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10%的“规送”，以及1950两银元问题，正如马士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所说的：
“未来百年榷商的特别事项”——这是在雍正六年说起的。那么，在清廷禁绝官员与外商接触的规定下，只有行商作为中间人才能涉及此项。而行商中，又务必是总商或有影响力的行商才行。而黎安官或秀官，在后一段时间内经营不善，甚至被流放与籍没，出面的机会愈来愈少。我们从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出面愈来愈多，或者说，仅有谭康官或其后人，则专门来接洽这一问题，上对官府，即总督与官吏，下对外商，即大班们。在其中的斡旋，当有多不容易。
我们是否可以理解，所谓1950两银元，固然有各层官吏的份额（这是有清单的），但更是一种“贡舶贸易”的恶俗，即向各级官员“进贡”。行商与外致使谭康官一度入狱。早期的抗争未能得到结果。这也证明行商的市场意识已很强了。
但谭康官频繁为这类事项出现，证明他们在行商中的地位已很重要，这一时期是否任过总商，待考。显然，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服从皇权的专制，另一方面，亦对西方带来的平等交易的市场观念不乏了解，并且倾向之。
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中把大背景予以概括，那就是雍正六年（1728年）名为“缴送”的10%税，由行商代交。当年，总督又因“哈里森号”不肯丈量并交纳1950两礼银，下令三天内交清，否则，将全体行商革退。
而马士的编年史则有详尽记载：
1728年，商船“凯撒号”到来。他们决定将“凯撒号”停泊虎门外，等候大班和巡抚兼海关监督讲妥条件；效法1724年法国的先例，在未和任何商人见面及进入商馆之前，他们亲自去见他，并送给他一份要求他们特权的文件：
“用这样一种办法，我们就可以避免使通事因和他交谈而受累，他们面对这样一些可怕的大官们，是不敢将我们真实的情绪向他们谈的，因为怕被认为是他们教唆我们，根据同一理由，在我们没有见他之前，我们认为接近任何商人都是不妥当的，否则我们就会使他们因为我们的缘故而陷于困难，其结果一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文件内容所要求的特权是和上一年相同的，在6月22日，“抚院把他的谕帖送交我们，秀官说它很宽容而包括一切”。
除了两条不大重要的条款外，大班得到希望的结果，便住进“法国馆”，他们向康官(Honqua)交付租金，按季是400两——这个数目现在是通常的；另外他们又租赁相连的行馆一部分，租金370两。
由于当时的巡抚兼海关监督（杨文乾）的去世，总督兼任巡抚后，下了新的告示，要求行商：“选出殷实可信之人为总行商，如此，则小商贩即不能再事欺骗外人，而破坏他们的商业。”
告示以警告作结束：“总而言之，尔等外国人慎重选择商人，不能随便听信各色人等，因恐陷于坏人之手，忍受损失，致后悔莫及。”
总督立即行使他的三种职权，他指派一位总爷(Chungya)做海关头目，“是一位约二十八岁的青年，具有很好的性格”。
12日大班接到通知：“秀官和吉荐向总爷提供10%或更多些，去和‘森德兰号’及‘哈里森号’做买卖，他几次派人要康官和廷官付同样数目，去和‘麦士里菲尔德号’及‘凯撒号’做买卖，但他的要求迄未生效。”
8月14日，“哈里森号”到达黄埔，但“森德兰号”仍未有消息。大班将“哈里森号”的丈量推延，等候有关问题的解决；其中有两项是关系密切的，他们向行外商人购入瓷器，官吏要用他认识的一位商人的名义运送，而大班坚持要用他们自己的名义去运送的权利；另外，还有“10%”的问题。
我们已经提过“3%”继而“4%”，随关税附征，这种缴纳曾被抗议反对；而它增为“6%”，又受到抗议反对；但得不到撤销。现在则要征出入口货物从价附加“10%”。
