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乾既是广东巡抚同时又兼任海关监督。当是为前两广总督杨宗仁的荫庇才得以上任的，毕竟，杨宗仁是康熙之重臣，父亲死了，儿子上来，也显示朝廷对重臣之后的关怀。为了支持朝廷中央财源，他统一了税项。可是这一举措却得到无数反对声。
雍正皇朝以惩治贪赃舞弊和横征暴敛者而著称。自雍正四年（1726年）起，雍正皇帝严令广东巡抚杨文乾整顿粤海关税务，将“缴官公费，需索商民陋规银一万余两情由查出革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雍正三年四月初一日两广总督孔毓珣奏折）。将“规礼”额定为1950两。并将“船钞”“货钞”以外的各式各样官礼、规礼等收费统统报出归公入账。而在此之前，除了“船钞”“货钞”要报出归公外，各口岸的索礼银均归官吏私人所有。雍正皇帝此举目的是严惩海关腐败，但将“规礼”大幅削减，却使地方收入大为降低，对此地方官吏反响极大。
经过整顿后，各国商船又纷纷云集广州十三行。广州港贸易又繁盛，但是地方收入却没有明显增加，广东巡抚杨文乾为增加收入，决定按贸易总额再增加10%的附加税，名为“缴送”。对此，外商强烈抗争，并且以停止贸易作威胁。
一下子便引起官员与外商反弹。官员则上折子：常赉大人折子中就说了，生意没做便加一征收，正是杨大人之过，认为不可继续。［常赉（？—1746）纳喇氏，满洲镶白旗人，镇安将军玛奇子，清朝将领。事世宗雍邸。雍正元年，授工部员外郎，迁郎中。二年，调户部。三年，授广东布政使。四年，擢福建巡抚。］
福建巡抚常赉关于前任广东巡抚杨文乾经手征办粤海关税务情形的奏折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1727年12月7日）[宫中朱批奏折]
福建巡抚臣常赉跪奏，为遵旨覆奏仰睿鉴事。
窃照粤海关税一项，先以传言未信，复经确访得缮折具奏。
朱批：知道了。
所获之利即此四万三千，还是先言二十余万之数，除此洋商贸易之外，杨文乾尚有见小处没有据实奏闻，不可加减，钦此。伏思臣之一身，生自微贱并无亲族得为依倚，又乏满洲汉军相为维持，且赋性鲁钝，不谙实务，仰蒙皇上天恩豢养训诫时加，不两年间委以巡抚重任，是臣之身皇上生之，臣之名皇上成之，即肝脑涂地，捐躯报效，尚不足于万一。今以臣之所知，奉上曰覆奏不为据，实确陈敢少加减有负圣恩，实为天地之所不容矣，谨详细陈之。查粤海关税定额四万有零，雍正四年，据杨文乾报称，连溢羡九万余两，臣细加查访，因经手书办俱令回籍，其细数未得尽知，总数实有十五万零，彝人带来银内每两抽银三分九厘，为之分头，计得银二万余两，此系粤海关旧例，再，红黄颜色绸缎例禁出洋，杨文乾令其置买每缎一匹得银七钱，线绸五钱，绸匹及线每斤得银四钱，约计得银万两。又洋船所载多半皆属番银，于起船时勿论其是否置货，先以每两加一抽分，得银四万三千两，此系杨文乾例外之求，复以进上物件，洋船开舱时，拣选奇巧统归署内，并不发价，专行代偿，约置银二万余两。又将银一万九千二百两，再查专行数家内，有或为推病者，有或为远避者，盖因杨文乾进京时，传各行吩咐今年计要八月回，粤彝人带来银两不能细查，总以洋船所置货物，湖丝一担扣银二十两，茶叶扣银五两，瓷器等货扣银二两，按担计银回汇缴，此杨文乾之见小处也。至人言湖广武昌之汉口，山东之东昌各有生业，虽传闻不啻一口，但未确访得，实不敢妄奏，谨此奏闻，伏惟睿鉴，谨奏。
