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两年，即乾隆二十年间，发生了一件不仅影响整个十三行运作，而且影响了清朝整个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一个重大案件。
这个案件，被史家称为“乾隆朝外洋通商案”。
如今，这个案件，无论中外，留下的记录都很多，众说纷纭，各执一端，如何拂去历史云雾，还其本来面目，历史学家已做了不少工作，但这一工作也仍将继续下去。
在这之前一年，即乾隆十九年（1754年），清朝政府下了令，今后，凡外船的船税、贡银、行商与通事的手续费，出口货税，朝廷搜罗的奇珍异品（即采办官用品物）之类的业务，统一由十三行的行商来负责。这一规定，正式确立了十三行的保商制度。
这一年的7月29日，两广总督更召集了广州各国商人的大班开会，宣布了十三行的保商制度：由十三行总揽一切对外贸易；向清政府承担洋船进口货税的责任；此外，外商所需的其他用品，由洋行统一负责购买；如果外商违法，洋行要负连带责任。
而后，更严令重申凡是不属十三行行商团体之内的生意人，一律不得参与对外贸易。
这一来，行商的地位得到了巩固。而这一保商制度，也就兼带有了商务与外交的双重性质。清廷恪守了不与最低贱的商人打交道的祖训，保住了面子，更守住了“中央大国”的地位，拒绝外国一切外交举措：我只可进贡，作贡舶贸易，不可与我谈什么外交、平等之类。
这些规定，自然令外商联想到三十年前的“公行制度”，而当时，由于英船大班以停止贸易来要挟，终于使其成了一纸空文，没法贯彻下去，而现在，似乎是“旧事重提”，必是存有戒心。尤其是执行起来，诸多约束与限制，令他们扩大市场的希望化为乌有。
其时，十三行的垄断，加上广东府衙中的大小官员，也都利用此机会，不断加大了对外商的盘剥与勒索……
矛盾在进一步激化。
这边，英国的产业革命正在启动，急于拓展在中国的市场，加快资本的积累，正在暴发的资产阶级，又怎会在清廷老朽的约束下善罢甘休呢？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市场一天天地拓展，西方的工场手工业已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于是，技术革命便被推到了前面，机器生产也就开始了。而长期的资本积累，更为机器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大批劳动力与巨额的货币资本。而业已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更扫除了束缚这一产业革命的一个又一个的障碍。就在“乾隆朝外洋通商案”发生的同时，英国亦发生了一个名叫“威尔克斯案”的事件，但二者的结果则大相迥异，威尔克斯是一位激进派的记者，下议员，主张国会改革、宗教宽容与北美独立，遂被捕入狱，由此导致英国一场民主运动，发生了支持他的游行示威。他最终被宣告无罪，并被重新选举进下议院，后更当选为伦敦市长。
而在东方，面对十三行的垄断以及广东各级官吏的敲诈勒索，英国商人想扩大市场的愿望受阻，于是，他们试图越过广东，直接到茶叶与丝绸的产地浙江、福建进行贸易。
他们开始“闯关”了。根据史录，当时各地有报：“‘本年四月二十三日，有红毛国商船一只收泊定海县地方。据定海县知县庄纶渭赴船验明粤海关牌照，查点商梢共五十八名，护船炮械十四件，番银二万余两。询据通事禀称，我叫洪任，是红毛国人，商人叫喀利生（按英公司因洪任能通汉语，使其借名通事，另详后），上年正月在本国出洋，于六月内到广东，卖了货，闻得宁波交易公平，领了粤海关照，要到宁买蚕丝、茶叶等物。随于四月二十九日派拨兵役，护送到宁波府，住歇李元祚洋行，现在招商买卖’等情，前来。臣等伏查红行毛国商船久不到浙贸易，今慕化远来，自应加意体恤，以副我皇上柔远至意。除饬令该道派拨员役小心防护，并严谕商铺人等公平交易，其应征税课照则征收，据实报解外，理合会折奏闻，伏乞皇上睿鉴。谨奏（乾隆二十年五月六日朱批‘览’）。”
浙江定海总兵陈鸣夏亦有折子：“……再定海一隅，收泊东西洋艘，昔年创立红毛馆子定海衜头，嗣聚泊广东嶴门、福建厦门，迄今数十年，该番船不至，馆亦圯废。今年四月到有红毛番船一只，船主哈利生，六月又到有一只，船主甲等葛。其货物俱装运郡城贸易，番商就宁凭屋居住，番船仍泊定港，臣派拨官兵日夕小心防护，以仰副国家柔远之至意。……”
两广总督杨应琚折子称：“……伏查广东香山县属之嶴门，向有西洋人附居，其人皆循番族之旧，不留发辫，亦不事耕耘，惟在各洋往来贸易，并制造西洋器皿，以资养赡。是以雍正二年（按即1724年）间经前督臣孔毓珣题明，准其将现在番船二十五只编列号数，著为定额。迨后因节年损坏，除未经修复外，现在只剩一十二只，俱有字号暨船户姓名。本年前往浙江宁波贸易之番船一只，即系嶴门原编二十三号，夷商华猫殊之船。缘有红毛国夷商洪任，往返粤东贸易年久，携带银两，与同国夷商霞里笋等雇搭华猫殊之船出外贸易，于本年正月内具呈粤海关给有印照，于三月二十四日开行……”
