自从杜臻来宣布开豁迁海之禁，还民之地后，康熙皇帝又派内阁大学士石柱等人到粤闽沿海考察，为开海贸易，设立海关筹划，这一来，明代留下来的“怀远驿”，因为是专门接待外国贡使的，如用来迎候外国商人则师出无名。更何况按清代礼部贡典，欧洲的商人典上无名，又没有金叶文书，所以，绝对不可以官方规格来接待，正所谓中夷有别，上下有限，祖宗确认留下来的伦理秩序是万万改变不得的。所以，当政者称，这只能让他们到洋行商人的行栈中住，或者将行栈租出给他们，方可解决这礼制上的问题。
大人一发话，行商立即心领神会，无论如何，这当是一大商机，既可以收租金，又可以与外国商人做好买卖，何乐而不为呢？这一来，过去的十三行，便成了首选之地。纵然是官方所允，官方也还是少不了干预，所以，这赶建起的房屋，几乎都是一个模式，不会有什么讲究了，诸如高度、阶梯、进深等等，少不了有个说法的。这让老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不同的主人，建的却是同样的房子，不是内中有诈吧？
云里雾里也罢，心生疑窦也罢，可还是得住进去。于是，凡来广州经商的外国人，也就归服归法住进了这分不清彼此的房子，并把这些房子统称为“商馆”。可中国人却不能这么叫，只能叫“夷馆”，以显示自身正统。
商馆很快便建成了，这里坐北朝南，正面向珠江，由东至西，沿江排列，倒是一道不俗的风景线。至于风水好不好，就难说了。反正它们的命运是早已注定的。
当时，即这一年的四月，广东巡抚发布了《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
文告的内容，自是针对开设粤海关之后形势的变化，而做出新的规定：
第一，内地各省商人“如来广东省本地兴贩，一切落地货物分为住税……赴税课司。纳税；其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分为行税……赴（海）关部纳税”。这就是说，进一步明确地把国内商业税收和海关税收分开，即把常关贸易和海关贸易分开。在此以前，清廷依明制“设关所多处”，但统称为关，常关与海关之名乃自此时起。
第二，把经营国内商业的商人和从事国外贸易的商人严格划分开来，分别“设立金丝行、洋化行两项货店”。在这里，也是第一次真正地把广东洋货行商人从一般商人队伍中分离出来，并使洋货行商成为一种专门的行业。
第三，鼓励“身家殷实之人”承充洋货行商。
这一文告，可以说制约或者推动了广东洋行商人形成一个相当特殊的行商制度，并成为一个新兴的商业资本集团，有别于明代广商的发展。研究者梁方仲认为，这一制度在初建时有以下几个主要的内容和特点：
第一，充当经营对外贸易的洋行商人要身家殷富，而又以自愿承充为条件。
第二，洋货行承商的办法，是经商人自愿呈明广东地方官府批准，并领取官府发给的行贴，然后才能开业。
第三，在广州和佛山原来经营商业的“商民牙行人等”，有愿转业承充洋商的，在当时招商时可自由选择，或换牌呈明官府承充亦可。
第四，洋货行商人对粤海关承担的义务，是负责把外洋进出口货税在洋船出口时亲自赴海关缴纳。禁止税收人员从中勒索。可见，当时的洋货行是向官府登记承充的商人，和封建官府保持有极密切的联系，是具有一种特有的社会身份的商人，一般也叫他们为“官商”。
是否“官商”，笔者以为，尚未完全定论，日后演变的轨迹，多少可以另作别论。所以，无须先入为主，不妨看完全书再说。
总之，搅动了中国18、19世纪的一个巨大的商人集团，就在这样的政治、经济的大背景下，走上了历史舞台。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皇权至上的国家，最大的背景，莫过于“圣上英明”了，所以，这里务必追记一下康熙皇帝的若干圣谕。
