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的课征，1950两的规礼银，始终困扰行商与外商的问题，尽管行商，尤其是谭康官不断向官府交涉，非但得不到解决，还要受到官府的责难乃至惩罚，与此同时，外商也不敢与他签约了，贸易本身也受到重大损失。
行商不得不代为交上10%的税，即“缴送”，也就是“加一征收”。这样，被抓的商总才放出来。
直到雍正十年，因为外商关于10%的银元税一直得不到解决，海关监督拒绝接见，除非船只先开入黄埔，于是大班只好命令船只开入。海关监督会面时，大班要求免除勒索；但他只收到一份像他的前任一样的普通谕帖，如前所述，这是前任经过艰苦斗争，才勉强有这个结果的。
于是，大班们与廷官和启官签订初步合约，后来又与其他商人签订，但没有与陈寿官、谭康官和陈芳观签订。因为后者卷进了颇为复杂的与海关的矛盾中。陈芳观甚至被驱逐上福建老家。
9月26日，总督和巡抚收到停止海关监督职务的上谕。这便是前任海关监督干涉谭康官控诉寿官与外商舞弊一案。这件事的直接后果，就是谭康官的再次公开露面；而该年和瑞典人“大量交易”，没有和英国人交易。不久寿官下狱；海关监督被革职，暂由布政使代理。
当时在埠的全体大班，包括英国的、荷兰的、法国的、奥斯坦德和瑞典的一致认为事态在好转，于是同意送呈一份联合请愿书，全面陈述所有外商的意愿，其条款如下：
（1）我们希望将皇上税率公布。
1我们知道，我们多年来所缴付的6%的附加税，是未经皇上认许的，如果是事实，我们将不再缴付。
2近四年来，我们被强迫缴付10%的课征，我们深信是未经皇上认许的，因此，希望将其取消。
3我们的买办，被迫缴付巨额款项领取执照，以致我们付出高价购办伙食。因此，希望他今后免费领取执照。
4每船缴纳规礼银1950两，为数过巨，我们相信，这是未经皇上认许的，因此，希望免予缴纳。
这位布政使兼代理海关监督不无恳切地作出答复，但他无权处理此事。于是，这次抗议亦不了了之。不过，这一努力并未结束，为日后的转机埋下了伏笔。
这是乾隆登基前的又一次抗争。
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中提到，溯自康熙六十年（1721年）Macclesfield再至粤以来，广州海关需索层出不穷：每船，通事索费二百五十两，买办索费一百五十两，皆不能减少；至船只丈量费用则须三千二百五十两，其后亦不过减至二千九百六十二两而止。由是行商困苦之情不觉流露矣。广东贸易，初有所谓“百分三”之税，后又有所谓“百分四”之税附加于正税外，外商俱曾反对。其后再增至“百分六”，而反对愈甚；直至雍正六年（1728年），更增设“百分十”之税，遂惹起外商强烈之抗争。是年冬季广东贸易情形，据英大班记载云：“此地有号称‘四大商’者坚持欧洲商船——除与彼等外——不得与其他商人贸易，并必须纳‘百分十’之税。经大班等强硬Ton Hunqua、Tinqua、Coiqua，皆与英商及他国商人早有交易，且彼此联合，并有粤海监督及其他大吏为之后援”云。
对谭康官，外商的势利是显而易见的，大班们争论当年是否要和谭康官交易的问题，而董事部在1731年和1732年曾热诚地把他推荐给管理会；但他们从其本人处获悉，他的合伙人陈芳观最近去世，而他和上一任海关监督的“官司”仍然纠缠未清；而后者是“一位满洲人，他的同乡都高踞要津，并时常是皇上的耳目”，他们决定，鉴于谭康官的困境是不能克服的，和他签订合约是不安全的。他的敌手寿官，上年已被新任的海关监督逮捕下狱，现在仍是一个囚犯。
因此，大班们认为他们两人已被官员及其属吏敲骨吸髓，早已被榨干了，且现在两人都被排斥于市场之外。
大班等候并希望寿官获释，故直至他们快要离开的几天内，才进行调查他与尼什在1730年交易的舞弊行为。内中的复杂性，外商自是无法理解，而事态发展的扑朔迷离，连行商也未曾把握得住。
海关风云变幻莫测，几时方可废除“加一征收”？
雍正十三年，皇帝龙驭宾天。
到了乾隆皇帝登基，终于有了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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