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685年康熙开海，到1727年雍正开洋，再到1736年乾隆废除“加一征收”，我们不难看到，大清早中期，呈现出一种积极开放的态势，给十三行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如果沿着这一态势健康发展下去，也就不会有1757年的限关乃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了。
然而，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自大清立国始，尤其是顺治十二年（1655年）陆续颁发的一系列禁海令，顺治十七年（1660年）的
“迁海令”，到康熙五十六年（1712年）的“南洋禁航令”、雍正七年（1729年）的“加一征收”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限关令——“一口通商”，历史仿佛又依照另一个逻辑在逆转，一直到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十三行终于毁于一旦。
所以，也有人视1655—1685年、1717—1727年为清代绝对的闭关时期，1757—1840年则为清代相对的限关时期。
禁—开—限，一部大清外贸史，似乎又应合了正题、反题、合题的逻辑，简单明白，顺理成章。
可历史有这么简单吗？
且不说每个皇帝都有几乎同样的反复：康熙开海，而且明确划分出朝贡贸易与市舶贸易的不同国家之区别，却在晚年不分青红皂白来了个禁洋令；雍正决定有违祖制，开了洋，却又让贡舶贸易的变种“加一征收”横行无忌，几欲拒所有西方商船于广州之外；而乾隆张于废除了“加一征收”，似乎完成了从朝贡贸易向市场贸易的最后转换，实施了优惠的外贸政策，却在22年之后，突然来了个限关——“一口通商”让梯度开放最终逆转，这究竟都是为什么？
平心而论，这三位历史上被视为雄才大略，开创了盛世的帝王，从骨子里未必就有近代的开放意识。
无论是开海、开洋，都不改祖制，中国自己的商船，都不允许超过两桅，更不允许重量超过五百石，水手不得超过25人，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自身商业的发展，骨子里仍是“士农工商，商为末业”，怎么可能与世界大帆船时代的经济大循环连接，为中国争得新的发展机遇呢？
皇帝“金口玉牙”，臣子们唯命是从。
同样平心而论，大臣中还是有几位识时务，且有一定开放意识者，林则徐不消说了，曾在道光年间任两广总督的阮元，督粤十年，建树颇丰，不仅编修了《广东通志》300多卷，汇刻《皇清经解》，而且还创建了著名的学海堂。可以说，其经世致用思想深入人心，打破了支离空疏的理学，“粤人知博雅，皆自此堂启之”。敞开了对世界文化的一个窗口，在十三行于道光二年大火焚毁之际，他烧掉自己的官服以自咎。与此同时，他多次提出要筹建海防，却始终未被理解与接受。
相反，诸如祖秉圭、李承标、佶山之类贪得无厌的官员，纵观一部十三行的历史，却比比皆是。尤其是佶山，对行商的诛求无已，以致连旁边的官员都看不入眼，忍无可忍了。有人称，十三行期间，历任海关监督竟无一人是干净的，除开以武将身份当过几天取的毛克明之外，毛克明仅上任几天便病逝了，有谁能保证，他如果不“及时”病死，能保得往自己的清白吗？
在广东的封疆大吏，同样不是那么清自清、浊自浊的，而且，清者，反被攻讦得更多；浊者，则不乏清誉。
而正直睁眼看世界的，只能在民间。这是后话了。
这一节，我们不能不涉及一位所谓的“清官”“能吏”，一如雍正皇帝所说的，他是左右逢源，“名卖俱败”——既获得好名声，又收了不少实利。
而在今天一部颇为权威的方通史中，他更是以正面的角色出现的。
此人，便是“加一征收”的始作俑者，广东巡抚杨文乾。“通史”中称他：
杨文乾勇于任事，秉公执法，作风果断不避嫌怨，不负朝廷期望，受到雍正帝高度嘉许，谓“天下巡抚中，实心任事，不避嫌怨，为国为民者，惟田文镜、李卫、杨文乾三人”。当时田文镜是河南巡抚，李卫是浙江巡抚。可是，杨文乾的作为招致不法旗人及一些地方官吏的怨恨。后因发生首家员李滨自刎案件，不满杨文乾厉行整顿的人乘机对他进行攻击，捏传杨文乾荐举的署理粮驿道“殷邦翰刻薄，巡抚急躁”等流言。而石礼哈、阿克敦、常赉、官达等人，也对整顿官风有所抵触，与杨心存芥蒂，从暗中阻挠发展为公开对抗，共谋排挤他。是时杨文乾请假葬父，又于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奉命前往福建清查仓库钱粮，未能回粤。同年七月，署理广东巡抚常贲调任福建巡抚，调阿克敦署理广东巡抚。
