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开海”，无疑是顺乎民心的一大壮举。历史上，他与同时代的法国路易十四，都被视为东西方各自具有雄才大略的君王，路易十四被称为“太阳王”，他与康熙的交往，始终是中法交流史的佳话，都并创了各自的“盛世”。路易十四对内强化中央集权，推行重商政策，对外迅速扩张，开拓殖民地，令法国一举成为欧洲的军事强国。他派出的传教士，亦是其科学院之“代表团”，来到康熙近侧，传授历法、地理、数学等西学，其中，白晋更写下了著名的《康熙皇帝传》——这其实是他给路易十四国王的报告，介绍东方这个大国及其君主康熙的，用了不少溢美之词。与此同时，他带回了数十册中国的经典，如《诗经》《礼记》《易经》等。
这个科学代表团启程来中国，正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开海”之日。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法王路易十四亲允“安菲特里特号”首航中国。白晋等人，正是乘这艘船，携带路易十四回赠给康熙的礼物，再度回到中国。康熙还亲自派传教士从北京来到广州，迎接白晋到来。
“安菲特里特号”到广州，比英国抵达广州做成贸易的第一艘商船“麦士里菲尔德号”还要早到达一年。
于是，在1700年即18世纪来临之前，西方两大强国的商船近乎同时在清廷宣布“开海”之后，来到了中国，来到了广州十三行。
我们不妨简单检查一下，“开海”之后，中国的海外贸易是如何启动的。
在西方各国中，是荷兰“首请通市”的，自然依仗其协助过清军打过郑成功而获宠的。
荷兰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为了扩大对华贸易，第三次向中国派出了使节。
《清实录》载有，是年十月，其使节提出“请定进贡限期五年一次”，从而改变了禁海期间名存实亡的“八年一次”，抢了先机，进入了广州与福建。
康熙更赐荷兰国王敕谕一道，曰：“朕惟柔远能迩，盛代之嘉谟；修职献琛，藩臣之大节。输诚匪懈，宠贲宜颁。尔荷兰国王耀汉连氏甘勃氏，属在遐方，克抒丹悃，遣使贲表纳贡，忠荩之忱，良可嘉尚，用是降敕奖谕。并赐王文绮白金等物，王其祗承，益厉忠贞，以副朕眷。钦哉。”
也就是这一年的二月，粤海关监督伊尔格图便已上奏，请将“西洋诸国商船税十分止取其二”。部议准行。康熙亦谕道：“丈抽船只，装载回国，或因风水不顺，飘至他省，查验印票，即便放行。”也就是说不再额外加税了。 随着18世纪的到来，英国的商船，迅速超过了其他几个国家，跃升到了第一位。在麦士里菲尔德号之后，英国商船就有温特沃斯号、海津号、舰队号、哈利法克斯号分别自1700年至1703年到了广州。而1704年，则一下子来了四艘：西德尼号、斯特雷特姆号、肯特号和伊顿号。当时是开放了四大口岸，因此，上厦门、舟山，还有其他商船。自1711年开始，英国商船几乎就全部只开到广州，每年都有4至5艘了。当然，法国的、荷兰的也来了不少。其中，法国还在广州及澳门率先设立了办事处，处理商船的各项业务。也就是这一时期，十三行行商们的商船，也纷纷出海。仅从福建、广东开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的商船也与日俱增。据不完全统计，刚刚“开海”的那一年，就有十余艘。1691年至1700年间，平均每年都有十一、十二艘。到了1711年至1720年，每年平均增加到近十四艘。加上法、荷船，则超过了20艘。其后，更激增到数十之多。康熙晚年，南巡至苏州，问船厂出洋船只有多少，回答是“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当然，这不仅是下南洋，其间，上东洋日本的更不少。这给康熙的影响大了。由此，更导致了“南洋禁航令”。这让十三行行商料所不及。
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初十南洋禁航令
本来，东西方互通有无，船只彼此往来，是再正常不过了的，怎么一下子就只允许人家来，不允许自己去呢？
从“开海”到“禁洋”，其间有30多年的时间，十三行对外贸易也逐渐得以健全，中外商人均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及至“禁洋”发生之际，十三行行商，便早已在外国的商船上投资，拥有相当大比例的股份。在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便记载有1703年至1704年间，在“柔佛被劫”的大帆船，是属于行商黎安官商号的，并且，他早些年，还买下了英船“舰队号”大班的期票——凭此，行商们的近代金融意识已与国际相接轨了，而“舰队号”则是1702年到达广州，已开回去了。
与此同时，十三行行商本身的性质，也已经在发生重大变化。刚“开海”，那些有背景，有靠山的王商（藩王）、军商（将军）、总督商人、抚院商人垄断了整个对外贸易，官渔商利，不择手段，甚至出现了皇商，号称是皇太子那里来的，他们轮流出场，你方唱罢我登台，权势成了主角。
