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继位后，在前期依然严格执行海禁，但后因考虑沿海的百姓的确生活疾苦，于雍正五年开放洋禁。允许人民往南洋贸易。
雍正对当时的鸦片贸易也较为重视，他的鸦片政策是：贩卖毒品，严惩不贷，严格区分药用鸦片与毒品鸦片烟，毒品严禁，药用不干涉，且照顾小本商人的正当利益。对待西欧来的使者，雍正也以礼相待。他虽竭力反对天主教等在中国民间的传播（这其中一部分原因也在于封建皇帝思想的保守性），但同时，他对天主教也并无恶意，五年，博尔都噶尔（今葡萄牙）使臣麦德乐来京。雍正对他的优待使他深为感激。甚至于雍正寿辰之时，在天主堂做祈祷，为之祝寿。雍正还选了一些有才能的传教士在宫中研制外国仪器和烧造材料。马戛尔尼当年来华，有一部分原因是雍正在伏尔泰笔下的“开明”为欧洲人所共知，使他们对中国皇帝（当时是乾隆）与对华通商充满了美好的幻想。
作为一个封建皇帝，他虽然开放洋禁，为南方沿海一部分人民恢复康熙末年被剥夺的谋生手段，促进中国与南洋地区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但同时，他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其局限性。
另外，废除贱籍，废除腰斩也是他一个功绩。其实，废除腰斩的原因是这样的：雍正皇帝有一次杀了一个人，是用腰斩，因为腰斩是一刀从腰部砍下去，砍下去之后人还活着，这个人在被砍之后，用手指蘸着血在地上连写七个“惨”字，雍正皇帝听说之后觉得非常惨，所以就下令废除腰斩。
他在位短短的13年所做出的改革，比他父亲（康熙）所做的还要多。可以说雍正是一个改革型的皇帝。
清世宗勤于政务，大力清除康熙统治后期的各种积弊，取得一定成效，对清代历史发展有一定贡献。但他统治严酷，猜忌多疑，刻薄寡恩，这是他性格的弱点，从而容易得罪很多官僚阶级。同时，也正是因为他的严厉统治和超乎寻常的努力使大清帝国逐渐走向鼎盛，也才为康乾盛世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事实上，雍正在决定解除禁海令上也是经过一番挣扎的。毕竟老祖宗留下来的指令是禁海，这违反祖宗的做法，自然是需要一番思想斗争及要经受各方压力的。而在雍正解除禁海令上，也有不少官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其中之一便是高其倬。
高其倬，汉军镶黄旗人。常年进行基层观察，他将自己调查的结果及对开海的看法上报雍正，指出开海是顺应时代要求，且也是社会的需求。引文如下：
高其倬雍正四年疏福、兴、漳、泉、汀五府，地狭人稠，自平定台湾以来，生齿日繁，山林斥卤之地，悉成村落，多无田可耕，民且去流为盗贼，势所不免。臣再四思维，惟广开其谋生之路，如开洋一途，前经严禁，但富者为船主、为商人，贫者为头舵，为水手，一船养及百人，且得馀利归赡家属。其本身既不食本地米粮，又得治归养家属。曩者设禁例，若虑盗米出洋，则外洋皆产米地；如虑漏消息，则今广东船许出外国，岂福建独港泄漏？如虑私贩船料，则中国船小，外国得之不足资其用，以臣愚见，开洋似于地方有益，请弛禁便。
这些年来，雍正整到训治，当是敢下铁腕，他心中，要的便是“河清海晏”，吏治清廉，百姓自会守法；吏治不清，上梁不正下梁歪，乱子就出来了。
自从圣祖颁发了南洋禁航令，雍正继位，亦不改制，继续对南海商船采取严厉的措施，违禁者严拿治罪。可是，沿海的官员却不断上疏，列数禁航的弊端与开禁的好处，要求放航南海，以救民生，上面所引用高其倬的奏折便是其中之一。由于刚登位，雍正自不敢改圣祖的禁令，并一再严加防范。
雍正帝关于禁止五谷出洋的上谕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1724年12月14日 【世宗圣训】
