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6年，25岁的乾隆皇帝登基了。每位皇帝上位，都有新的变化。作为“康乾盛世”的中兴者，乾隆皇帝自是雄心勃勃，要显示其盛世气象。自小对海外奇珍异宝入迷的年轻皇帝，对海上贸易颇为关注，要革除陈规陋习，显示天朝上国的气度，尤其是帝王励精图治的雄才大略。
外商是这样评价他的：这个新的统治者，当时是25岁，“是一位大天才、学者，他的坚强意志，正适合于对付危及中亚细亚大部分地区的困难”。晚年时，曾宽宏大量地接待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不必采用其他藩属国贡使必须遵奉的卑下礼节。而现在，他正处于精力旺盛的青年期。他既然是君主，当然可以不必等候官僚的谏议，对省的现存行政制度，迅速地执行一种公正的改革决定。
外商却也估计到，当皇帝专制的不可抗拒力，碰上根深蒂固的有经验的官僚政治时，不可抗拒力便被阻挡，而终究会归于失败。
总督当时正准备赴京朝贺皇帝，而这项工作所需的款项，要比平常进奉得更多。因为要保住位置或升官，是以他进贡皇帝及朝中大臣的礼物多寡为转移的。英国大班初时似乎不曾预料这次朝贺与金钱的关系，到了后来才认识到。草拟禀帖的内容，主要申诉不合理的征收16%的货物从价税，船钞之外附加的1950两规礼银。8月11日，由当日在广州的英、法、荷大班联名签署。这也是早几年向雍正皇帝请愿的内容。
在谭康官等行商努力下，乾隆登基，张廷玉、李绂等名臣上书，要求取消“加一征收”等恶税，乾隆刚上台，为表现自己“怀柔远人”的胸怀，允了。
在广州，正上由谭康官向外商宣布了这一圣旨，外商无不欢欣雀跃，抵制“加一征收”有六七年，年年失败，现在，终于峰回路转了。从开洋，到取消恶税，大清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由此形成。但谭、陈两败俱伤，陈寿官最后退出行商，其位置让羽毛初丰的潘振承接位。而名列前二位的谭，到嘉道年间，则成了老五，民间则有“潘卢伍叶，谭左徐杨，龙凤虎豹，江淮河汉”的谣谚。
同时在与外商打交道中，也被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博爱、民主、自由等文化精神所感染，他才会有后来不惜“犯上”，早早抗拒10%的缴送及1950两的“礼银”，以致三度入狱。
朝廷中六位重臣的奏折，方上达天庭的。这六位重臣，均是大清最高一级的大官，他们是：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兼内务总管海望、步军统领托时、左侍郎申珠浑、左侍郎、大学士李绂、左侍郎赵殿最，他们不仅可以随时向皇上面陈，还掌管了内务部，国库等重要部门。正因为这样，新的天子才高度重视，方有如此大的收获，从此改变了海关税收的局势。
留驻澳门的法国主任在向各国转达时说，为这个上谕的获得，谭康官功不可没。有可能是他在国子监的弟弟康举，得到了几位颇有才识的官员，如当过广西巡抚的李绂的赏识，进而联络上这么些重臣。而且，这些重臣，有的互相之间矛盾很深，却为这件事走到了一起，共同署名，可见不容易。正因为这
样，方才让皇帝更加信服。
奏折是这么写的：
臣等因前任业已奏报归公，是以遵循照收解部，但既收正税又缴规礼未免重叠，似应敬请邀恩悉予减免。以上各项，每年约共免银八九万两不等。
内阁折腾了近半年，直至十月初四，乾隆皇帝终于做出决定，废除其父雍正时期所增加的全部额外税，而且下令，出入口关税，不得超过其祖父康熙年间所定的税率。到了当年11月30日，“商人从北京的邸报上知道，由于总督奏议，皇上钦准将不再征收10%（这是几年来欧洲人从广州输出全部商品都要缴付的），亦不用缴1950两规礼银。圣旨不日即可颁发云云”。
果然，四天后，圣旨正式到了：
上谕。
朕闻外洋红毛夹板船到广时，泊于黄埔地方，起其所带炮位，然后交易，俟交易事竣，再行给还。至输税之法，每船按梁头征银二千两左右，再照则征其货物之税，此向来之例也。乃近来夷人所带之炮，听其安放船中，而于额税之外，将所携置货现银，别征加一之税，名曰“缴送”，亦与旧例不符。朕思从前洋船到广，既有起炮之例，此时仍当遵行，何得改易？至于加增“缴送”税银，尤非朕加惠远人之意。著该督查照旧例按数裁减，并将朕旨宣谕各夷人知之。所为“缴送”，即此“百分十”之税是也。
而经英国人译出，则“白话”化了：
“英吉利及其他欧洲人等一应船只到广州时，其火药、炮位及各项武器例应交给官员，然后准予交易订约。待交易完毕，船只开行，再将其交还。至征税之法，丈量各船，每船征银二千两左右，再照例征其出入口货税。乃近年以来，不知何故，欧洲人将其火药、炮位及各项武器仍留船上，而别征货税10%，作为自愿送礼。此事与向例不符。朕思从前欧洲各船到达黄埔，既有交出火药、炮位及各项武器之例，今特谕令，其后欧洲各船到达黄埔，仍应将其交出。至向外国人征收10%作为礼物，尤非朕意，为此特谕，著该总督于到达广州时，与巡抚、监督会商办理。”