“通史”又称： 雍正五年（1727年）十二月底，杨文乾由闽回粤视事，石礼哈、常赉、阿克敦、官达等又借杨文乾开设洋行一事，参奏杨垄断贸易、隐瞒关税。雍正帝初时认为“乃确凿可据”严令杨文乾交代。杨据实陈奏，说明石礼哈等人所奏纯属无中生有。雍正帝终于明白真相，对石礼哈严词训斥。石礼哈不得不承认其合谋攻讦杨文乾的罪行。同时，石礼哈等陷害杨文乾举荐的王士俊、殷邦翰、楼俨（广州知府）等人的阴谋亦败露。杨文乾回粤后，坚决整顿官风，继续揭发石礼哈等的不法行为，参奏常赉和阿克敦在署理粤抚内贪污粤海关税银（常赉侵吞16.311两，阿克敦侵吞13.706两）。结果，雍正帝于六年（1728年）下旨，调石礼哈离粤，将常赉、阿克敦革职严审。
从前边我们得知，常赉为雍正“开洋”，是上了不少折子的，这里且按下不表。
作为雍正器重的能吏，被“通史”称为“改革者”，改革内容，则是把海关的各个征款打包。
“通史”称：杨文乾出任粤抚兼管粤海关监督后，自雍正四年（1726年）起，又将官吏、家人、通事、巡役人等私收规礼火足、验舱、开舱、押船、丈量、贴写、放关、领牌、小包，以及分头、担头等项陋规银两报出归公，刊入《海关则例》册征收。于是又有“杂羡盈余”或“杂项盈余”。此后奏报的关税盈余，就包括有正、杂两项盈余了。如雍正十三年（1735年）粤海关的盈余银182071两，已包括正、杂项盈余银。
紧接着——
雍正四年（1726年），粤抚兼粤海关监督杨文乾对外商进口现银除照旧例征收“分头银”外，复征10%的附加税，计每年约征“银四万数千两至十三四万余两不等”。外国商人极力反对。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十六日，有11位外国大班冲进总督驻广州衙门内院，面见两广总督孔毓珣请愿，抗议征收进口现银“加一税”。但征收“加一税”一直保持下来。
这也是“通史”所载的。
无疑，海关是肥了，清廷的内库也充盈了，但这却不合国际贸易市场的基本规律，所以才引发那么大的反抗。
在研究十三行的不少文章中，对“加一征收”的兴废每每一笔带过，却不理解外商为什么持续有十年做出激烈的抗争，更不曾认真探究“加一征收”本身意味着怎样的历史倒退。唯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我们才可能认识十三行时期开放与反开放的斗争，也才可能真正认识杨文乾是否“能吏”，是否“改革者”的身份。
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能员”“酷吏”，每每很得帝王的欣赏与重用，杨文乾与田文镜、李卫三人，被雍正划为一类“猛吏”，冷酷无情、穷追猛打、威风八面，自然，惹的是非也多，告状的也多了。杨文乾的“改革”，设“加一征收”，着眼的自是“国计”，却不顾民生。他本人亦有诸多怪论，如贪污公帑才叫贪污，国家的钱是碰不得的，但是，外夷的钱却照收不误，因为人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能员、猛吏，历朝历代乃至今天都有，他们仿佛很刚正，没有一点人情味，尤其以整人之狠很让下边恐惧，然而，他们每每以这样的凶狠，掩饰的是背后的贪得无厌。
与这几位酷吏同时代甚至一同上朝的，则还有雍正的另一位宠臣，曾出任广西巡抚的李绂，不过，李绂与田文镜水火不相容，最终被打入大牢，直到乾隆登基才恢复官职。他正是上疏要求废除“加一征收”的六大臣之一。李绂不仅是官员，更是大学者，康熙年间理学名臣李光地就说过，600年以来，无人可超过欧阳修与曾凡，而李绂很有希望，诗坛领袖王士祯亦说，通观当时的文士，没一个顶得上李绂的。不过，李绂与酷吏不同，关心民疾，心系百姓，既非食古不化的老学究，也非唯命是从的所谓忠臣，他教诲自己的学生，后来著名的大学者全祖望，不要把自己的天分用于补亡订误的考据上，当做一些更远大的事，以天下苍生为念。
其实，是否以天下苍生为念，正是区别李绂与杨文乾的根本。
李绂、高其倬、常赉为何与杨文乾、田文镜、李卫不和，问题也在这。李绂等人是为主开放，反对“加一征收”的，当是为天下苍生着想。而杨文乾之类的“改革”，则为的是朝廷省事。所谓“加一征收”，实际上形同于朝贡贸易中的先行“进贡”，是变相恢复朝贡贸易所规定的，唯有进贡，方可获得互市的权利，把开海贸易拉回贡舶贸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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