十月己亥广东巡抚年希尧奏弥罗国运米并进榖种等项上谕，内阁弥罗国王不惮险远，进献稻种果树等物，最为恭顺，殊属可嘉应加奖 其运来米石，令地方官照粤省现在时价速行发卖，不许行户任意低昂，如贱买贵卖甚非朕体恤小国之意，嗣后且令暂停，俟有需米之处，候旨遵行，其压船随带货物，一概免征税银，来船捎目徐宽等九十六名虽系广东福建江西等省民人，然住居该国历经数代，各有亲属实难勒令迁归，著照所请免，令 籍仍在该国居住，以示宽大之典。
同时也认为：“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
一律未予允准。
可后来，福建一带连遭灾荒，地狭人稠，百姓没有别的出路，相继上山为匪，下山为盗，一时间，匪情不断，盗案迭起，社会动乱不已，这一来，开禁的呼声日高。更有些梗介的官员，把问题说得愈发严重，这令雍正感到不安。祖制不好改，不过，康熙圣祖当年，也一改早年的禁海令，开放了海上贸易，因时而制，因地制宜，只有做好国计民生，方能达到河清海晏。
思考再三，雍正五年，于是写下了上谕：
兵部仪覆。福建总督高其倬疏言、闽省福兴漳泉汀五府、地狭人稠。自平定台湾以来。生齿日增。本地所产、不敷食用。惟开洋一途，藉贸易之赢余，佐耕耘之不足，贫富增有裨益。从前暂议禁止，或虑盗米出洋，查外国皆产米之地，不藉资于中国，且洋盗多在沿海直洋，而商船皆在横洋，道路并不相同。又虑有逗漏消息之处，现今外国之船、许之中国，广东之船，许至外国，彼来此往。历年守法安静。又虑有私贩船料之事。外国船大，中国船小。所有板片桅柁。不足资彼处之用。应请复开洋禁。以惠商民。并令出洋之船。酌量带米回闽。实为便益。应如所请，令该督详立规条、严加防范，从之。
可是出于政治敏感和谨慎，又加上一句：令该督详立规条，严加防范。从之。
雍正皇帝终于发现，“南洋禁航令”是地方官员忽悠皇帝的结果，且暹罗大米亦源源不断供应沿海地区，以解粮荒，于是宣布“开洋”。
其时，广东闻讯，身为官员的常赉赶紧补奏，让广东也一样“开洋”，毕竟，广东下南洋的船只要比福建多得多。雍正也立时批准了。这一来，来自西方的商船愈来愈多。
至乾隆初期的清朝在对外贸易上开始呈现一定的开放态势。从康熙年间解除海禁到“四口通商”的形成，都表现出清廷统治者的开明气质。康熙帝顺应社会时代发展需求，及时调整政策，解除禁令，开海贸易，是值得肯定的。然而，需引起注意的是这一政策虽然具有“恤商裕课”的思想，但其根本目的却不是在于经济发展而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是出于国计民生的考虑，“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不难看出，康熙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安民”以保住江山，这种“开放”是一种狭隘的保守性的“开放”，而并非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开放”。
尽管如此，清廷统治者的确放宽了贸易，这便吸引了西欧各国洋商来华经商，倘若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中国则会成为一个经济贸易大国，可是事实发展却背道而驰。清廷统治者不愿与这些非朝贡国的西欧国家进行正式的官方交往，因为“在清朝人的‘世界模型’里，清朝皇帝是天子，清帝国是天朝上国，朝鲜等周边国家是藩属国或朝贡国，藩属国以外的国家，包括英国等西方国家，是‘化外远夷各邦’”。只不过由于深受儒家传统思想“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影响，同时为了保持“天朝上国”的形象，清廷统治者视这些外国来者为“仰慕天朝，倾心向化”，便礼遇之，准许他们来华通商贸易。但是这仅仅是为了表达对“夷狄”的恩惠，是出于“怀柔远人”，“我国经费有常，不资商榷，不贪为宝，无取珍奇，惟推柔远之怀，为便民之举，衡之前代，原不可同年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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