比较一下亦有点意思。
尽管圣旨说得很明白，可海关监督固执地声称，这个突然的更动，本季不能适用，只能在下年实行。他要大班缴付船钞的金额及1950两的规礼银。而对商人征收全年贸易额的10%。翌年将会全部改善，而外国贸易者，必将获得特殊的照顾。
毫无疑义，减免不是皇帝即国家规定的苛捐杂税，实际上形同勒索的10%送礼，对于吸引外商来中国贸易，无疑是一改对外贸易史的一大空前举措。但是，在雍正皇帝在位时提出来，其风险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而刚登基的乾隆皇帝，在显示其怀柔远人的胸怀之际，行商及外商的这一努力，也就水到渠成了。所以，时任两广总督的杨永斌，特向乾隆呈报：
皇上特旨裁减，仰见圣主怀柔德竟无远，弗（法）国夷商仰休恩波，无不欢欣踊跃，叩首焚香，实出中心之感戴。
不知乾隆皇帝是否意识到，取消自宋甚至更早中国便已有的“加一征收”，对国家无疑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对外开放的举措，是对外商极为优惠的外贸政策。对今天的改革开放而言，这应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当然，如果说，康熙当年要的是“国计民生”，雍正则更强调“河清海晏”，后来作为“十全老人”的乾隆，此刻讲的则是“怀柔远人”。当乾隆登基，执行这一开放政策时，大清尚是全世界最强盛的帝国，比在工业革命中起步的英国乃至整个欧洲还要强，其GDP直到其晚年仍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如果他能沿这一方向走下去，对外开放坚定不移，那么，中国的发展则完全不一样了。
自康熙二十三年（1884年）解除海禁，决定开海贸易，雍正五年（1727年）又撤销“南洋禁航令”，开洋面向西方，乾隆元年（1736年），更取消“加一征收”之“邀送”，对外商实行优惠的政策，可以说，清中叶梯度开放的格局已经形成。然而，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实行梯度开放的73年后，清政府的开放政策却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从“开洋”变成了“限关”，从多口通商变成了“一口通商”。以致历史学家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一逆转，继续开放，推进自由贸易，就没有80多年后的鸦片战争了。
海关监督日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总督对他的管辖权极小；但在1736年，总督仍保有后来才丧失的财政管理权。他已经将海关监督的利益削减，即将海关监督从进贡北京礼物中所得的份额减少，而他无疑已察觉到面临斗争。大班对此毫无所知。他们把这种逐步增加的勒索，只当作纯属海关监督为了个人钱包的利益而进行的掠夺。而他们只把上谕当作公正的高贵的行为，这是他们有权接受他的赏赐的。他们必须向他谢恩。他们寻找一种比表示尊敬的礼物更加伟大的方式，来对这位全能的皇帝表示感激。他们准备了这样的礼物表示他们的谢意，只指出船只要交出军火，不是旧例，因此，他们请求将来可以不需要这样做。就在这段时间，他们感受到一种不愉快的惊讶。法国主任迪韦拉埃召集全体大班开会，并通知各人说：“是谭康官（他此时又出现）设法叫总督获得皇上谕旨废除10%的税。因此，谭康官说，我们既然在这个谕旨上得到这样大的好处，就必须对为此事出力的胥吏给予一些答谢，各人对这一点似乎都同意。但问及怎么办时，他说他和胥吏在北京花了一大笔钱，而他已为他们付出了一些钱。他曾经同意给他们30000两银，他和商人负责15000两，他相信欧洲人一定愿意拿出余下的15000两，今年停泊黄埔的欧洲船共10艘，每艘只不过摊还1500两，但每船明年可以节省2000两。他又通知各人，他已另外拟就一封信是关于6%的税、规礼及枪炮、军械搬上岸等问题的，送呈总督。由于他明天就去见总督，他希望立即将款付给他。当询问他所要求的款项数额，能否获得他刚刚提及的各项利益时。他说30000两只是已废除10%的费用，至于其他各项，就另外要钱了。他的索费过巨，没有人同意缴付，谭康官对这一点似乎大怒，会议解散。”
从谭康官出面，转达的自是总督的意愿。显然，虽说有圣旨，但各级官员并不愿一下子放弃所有的既得利益，仍在铢镏必较，这本是官场中的惯例或恶习了，不在圣旨实施前狠狠敲上一笔，又怎甘心？
