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宗仁是康熙五十三年，授浙江按察使，丁父忧归。康熙五十五年南洋禁航令后，他于五十七年起，任广西按察使，署巡抚，后升广东巡抚，一直任至康熙六十一年及雍正元年，至雍正三年病逝于湖广总督任上，被视为康、雍二朝的能臣，在平叛、抚边、肃贪上，深得两朝帝王的嘉许。作为出身于汉军正白旗人，能得此宠幸，当为不易。让他担任封疆大臣，可见信任之至。在《清史稿》中，我们可多次见到“如所请”、“上深嘉之”、“所言皆是，勉之”等。
功劳之大，“准袭一次”，于是，也就有了杨文乾、杨应琚的世袭了。帝王的世袭，且不多说了。这种世族的世袭，其实就在中国古代，也看得 非常清楚。早在先秦，便有“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不可能无限地承袭下去的清醒认识，至纨绔子弟也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杨宗仁的儿子、孙子，还不属于这一类，一度还承袭有其谨严、能干的遗风，甚至职位也一样达到了总督
一级。反而，这更是可怕了，因为其执政风格、价值观也曾之承袭下来。
《清史稿》中称杨宗仁“砥节矢公，始终一节”。
雍正亦为其制象赞，谓“廉洁如冰，耿介如石”。夸他能“士当审其所当为，严其所不可为”，其驭属吏宽于忠厚，务安上全下，使各称其职而止。
正是如此，在他任广东巡抚期间，贯彻“南洋禁航令”自是不打折扣的，但广东官场，是否因他得到肃清，则未必，史称，官场之腐败，广东是最为突出的，雍正接位即指出广东“官常中举劾，百无一公”。“日今合计直省地方之淳浇，广东为第一难治。” 而杨宗仁则此时被调任湖广总督。
广东临海，南洋再禁，也很难禁绝，杨宗仁如何严酷，势难贯彻到底，蓝鼎元在《论南洋事宜书》中直陈：“疑洋商卖船与番，或载米接济异域，恐将来为中国患。又虑洋船盗劫。请禁艘舶出洋，以省盗案”，乃是“坐井观天之见。自谓经国远猷，居然入告。乃当时九卿议者，既未身历海疆，无能熟悉情形。土人下士知情形者，又不能自达朝廷，故此事始终莫言，而南洋之禁起焉”。
处于这一禁航令中的杨宗仁，则告起广东之状：“广东亏空现正严饬追完。……倘敢徇纵，本官治罪，上司从重议处，庶上下皆知儆惕。地方有不得已事，当以督抚等所得公顷抵补。不敷，则济以公捐，必不使课帑虚悬。” 这一奏折，则从侧面反映了这位巡抚是如何卖力的。
杨宗仁是康熙五十七年就任广东巡抚的，当年一位大员是这么上疏推荐他的：“老成练达，有守有才，边俗番情，素所熟习。”康熙见此上疏，立即
就想到了广东，自从开海禁以来，广东固然为皇库收得了不少的税银，而且还引进了不少外夷的人才，尤其是法兰西的画师、精通天文历算、善修钟表的技师，还有医学精湛的医师，这不能不引起康熙的重视，有一位能员镇守南方，是再理想不过了，再放心不过了。于是，杨宗仁在广东便走马上任了。
“南洋禁航令”颁发，杨宗仁走马上任，与此同时，十三行第一次建立公行，三者的关联，迄今仍是学者们争议不休的问题。
公行建立，且订立了严谨的行规，看上去是解除对外贸易之混乱，免得商人乱定价、争份额、闹排斥，甚至于以假乱真，以保证对外贸易的公平。但是，没有进入公行的商人，就得通过行商方可以做贸易，这一来，务必向行商交纳相应比重的货价作中介费用，他们自然不干了，于是，便找到了英国商船，请他们设法干预。英商自然认为这有违其自由贸易的原则，对公行予以抵制。
中国商人的思路，却没有英国人那么简单。的确，自康熙皇帝宣布开海贸易以来，广州的外贸经几起几落，总归在发展中，但是，由于不同背景下各类官商分别争夺对外贸易独揽专权，于是乎，招数使尽、尔虞我诈，争斗未已，让外国商人浑水摸鱼，从中得益，中国一方的自身利益反而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那么，建立公行组织，能改变这种状况吗？
据莫里斯日志所载，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720年12月25日），由最著名的各位行商，在祖坛前杀鸡啜血，共同盟誓，举行隆重的仪典，缔结公行行规十三条：
（一）华夷商民，同属食毛践土，应一体仰戴皇仁，誓图报称。
（二）为使公私利益界划清楚起见，爰立行规，共相遵守。
（三）华夷商民一视同仁，倘夷商得买贱卖贵，则行商必致亏折，且恐发生鱼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应与夷商聚一堂，共同议价，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处罚
（四）他处或他省商人来省与夷商交易时，本行应与之协订货价，俾卖价公道：有自行订货价或暗中购入货物者罚。
（五）货价既经协议妥帖之后，货物应力求道地，有以劣货欺瞒夷商者应受处罚。
（六）为防止私贩起见，凡落货夷船时均须填册；有故意规避或手续不清者应
受罚。
（七）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图画之类，得由普通家任意经营贩卖之。
（八）瓷器有待特别鉴定者（指古瓷），任何人得自行贩卖，但卖者无论盈亏，均须以卖价百分之三十纳交本行。
（九）绿茶净量应从实呈报，违者处罚。
（十）自夷船卸货及缔订货合同时，均须先期交款，以后并须余款交清，违者处罚。
（十一）夷船欲专择某商交易时，该商得承受此船货物之一半，但其他一半归本行同仁摊分之；有独揽全船货物者处罚。
（十二）行商对于公行负责最重及担任经费最大者，许其在外洋贸易占一全股，次者占半股，其余则占一股之四分之一。
（十三）头等行，即占一全股者，凡五，二等者五，三等六；新入公行者，应纳银1000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
从字面上可以看出，在这之前，由于价格失控，行商每每任定高下，彼此间相互排挤，争夺贸易权利，甚至货物以假乱真，外货出入口则不填册及不交现款，外来甚至外省商人到广东，竟以贵买贱卖来争揽生意；而当时行商已有十六家，分头二三共三等，缔约后，有了一个公平严密的组织，彼此间则不可鹬蚌相争，令渔翁得利，亦不会让行商欺行霸市令外人独受其害。这无疑是考虑周到的。
而从深层次上看，进入公行的行商所依据的仍是集体原则，共进退，从而均价格，免竞争，一致对外，与传统的平均主义观相一致。固然一般强调诚信，抵制垄断，一视同仁，公开公平，便只是圈子内如此，对圈外则一概排斥。果然，海关方面，即下令凡在公行之外的“闲散商人”都不得涉足外贸，凡有作瓷器贸易的须纳百分之二十货价给公行，茶叶更高至百分之四十——表面的公平带来更大的不公平。
这显然是不合乎自由贸易之原则的。
在“南洋禁航令”实施之际，杨宗仁力求令行禁止，这一行规意味着什么？于是，公行立即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几乎是胎死腹中。直到“一口通商”，才又被重新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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