8月13日，“康官来通知我们，他在今天下午被总督传见，总爷告诉该官员说，超过6%的10%，通常是由欧洲人按他们的总资金额缴付的（两年前曾确实缴给抚院）。所以他坚持说这是皇上课征的权利，如果已经有过这个税，他可以肯定它是不变的，他会把它定为法令，以便全部缴入皇上的财库，而企图取消它，是永远不会成功的。”
康官规避答复总督的问题，但直截了当告诉他，“一定负责缴第一批的两艘船的10%”。他和其他商人都处于恐慌状态，迫切希望向官吏隐瞒他们和大班交易的数额；这是有理由的，因为，8月24日，“我们不肯丈量‘哈里森’，致使（总督）今天早晨派人通知全体商人说，这件事是他们引起的，并向他们威胁说，如果三天内不完成它，他一定将他们全体鞭笞”。
他们的商人受到这样的压迫，大班不得不答应丈量船只。
总爷借辞要他们把瓷器用一位商人的名义运送，大班决定说什么也不运，而坚持要亲自往见总督。
“我们之间的争执很剧烈，致使此处的全部商人非常害怕，并请求我们交运，这不过是少量的，但我们拒绝，告诉他们说，我们必须先往见总督。”
但外商未必想到，这会给行商造成怎样可怕的后果，会直接导致与之联系的谭康官锒铛入狱。
他们起草一份呈总督备忘录，由一位法国神父译成中文，但16天都找不到送呈的机会。于是，他们采取大胆的办法，9月16日，三艘公司船、一艘法国船及两艘从孟买和马德拉斯来的散商船的大班，全体共11人前往城门口，既没有带通事，也没有通知商人。他们在城门口受到阻拦；但11人决定持剑冲过只有一位卫兵的岗哨（翌日，他因失职被严加鞭笞），夺路步行到总督驻广州的衙门，现在该处是罗马天主教堂。他们一直冲入内院都没有收到阻拦，静候总督接见他们。总督办完他的事后，又进早餐。
“不久，我们见到总爷及全体通事进来，他们都非常惊慌。总爷问我们到此做什么，我们答称来此要和总督谈话，决定在回去之前要见他。他便到总督处去。……约一个半小时后，通知我们和总爷及我们的通事一起进去，客套几句后，戈弗雷将本月1日我们拟就的一份草稿交给通事，通事把它交给总爷，总爷呈给总督。他看了一遍，我们的通事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和负责的商人交易，而由他们交关税，这样我们就不会被任何小人所累。”
戈弗雷恳求交易自由，有与各种商人交易的自由，及他们自由运送的权利。
“他没有做任何答复就遣送我们，但在我们离开之前，我们将他第一次到来时，我们写给他的信件副本交给他；而我们仍然希望他暇时再详细阅读一下，短期内会发布另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告示，这就是我们权力内可能做到的最后努力；当时我们就决定不再装货或卸货，我们要等候这件事的结局如何。”
当天晚上，通事“看来很烦恼”，告诉他们说，总督要知道是谁替我们把信件译成中文的，但他得不到满意的答复。
三天后，总督传见商人及通事，要将他们和大班交易的账目告诉他，“总数多少，对这个问题，他们只做了一个不确实的回复”。
显然，大班们去见总督，结果适得其反——这一结果，对习惯“中国模式”思维的人而言，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总督面子尽失，其权力受到了挑战，必会招致加倍的报复。
他们不敢贸然对外国人下手，于是，行商便成了其宣泄愤恨的最好对象，
而这么做，在他们又是“有法可依”的。
他们并不以“哈里森号”拒绝丈量，以及大班拒交1950两“礼银”为借口，而另外找别的“正当理由”。
这便是10%税，其名为“缴送”。
而这一“缴送”，则须由行商们代交的。
偏偏谭康官称，与外商尚未完成交易，何来10%的税呢？这应是交易之后才能提取的，否则，10%的比例怎么算得出来。这一税，总督没辙了。
但是，对本国人，对本国的行商，总督是犯不上去解释什么道理的，况且谭康官是行商之首，带头抗税，不抓你抓谁？于是，总督让下边的人捏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把谭康官抓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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