然而，市场是不以权势为转移的“三藩”被削，王商也就倒了，而皇太子失宠，皇商也倏忽消失了——与皇太子想抢班夺权失败当有关，其他所谓有背景的官商，最后也还是被殷实的商家逐步驱赶了出去……而依靠真正的实力及智慧致富的行商，终于成了十三行的主人。屈大均当年的《竹枝词》所称的“洋船争出是官商”，正是发生在这一历史阶段，他是1696年去世的，离“开海”仅10来年。诚然，由于行商为了自我保护，每每不得已买个红顶子戴上，让人误以为他们正是“官商”，可从经营资本而言，尤其是进入十三行行商资格的财富界限，他们已是地地道道的民商了。这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
皇商在十三行的出现，意味着皇太子加快了抢班夺权的步骤，广州是“天子南库”，朝廷的经济命脉，皇太子要篡权，就得早早过问这里的事务。康熙是在其十四年（1675年）着手册立太子的，学汉人立嫡长子为皇太子，这也是任何一个皇帝在世之际最大的政事，所谓“垂万年之统”“系四海之心”。
然而，皇太子既立，权势煊赫，围绕他转的人就多了，于是，太子党养虎为患，树敌也就多了，久而久之，康熙发现，皇太子已迫不及待要登基。外巡时，竟一到夜晚就围着父皇的帐篷转，这让康熙警觉了，及时制止了有可能的政变，一如他说的：朕未卜今日被鸠，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
这一来，屡发牢骚称“古今天下，岂有四十年太子乎”的皇太子终于被废了，康熙一锤定音：如果让其当政，“必至败坏我国家，戕贼我万民而后已”。
无疑，派皇商上十三行，正是皇太子阴谋的一部分，其后皇商的销声匿迹，也与皇太子被废有关。帝王晚年，疑心重了，已是惯例。废立太子，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
纵观一部中国史，大凡年迈的皇帝，晚年都少不了折腾，正可谓“老人治国”“病夫治国”，最后，大都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奄奄一息。这，也许是封建专制下的必然规律。
一改“文景之治”的“无为而治”，变黄老术治国为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在打败匈奴、开辟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可谓功高至伟，他登基时，也才16岁，比康熙登基大不了多少，正由于他的雄才大略，才消除了边患，开疆拓边，令汉帝国强大了起来。可到了晚年，刚愎自用，听不进任何进谏，把国家折腾惨了，不得已发了一个《罪己诏》，历数自己的重大失误，扔下一个8岁的小皇帝走了。
历次政变，唐皇李隆基终于如愿以偿登基了，由于他励精图治，知人善任，于是，又开创了“开元盛世”，以致杜甫这位大诗人，都写下开元的美丽篇章：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
政治清明，经济发达，科学文化更欣欣向荣。然而，唐玄宗的晚节不保，以为自己治理有方了，不愿再过问政事，耽于享乐，只求安逸，于是，几乎就是眨眼之间，安史之乱爆发了。从此，唐帝国的统一、繁荣、强盛成了过眼云烟。72岁的老皇帝仓皇出逃，马鬼坡上，不得已令丰华绝代的唐贵妃自缢。留下了千古传唱的《长恨歌》。虽说平叛成功，可被折腾了7年的唐朝，终于从全盛期走向了最后的衰落。
同样活到70岁上下的康熙，一样把清王朝带进了盛世，然而，在晚年废立太子及诸多政治、经济问题的处理上，也差点步了汉武唐皇的后尘。早年智擒鳌拜、削平三藩、统一台湾、开海贸易的青年皇帝，可谓意气风发、壮志凌云，无愧于与路易十四同时称雄于东西方的一代明君。但是，到了60多岁，竟同样昏聩得可以了。
于是，这才有“开海”30多年之后，来了个十年的“禁洋”。并在“禁洋”中了结了一生。
两广总督杨琳关于英法等国商船到粤并华侨回籍情形的奏折康熙五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1718年8月23日）
明明知道开海贸易有利于国计民生，为何30年后，偏偏禁止自己的老百姓出洋贸易呢？是怎样一种逻辑在起作用。
一部由皮埃尔·阿考斯与皮埃尔·朗契尼克著的《病夫治国》打开在我的眼前。这部名著中，有一段话：
医学也是事实的见证，有助于铸造历史。评价在位的君王，总是看他们赐予的恩惠和造成的不幸。一种特殊的神秘变化凝固了他们的形象。他们似乎是一种享有特权的人物，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衰弱从来也奈何不了他们。有人向善良的人民解释说，对于权力的追逐调动了一些非凡的人物，使他们具有不同寻常的品质。这也许是真的。人们很少想到，那些敢于取权力的人毕竟也是可以受到伤害的。如何否认他们的健康有朝一日将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呢？如何否认这些行为将要影响他们要做出的某些具体的决定呢？疾病总是既结束了罪恶又结束了美德。
或许，这可解释好大喜功、晚年仍坚持南巡的康熙，何以到了南方突然颁布了一个“南洋禁航令”的理由！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146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