雍正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这自是一位与杨文乾“不和”的官员。
总商的设置，杨文乾自视为自己管理外洋贸易的一大杰作。同时，也是为其父亲杨宗仁当年设置“公行”，硬是给外洋大班搅得无法运作只好作罢，消失于无形之中的一个报复。
为了防止当年的局面出现，也实现父亲当年的遗愿，杨文乾把“公行”变相化为了“商总”制度，其行规亦有所不同，同时，更吸收了财大气粗的陈寿官参与，从而减少了行外商人反抗的力度，总而言之，杨文乾是用尽了心思，上下左右都考虑周全，这才出台了这么个商总。
谭康官固然是老公行成员，进入商总，自是顺理成章，但并不是谁都可以轻易进入商总的，这多少带有杨文乾恩赐的成分。至于陈寿官，虽与杨宗仁有过龃龉，可杨文乾来后，多少学乖了，上上下下做了打点，杨文乾耳边亦有人说他不少好话，考虑到他的财力与影响，权衡再三，杨文乾也就不计前嫌，把他吸收进来。
为了不重蹈覆辙，让商总不似当年的公行般“胎死腹中”。杨文乾为此想尽办法，实行“商总”制，而这种实行保商的方法，正是从编保甲制而来的，自同一思路，他寻思，这自会更让圣上称许，知道他与父亲一样，同是能臣。
可没想到，不仅上上下下的官员，群起而攻之，而内内外外的商人，行商与外商，也都抗拒不办，状纸直达天庭，直斥他以此谋私利，贪墨银两三十多万。
雍正皇帝倒是听了他的一番申辩，他称，本人绝对不曾动用公帑一分一厘，至于外夷番银，不属公帑，不应等量齐观。
这无疑是不打自招。
谕“平治天下”任务得中为是。
“令六专行先缴，又发银两数万两于他处买丝绸、茶叶等物”，旷如川行，勒全买光，方许各行买货，所以商船稀少。
常赉：番银不论是否买货，先加一扣收，得银几万两。
圣上盛怒，斥之：“从来操守一事，实难得其人。在杨文乾自以为不关国计民生，设法巧取，名实兼收，不知人之耳目，如何能欺，所谓弄巧成拙，若不悔改，立见名实俱败矣。”
原来，常赉的状纸中就有一条，杨文乾是“番银不论是否买货，先加一扣收，得银四万两”，自是进了自己的腰包。只是圣上并没松口，仍来了个“寻谕”：
“洋行一事，确凿可据，汝意以为巧取暗夺，名实兼收，殊不知人之耳目难瞒。但一图利，谁肯甘服汝？既巧获而居清官之名，属员亦必令有巧利方可禁其婪取，否则虽令不从，此干系属员生效尤之心。至于百姓，汝曾奏朕：‘粤人惟利是视，身命皆视为次。’汝一徇利，则百姓孰肯服汝而从耶？为督抚大吏者，既失属员百姓之心，而欲令地方就理，岂可得乎？汝若不深自愧悔，痛改前非，必至噬脐不及矣。”
对此，杨文乾着实受了惊吓，从此留下了心病，畏风，直至死去。
心惊胆战了好些日子，却不见上头派人下来查案，杨文乾再回过头来，重读圣上的寻谕，却又找到了一线宽慰。
其实，圣上并没把话说绝，要的只是“痛改”，有“愧悔”之心便行……写了这么长，自是苦口婆心，否则，几句话下来，撤职、查办、监斩侯，不就了结了吗？
显然，圣上也有恻隐之心。毕竟杨家可是清朝的衷将大臣，是有功劳的。
而这恻隐之心，当是对父亲杨宗仁的一份痛惜之情而起。毕竟，父亲为圣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当荫庇至子孙——本也有“准袭二次”圣旨。记得，父亲讲过，圣上还是有怜惜之情，一位功臣过世后，其后人犯下了重罪，最终，也还是从宽处理了，没有被杀头，对自己，看来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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