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开海“四口通商”之后70多年，虽说几度反复，但开放的态势似乎是一直向前推进的，然而，在乾隆宣布取消“加一征收”之后22年，为何又来了个逆转，实施限关的“一口通商”，且持续达80余年，最后落个鸦片战争，被列强用舰炮轰出一个“五口通商”，中国无可挽回地落了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中国人也被视为“东亚病夫”而一蹶不振。
历史何其吊诡！
“一口通商”是怎么造成的？
史学界诸说纷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时而这个观点占上风，时而那个观点占上风，风来风去，也就没个准了。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当社会的主流意识是反对帝国主义，揭露殖民者的狼子野心之际，“一口通商”的罪魁祸首，无疑是落到了那位有着中文名字“洪仁辉”的英国商人的头上。如果不是他不知天高地厚，直接驾船开到天津，开到了天子脚下，引起了皇帝的高度警惕，雷霆震怒，这还了得？不仅不答应他沿海岸线往北多开几个通商口岸，反而把除广州之外的另外三个口岸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禁了。洪仁辉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至于洪仁辉的名字，不少地方写成“洪任辉”，其实，当是认为他怎可以“仁”自称？而他本意则想有个中国最响亮的名字，“仁”自是古代中国最具文化品位，也最代表中国人的道德观、价值观的用词，好让中国人能认可他。
而主流意识转移到反对封建主义，揭露帝王将相荼毒一部中国史之际，“一口通商”的魁首，自然非乾隆皇帝莫属。本来，“一口通商”就是他颁布的圣谕，没有任何人有他那样至高无上的权力，令行禁止，说禁了江、浙、闽三个海关就禁了，谁也不敢不从。皇帝嘛，金口玉牙，于是，1757年的“一口通商”，延续了嘉庆、道光好几个皇帝，最终导致整个国门崩溃，不开也得开，乾隆皇帝的夜郎自大，在接待由马尔戛尼勋爵所率的祝寿舰队之际，表现得淋漓尽致。诚然，马尔戛尼乘狮子号到达天津时，已是1793年，乾隆爷是80岁高龄了，当属老人治国，老眼昏花、固执保守，不足为怪。可宣布“一口通商”，则是1757年，36年前，他才40岁出头，就那么守旧、孤陋寡闻、自以为是吗？要知道，康熙宣布“开海”，也不过30来岁，年轻，总归比年迈时开明一些，有活力得多呀。
末了，当社会崇尚清官之际，“一口通商”的恶名，贪官也是跑不了的。本来，乾隆只是打算提高江、浙、闽海关的关税，令外商望而生畏，重返广州，甚至派时任两广总督的杨应琚，把管理粤海关的经验带到浙闽，让他调任闽浙总督，谁知道他一到任，便称，只需要开放广州一个口岸就行了，其他口岸都可以关掉。封疆大吏这么一表态，乾隆皇帝也就只能照批准了。这杨应琚正是杨文乾的儿子，杨文乾本就是“加一征收”的始作俑者，本身对开放对外贸易就有不同的想法。而杨文乾的父亲杨宗仁，又恰好是康熙宣布“禁洋”时的广东巡抚，对禁洋可谓不遗余力，南方的开放一落到这祖孙三人的手里，能进行得下去么？祖宗三代的“世袭”，本就是封建体制的恶瘤。末了，连玄孙一代也因谎报军情而落个身首异处。
不管是外商自说自话，惹得雷霆震怒，还是皇帝夜郎自大、刚愎自用，抑或封疆大吏谎报军情，一手遮天，总之，“一口通商”成了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苦结，也成了十三行的一个历史转折。
有的学者为“一口通商”辩护，说，即算没有这个圣谕，在四大海关中，广州的对外贸易量始终是独占鳌头，其余三大海关其实形同虚设，每年上三大海关的外国商船远远不如上广州的。
东印度公司也认为，“一口通商”是因为广州方面想“独占”对西方的贸易，在马士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是这么写的：
广州地方当局对北京当局有重要影响，由于他们体验到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所产生的利益，他们必然渴望将其独占。
显然，这仅是他们自己的看法，他们不知道在“一口通商”令下达之前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官方与民间……诸方面的博弈，这并非简单的利益之争——西方每每简单地往这上面归纳，而是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及体制的背景。
清史研究专家、著名学者戴逸在《乾隆帝及其时代》一书中是这么认为的：，江浙富庶之区将被带动起来，广州的外贸垄断体制遭遇挑战，浙江和广东在招揽贸易方面将展开竞争，很可能会引起贸易规模和中外交往的迅速变化，产生有利的影响。
戴逸这么说不是没依据的。早在宋代，江浙一带已经经形成了市民社会，外国史学家甚至认为其只差
一步，便可以比西方更早进入商业时代即近代。而在明末，东南沿海的启蒙主义思潮也一度涌现。这一来，那里不仅可能与广州一样，走向“半开放”，形成新的中等阶级，如十三行行商一类，甚至会超过广州，迅速与世界大航海时代发生连接，吸取西方的启蒙主义、人文主义与科学技术。其实，历史后来也给予了“验证”，“五口通商”后，上海迅速超过了广
州，成了远东的第一大商港，比英国人所占的香港发展得更快。但历史的机遇，每每就这么错失了。纵观历史，“一口通商”也不是偶然发生的。
雍正开了洋，但还是作了很多的限制，如出海者务必限期回国，又如粮食、铁器等物不许出国——其时，中国的铁产量是英国的一倍。
乾隆废除了“加一征收”后没几年，爪哇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红溪惨案”，上万华人被荷兰殖民者屠杀，引发了再度“禁洋”的争论。
而后，英国与西班牙战争，英法战争，更有英国战船率先驶入了中国的海面，试图截获、捕掳敌对国的商船，引起当局高度警惕。
乾隆九年（1744年），十四年（1749年）先后出台了管理番舶等分别为七条、十二条的规定。
之间，乾隆十年（1745年），则在十三行行商制度上建立了“保商制”，把国内的保甲法运用到外贸体制上，这一来，外商受到很多的限制，不断提出反对意见。
……
就这样，仅从中国当时的“历史逻辑”而言，“一口通商”业已是未雨绸缪了。
戴逸的推理也仅是推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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