又有 《新柱奏复内地有无奸徒勾引夷商现在查办折》
云：“……兹据洪任辉（按即洪任）前在途次向朝铨所供，熟识宁波做买卖之郭姓、李姓、辛姓三人，复又供明郭姓名郭四观，李姓名李受观，辛姓名辛文观，其人已故，其弟现在，俱系福建人，在宁波开洋行生理等语。……”
定海总兵罗英笏折：“……兹于本年（按即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初一日，据臣标中营游击李雄禀，据随巡外洋汛把总谢恩报称：五月三十日巡至四礁洋面，望见夷人小船一只扬帆前来，当率兵船飞追至双屿岛抛泊，随诣该船查验，系夷人小船，船身长七丈，梁头一丈四尺，夷商、舵水手共十二名，内黑鬼一名，携带防护枪炮。据夷商洪任称，系英吉利国船，五月间，由广东空船出口，货物银钱俱在后面大船上，欲往宁波贸易，现在谕令回棹等情到臣。臣星飞委员前往宜谕皇恩柔远至意，明切化导，令其仍回广东贸易，不得在此停泊，旋据该委员回禀，据夷商洪任口称，回广东生意不好，意欲仍来浙江交易，故坐小船先来探信，其大船在后，今既不准在浙交易，自当开往广东等语。随该夷船即行起碇，于初一日申刻开行回棹。……”
“闯关”不成，也就只有告状了。
闽浙总督杨廷璋奏道：
“闽浙总督臣杨廷璋谨奏，为恭折奏明事：窃照虹毛番商洪任驾船到浙，投递呈词，业经臣恭折具奏，并将原呈附呈圣鉴。折内声明先于六月十九日，差弁传调守备陈兆龙到闽查讯，及行镇道等官密访，有无奸牙勾串情事。缘闽浙相距遥远，定海又隔越海洋，风水稽阻，至闰六月二十六日，甫据陈兆龙到闽，臣随亲加细讯，据称：本年（按即乾隆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申刻，在洋巡哨，瞭见大洋有船前来，随驾兵船迎
汛千总把兵船陆续俱到，因同上番船查看，内只番商洪任带有黑鬼一名，番人十名，并随身炮械，并无货物，及内地民人。据云：五月内由广东开船，欲赴宁波贸易，银货俱在后船等语。随将该船拦阻，不许往宁，一面差小哨驰报总镇，初一日午刻，总兵罗英笏差委守备娄全，定海县亦委沈嶴巡检高云蔚驾船俱至双岐港，谕令开行回广。洪任见势不能留，随称要去不难，但我有呈词一纸，要众位收去，我即开船，否则仍须赴浙投递，即出呈词给看。因询尔系番人，何来汉字呈词。据复系从别处写就带来。众人原不允其接收，而洪任坚欲将呈递交方去，彼时急图番船迅速回棹，见理谕不遵，因随口允其接收。洪任等随即一面起碇，一面将呈留下，扬帆而去。备弁等亦随即开船押护前进，至初三日押至南韭山外，已出浙境，方将兵船收回，于初四到汛，将呈禀缴。此系文武员弁六七人耳闻目击之事，实无别情等语。……”
东南沿海不成，洪任辉更一直往北驶去，开到大清帝国首都就近的天津。
于是，便又有了——
英国东印度公司“中国通”洪任辉向乾隆皇帝控告粤海关和广州洋行状文。
状文的下方是英国洪任辉的英文签名。乾隆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1759年7月18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直隶总督方观承奏英吉利商人洪任来津投呈折》云：“……据天津道那亲阿、天津府灵毓禀称：‘六月二十七日，据大沽营游击赵之瑛移称：六月二十四日，海口炮台以外，有三桅小洋船一只停泊，随即往查。内西洋人十二人，内有稍知官话者一名洪任口称：人船俱是英吉利国的，因有负屈之事，特来呈诉，将我送到文官处就明白了等语。查其船内并无货物，惟船面设有铜炮二位，铁炮一位，除将炮位收贮海口炮台，令该船暂泊海口，派拨弁兵看守外，合将洪任并该船番字执照一张，专差押送查讯等语。随问据西洋人洪任，即呈内之洪任辉，供称：我一行十二人，跟役三名，水手八名，我系英吉利国四品官，向在广东嶴门做买卖，因行商（按原刊误‘市’）黎光华欠我本银五万余两，不还，曾在官差衙门告过状，不准；又在总督衙门告状，也不准；又曾到浙江宁波海口呈诉，也不准；今奉本国公班衙派我来天津，要上京师伸冤等语。及再诘问，惟称我只会眼前这几句官话，其余都写在呈子上了。除将洪任辉并其跟役二名暂行安置在津候示，合即禀报’等情。臣查洪任辉乃外洋英吉利国之人，阅其呈词及的开条，疑有关内地需索贻累情事，虽系一面之词，但既据远涉重洋，口称欲赴京师申诉，小国微番，若非实有屈抑，何敢列款渎呈。所有洪任辉原呈并款单一纸，又该国番字执照一纸，理合固封奏闻。应否将洪任辉并其跟役二名，由内部委员伴送赴广，敕下该督抚衙门将呈内各款逐一质讯明确，据实具奏，伏候圣训。……（朱批：已有旨了）。”
这回，告到了皇帝门下，总算是告准了。清政府最终受理了这位英商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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