当沿海居民陆续重返故园，偌大一片家园，尤其是南方，历40年的战乱，正是百废待举之际，国家要办大事，没有税收是不行的，广东素有“天子南库”的美誉，但财源却来自海上，所以，杜臻考察一番之后，内阁大学士石柱一行又来了，且明确地为开海贸易，设立海关作准备的。康熙为此于农历六月初五（1684年7月6日）发出谕令：“海洋贸易有益于生民，但创收税课若不定例恐为商贾累。当照关差例，差部院赀能怀嘧前往酌定则例，此事著杜与大学士商酌。”一个月后，农历七月十一，康熙皇帝便主持召开了内阁大臣会议，正式做出如何开海贸易，设立海关的决定。
考察归来的石柱，自然在会上表明自己的立场。谁知他下去后，却为地方官吏所包围，耳边满灌了不可开海，不可设立海关的种种议论，更何况在下边，大宴小宴，喝了个天昏地暗，哪会把国家利益放在心上？其实，地方官吏并不反对开海，他们早就开海了，且私下控制了出海走私，赚得满脑肥汤，可国家的税收却已大量流失，所以，名义上的禁海，实际上的开海，于他们正好暗度陈仓，中饱私囊，而一旦正式开海，一收税，他们的利益也就遭到了重大损失……这一来，石柱回到北京，自然站到了他们一边，殊不知目光敏锐的康熙大帝，却洞察秋毫，把他的一条条不得开海的理由，驳得体无完肤。
于是，就有了下面一篇《内阁起居注》的奇文：
康熙皇帝问大学士石柱：“尔曾到广东几府？”
石柱回答：“臣曾到肇庆、高州、廉州、雷州、琼州、广州、惠州、潮州，自潮州入福建境。臣奉命往开海界，闽、粤两省沿海居民纷纷群集，焚香跪迎，皆云：‘我等离去旧土二十余年，毫无归故乡之望矣，幸皇上神灵威德，削平寇盗，海不扬波，我等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耕获，乐其生业。不特此生仰戴皇仁，我等子孙亦世世沐皇上洪恩无尽矣。’皆拥聚马前稽首吹呼，沿途陆续不绝。”
康熙皇帝接着问：“百姓乐于沿海居住者，原因可以海上贸易捕鱼之故，尔等明知其故，海上贸易何以不议准行？”
石柱回答：“海上贸易自明季以来原未曾开，故议不准行。”
康熙皇帝非常不满石柱的回答，对石柱讲：“先因海寇，故海禁未开为是。今海寇既已投诚，更何所待？”
石柱辩解道：“据彼处总督、巡抚、提督云，台湾、金门、厦门等处虽设官兵防守，但系新得之地，应俟一二年后相其机宜，然后再开。”
对石柱的辩解，康熙皇帝一针见血地指出：“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今虽禁海，其私自贸易者何当断绝？今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由总督、巡抚自图便利故也！”
最后一段话，当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的关键，令石柱无言以对。于是，第二年，清政府正式宣布——设粤、闽、浙、江四海关
粤海关设专职监督一人。粤海关建关初年，关务由两广总督吴兴祚兼管，后改为吏部郎中宜尔格图出任首任监督。之后此职多为满人担任，其地位与行省的督抚大员相等，不用听督抚节制，直接向皇帝和户部负责。粤海关下辖省城大关、澳门总口、乌坝总口、庵埠总口、梅菉总口、海安总口、海口总口7个总关口，其中以省城大关和澳门总口最为重要。各大总口下辖的小关口共70个。其中虎门口和黄埔口则隶属省城大关口，是最重要的关口。在每一关口中，又设税官、夷务所、买办馆、永靖营等机构。税官的职能是征收外商的船钞、规礼及其他有关税款;夷务所主要职能是办理外商船只进出手续，以及其他贸易事项；买办馆主要职能是为外商提供后勤服务；永靖营是清政府派驻港口的兵营，执行防卫任务。粤海关当时设在广州城外的次固镇，地点约在今天起义路与泰康路交界处。
自始，中国终于算是有了海关。
循名责实，海关设立后，则把对外贸易的管理——海关，与对外贸易的机构——洋货行，后统称洋行分离开来，这样，传统的贡市不分的贡舶贸易，向近代模式发生了转换。而前面提到的广东巡抚李士祯发布的《分别住行货税》，则把这更具体化了，把国内商人与从事外贸的商人，国内税收与海关税收更明确地划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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