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当时中国的经济要想得到很好的发展是很难实现的。禁海令是清政府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和封建专制日益加强的反映，它通过一种自我封闭和摧残，最终导致闭关锁国。统治者从以农为本的思路出发，对工商业充满了恐惧，亦很少考虑沿海居民出海贸易的需求。清朝正值世界贸易迅猛发展时期，而禁海令则严重隔阻了中外之间的商品、文化交流以及国内工商业的正常发展，严重破坏了沿海经济，也造成了民众长期生活在一种闭目塞听、孤陋寡闻的状态之中，为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埋下了悲惨的祸根，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此外，国内国际两种截然不同的时代背景，让我们找到了十三行行商与洋商及清政府官员之间发生“紊乱”的可能性。清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统治，自然在推行任何一项政策上都是首先考虑自身的利益，因此，才会有即便是开海，也是畏首畏尾，带着许多附加条件的不完全式的开海，而中国开海所引来的西方各国的外商，则以他们的西式思维思考，全然不顾中国皇帝言行举止背后的真正意义，就想当然地认为“眼见为实”，这自然与他们的直线形思维有关，而不像中国的螺旋形的思考模式。可正是这样的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产生了种种误解。而对于这一切，行商自然是明白人。十三行商人作为治，虽然对其腐朽落后的一面极其反感，可是又没办法，要生活下去，就必须按照游戏规则办事；当然这一切都是与商业生意无关的领域，当涉及商业活动之后，则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之前已经介绍西方大航海时期，在商业上他们的看法是，遵循国际自由贸易原则，在西方人看来，经济就是经济，经商就应当按照其商业运转模式的自身规律来办事，而不应当牵扯到其他的因素，自然就不包括政治。
行商当时作为唯一与外商打交道的中国商人，或多或少对西方的那一套规则谙熟于心。且不少行商也十分赞同国际平等自由的经济贸易原则，大多很自觉地遵循。这可以从已有的有关十三行行商的专著中发现，比如说写潘家、伍家的相关论述中，不少研究者提到这些行商都是正直诚信之人，且是“走向世界的商人”。
然而，清政府却不似行商们这般有这种超前的世界化的意识，小农意识始终是主角，因此，即便是进行“开放”也是有诸多限制的，这其中就包括了深深影响行商与外商之间进行经贸往来的赋税。其中最为引起争议的便是那1950两“船钞”和10％的“加一征收”税。这些税收在当时有一个雅名，被称为“规礼”。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粤海关税率从4%增加到6%。表面上看，当时粤海关的税率低于西欧各国，但是除税之外还要附加许多费用。这些费用通称为“规礼”。
对此，清政府认为这是其他国家外商来华进行经济的必要手段。诚然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周边的亚洲地区国家的确是经常派使臣前来朝贡，为中国皇帝带来许多礼物。可是西方世界的国家却并不一样，17世纪和18世纪的西方世界国家已经经历了文艺复兴运动，国民意识明显提高，人从神权的束缚中得到解放，人性得到释放，加上大航海的发展，让他们萌生了向外不断扩张的殖民主义思想，正是在这一走向世界的意识推动下，才有无数勇敢的西方人驶向世界各地，去发现“新大陆”。由于受到文艺思想启蒙，西方人逐渐关注人自身的性格，追求自由平等，这自然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行为举止之中。
相比之下，中国还停留在封建思想中，这也便是为何西方外商来到中国贸易，对中国政府的赋税感到特别反感的原因。这一相对他们而言苛刻的条件，自然影响到他们在中国的贸易。然而，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经济贸易，所以不得不做些“妥协”，可是这些“妥协”不是平静的，而是伴随着抗争。
根据相关资料考察，我们发现，这段围绕抗争赋税的斗争足足持续了近十年之久，事实上，十年后也未见得完全终止。也就是说，十三行行商在中国中外史上最为活跃的时期，也就是外商不断抗争赋税的阶段。抗争赋税时间之所以如此漫长，自然与其发生的时代环境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其中不仅牵涉外商和行商，也包含了外商与清政府官员，行商与官员之间的角逐斗争。而在这段斗争史中，杨氏家族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分别是杨宗仁、杨文乾和杨应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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