谭康官的“似乎大怒”，则是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从内心而言，他并不愿为总督的敲诈充当这样一个尴尬的角色。
其时，法国尚是君主制，法国的传统，自对中国的政治内情有较真确的了解，所以不反对将钱送缴；但英国人和荷兰人无疑有些天真，只期望获得全部公平，既不谈金钱上的好处，也没有实际缴付；12月8日，英国人在一次会上通过：“无论如何，不能将这样的款项交付或委托谭康官，但写了一封信感谢总督的仁政是适当的，并向他申陈从前欧洲人贸易的情况，请他再施恩惠，利用他在朝廷上的威信，奏请皇上对欧洲人施行德政，废除6%的税和规礼，尤其是废除他们未贸易前就要将船上军械及军火交出的规定。”
为了实行此事，草拟信件，请迪韦拉埃译成华文；但谭康官干脆拒绝进行此事，“因为他担保给予胥吏15000两，除非我们全体欧洲人付给他这笔款，使他能够履行诺言”。
12月27日，法国主任决定交他的份额3000两；但英国人和荷兰人仍迟疑不决，直至1月7日，他们才决定交付，英国人6000两，荷兰人3000两，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如果下次再有要求东印度公司（英国）船只抵达此地时，将炮及军火交出，则上述的6000两由谭康官偿还大班。”
而外商给本国管理会的汇报是这么写的：
“我们乐于通知你们，去年12月1日，皇上在此公布律令废除10%的税，这个成就是由于欧洲人向总督申述的一个备忘录，由谭康官亲自向他及其胥吏请求的，谭康官要求每船交出1500两，以酬劳胥吏及其他人在朝廷上为此事所付出的费用和辛苦；但由于律令上包含有命令我们将军火交出这一条，我们答应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肯付款，即谭康官或者下一年为我们在律令上取得特准，取消这一条，否则就要将公司船只所交的款偿还……他还说，他自信可以用同样办法，取消6%及1950两规礼的绝大部分，但必须保证付给办理此事的人的花费及酬劳，他又说，给我们自由进入和合理要求的大门已经敞开，应该用小费就能保持得住，我们不能设想朝廷的大臣会替我们白干的。”
所有这样美妙的景象，得以实现的很少。谭康官已收到为废除交出军火一条的款项，但没有上呈要求。10%已取消；但“哈里森号”的大班记载，它的减免，似乎没有降低货物的价格。“萨斯克斯号”和“温切斯特号”订购的武
夷茶每担为13两银；但这是其他船只还没有到埠以前签订合约的；而他们的丝品是老价钱。至于他们其余的奢望：
“我们要求减免的6%及1950两的规礼，但他（海关监督）向我们说，由于皇帝上一年已取消10%，现在再向他有任何请求，都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不难看到，谭康官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在商行中的名望与地位。
他甚至告诉外商，皇帝宝座前，三跪九叩是改不了的，但对总督之类，则不必如此。外商这么做，弄得总督也改变了主意，上了肇庆而不来广州了，免得遇上外国人不跪而丢面子。
那时，两广总督府还设在肇庆，广州仅是一个商业城市。
从谭康官对外商告之这些，亦不难看出他对总督的狐假虎威、作威作福深为鄙视，并借此巧妙地扫了总督的威风，也算是出了一口恶气。此时，不知所谓“华夷之分”的陈腐观念，在谭康官头脑中还是否存在。
可以说，从康熙末年，经雍正至乾隆初年，谭康官在十三行中举足轻重，甚至是这三四十年间最主要的行商，并不亚于后来先后担任过商总的潘、卢、伍等家。潘家是在乾隆中期渐成气候的，并成为历乾、嘉、道几位皇帝时期的主要行首，而在他之前，则应是谭康官，亦历康、雍、乾三个时期。可惜，由于后期资料不好考据，潘、卢、伍、叶的作用很是突出，而前中期则疏漏不少，务必尽力补上，否则，这样一部历史，就很难说是完整的。
自取消“加一征收”开始，外国商船来到十三行的由每年不到十艘，很快上升到十几艘，直至超过20艘或更多，国际贸易的规则更为行商所把握。
乾隆年间，平均每年到达中国的西洋船只，大大超过了雍正年间。乾隆元年至六年（1736—1741年），西方国家来广州船员共76艘，其中英国的29艘，法国的16艘，荷兰的15艘，瑞典的9艘，丹麦的7艘。而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1750—1756年）共154艘，年平均22艘，几乎翻了一倍。
1740年后，十三行第一大家即潘启官，脱颖而出。
后来成为世界首富的伍家也是先在潘家习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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