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在历史上以严厉、冷酷著称。作为康雍乾盛世当中的一代有作为的“酷帝”，他夹在前60年康熙与后一代60年乾隆当中，仅执政13年，之所以令后世一般景仰或争议不休，自有他不同寻常之处。
跟在一个执政长达60年的君王之后接班，同样决定了雍正不能不用非常手段，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冷酷无改前朝60年之积弊，表现出过人的政治气魄——否则，这13年他将一事无成。对比一下，同样跟在60年执政的乾隆之后的嘉庆皇帝，人们只记得他不得已扳倒和坤——有“和坤跌倒，嘉庆吃饱”一说——之外，可谓乏善可陈，尽管他在位时间比雍正要多几乎十年。康熙老来糊涂，竟下“南洋禁航令”，与他中晚年的骄傲自满是分不开的。毕竟，国家业已统一，经济也上去了，社会相当安定，其文治武功可谓大见成效，能不得意吗？于是，锐气渐减，进取之心也淡了，只觉“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这不让子民下南洋，正是“不生事”为贵了，却让民不聊生。这在他，因循守旧，得过且过，陶醉在已有的辉煌当中。
上面如此，下边更是贪图安逸，无心进取了，这一来，贪腐之风盛行，吏治问题日趋严重，官员的队伍百弊丛生，不是沽名钓誉，便是昏庸无能，不是贪渎废事，就是侵吞公帑。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国民经济也停滞不前。但老皇帝尚在，谁敢说一声“不”呢？
这一来，老的驾崩，新的一上来，面对积重难返的政治经济问题，就不堪重负了。南洋禁航令就是其中一项。
雍正刚一登基，来自沿海的封疆大吏，以孔毓珣为代表，便指出，广东、福建，由于康熙五十六年禁止沿海居民前往南洋贸易，不少人失业，生活不着，导致匪患丛生，粮食断绝，故应取消洋禁，重新允许百姓出海搞活生计。
这与宫廷中翦除朋党不同，雍正决断不下，交给廷臣密议。自然，仍有老臣坚持前朝的意见，船粮外出，都不回来了，使不得，隆科多就对孔毓珣的建议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双方的意见相持不下，孰是孰非，雍正也一时难以判断。而且，作为继任者，刚开始，当要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于是，雍正二年，开禁被驳回，雍正对孔毓珣称：
料理地方一切事宜，当于远大处熟筹深计，凡出一令举一事，必期永久可行，有利无害方好，不可只顾目前小利。
所谓“当于远大，熟筹、深计”，自是这个王朝自以为的远猷，连颇有开放意识的屈大均，在早30年也认为“岭门开后少坚城”，何况雍正呢？然而，下边的乱子却一个接一个。雍正三年，兴化府南台县民限制粮食出境，抢劫米店。福建百姓因无暹罗米进来米价高企不下，巡抚又不应允降米价，百姓冲击了抢米风潮。雍正四年，旗兵在广州垄断米价，而省府却为贫民开办平价米厂，发生恶斗。4月，旗兵因高价米滞销，竟聚众捣毁平价米厂……
浙闽总督高其倬同年再奏，称：闽广等沿海地区“地狭人稠，无田可耕，民且去而为盗”。正是禁洋令，断了民间的生路，因为“出海贸易，富者为船主，为商人，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舟养百人，且得余利归赡家属”。这就百姓各得其所，不再被逼为海盗了。
终于，雍正五年，皇帝命令高其倬，会同福建巡抚常赉、广东巡抚杨文乾协商出具体解决办法。同时，又命内阁将康熙皇帝年间办理的海洋事务的成案、汇编为《海洋事
宜》，发给高、常、杨几位在议事时做参照。这次议事，主要是有关出洋人的回归问题。几位经讨论认为，要改变出洋人留住外洋问题，首先须禁止人民再偷流回国，故开洋禁，则应着重考虑如何使出洋的人按时归来。
所以，他们建议，由外出者交具保结，族邻保甲出具保单，同出三船连环互保，手续完备后，再由地方官员发给出洋执照，登记、检验，回后再查核，有违者严惩。另外，则要到指定地点检核出洋，广东于虎门，福建在厦门，违者按私越之例治罪。
雍正认为，后者，即指点出洋地点为好，前者则难以实行，虽亦言之有理。他倒不怕出去的人不回来，而是说：
朕非欲必令此辈旋归也。即尽数旋归，于国家亦复何益？所虑者既经久离乡井，定居他乡，宜乎首邱之念绝矣，而一旦重返故乡，其中保无奸徒包藏诡谋，勾连串通之故乎？
他斥责高、常等人的建言：
“唯恐内地人外出，设为各种严切科条，殊属可笑，朕实不解。”当防的是归来之人“忽复内返，踪迹莫可端倪，倘有与外夷勾连，奸诡阴谋，不可不思患预防耳”。
显然，双方的思路不一样。这边是防人外出不归，那边是防人的归来作祟。其实，高高在上，二者都同样脱离实际，与老百姓急切要开洋的目的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就算是歪打正着，只要能开洋禁，则善莫大焉。就这样，他们制定了一系列规则，诸如出洋时间期限，什么时候提出申请，什么时候造报，出洋如此，入口亦如此。船上所带的食米，也分别有三百石、二百石之限定，如超出限额，按接济外洋例论罪，至于船上的什物，也要定量携带，登记，查验等等。
地方官员提出，由于手续繁多、严酷，特别是到规定之地出洋每每因官印结未到而发生延误，造成损失，酿至民变。雍正却一点也不通融，在高其倬奏折上批下：
坚持不移甚善。鲁论云民无信之立，凡百几悉宜如是，无可疑者。当此初创之
时，稍若游移将就，向后法不行矣。误货误期，都属于自误，与人何涉。对归来者，欠准安置，便也得。毋即信以为然，宁可再加察访，在外如许年岁，一旦复回，安保毫无情故，饬令属员徐徐设法访问，务争其底里。
不管这些规条、圣谕如何与现实不符，我们从中亦不难看出其对开洋禁的种种顾虑，以及对海外贸易的整个思路，那种自以为是，夜郎自大的心理，可一旦冲破樊篱，大海毕竟是无限的。
于是，十年洋禁结束，千帆竞出，海外的，也终于能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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