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洪任辉，虽说是英国人，红发碧眼，却一口流利的国语、粤语，乃至其他地方的土话。他此番有这般“壮举”，不屈不挠，其实是东印度公司的一手策划，事关大英帝国的商业利益。他告粤海关贪污，目的是想在中国多开几个口岸，让厦门、浙江，甚至于津沽，都能让英国商船开进去做贸易，可他也太不了解中国了。
一个专制极权的帝国，任何“投诉”或者“批判”，只能是适得其反，让其更专制、更极权、更封闭，而不会因此网开一面，显示宽容与大度。于是，洪任辉的“投诉”是允了，可处理起来的结果，则是他及东印度公司料所未及的。
此案一直审理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方宣告结案。
被他投诉的粤海关监督李永标不能不被革职。因为，让洋人告到朝廷，已是很丢面子的事情了，所以才雷霆震怒，着即革职查办：
《新柱等奏将李永标革职并查封任所资财折》云：“臣新柱，朝铨、李侍尧等奏为请旨事：臣等钦遵谕旨会审英吉利番人洪任辉呈控粤海关监督李永标等一案，臣新柱于七月初三日抵粤，随传旨将李永标解任，一面提集应质要犯，一面提取军簿案卷，逐一跟查。臣朝铨于七月十九日带回洪任辉到粤，即于二十日公同集犯严审，讯据李永标所供，家人、书役得收陋之处，伊毫无知觉。其余各款供吐游移，坚未承认。臣等思勒索外番陋规，国体攸系，非寻常失察犯贼可比，应请旨将李永标革职，按款严行究拟。再李永标任内资财，应否先行查封之处（朱批‘自然’），相应一并请旨遵行，伏乞皇上圣鉴。谨奏。乾隆二十四年八月九日，奉朱批，依仪，钦此。”
可洪任辉也不但达不到目的，自己没好果子吃，还让代作呈词的四川人刘亚匾因“为夷商谋咬”之罪而丢掉了脑袋。行刑前还被示众，杀鸡给猴子看。
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是这么上奏的：
“两广总督臣李侍尧谨奏：为敬陈防范外夷规条仰祈睿鉴事。窃惟……英吉利夷商洪任辉等屡次抗违禁令，必欲前往宁波开港，旋因不遂所欲，坐驾洋艘直达天津，名虽呈控海关陋弊，实则假公济私，妄冀邀恩格外，臣细察根源，总由于内地奸民教唆引诱，行商、通事不加管束稽查所致。查夷人远处海外，本与中国语音不通，向之来广留贩，惟借谙晓夷语之行商、通事为之交易，近如夷商洪任辉于内地土音官话无不通晓，甚而汉字文义亦能明晰；此外夷商中，如洪任辉之通晓语言义者，亦尚有数人。设非汉奸潜滋教诱，焉能熟悉？如奸民刘亚匾（按Morse书卷五页八三称之为Loupingchou）始教授夷人读书，图骗财物，继则主谋唆讼，代作控词（按当时外商购买中国书籍如《诗经》）、《字汇》、《说文》等籍者甚多，请参考Morse书卷五）。由此类推，将无在不可以勾结教诱，实于地方大有关系，兹蒙圣明洞烛，将刘亚匾即行正法，洪任辉在澳门圈禁三年（按此点可参见《国朝柔远记》及Morse书卷五），满日逐回本国，俾奸徒知所惊惧，外夷共仰德威，此诚我皇上睿谋深远，肃清中外至意。惟臣访查内地民人勾引外夷作奸犯科，事端不一，总缘利其所有，遂尔百般阿谀，惟图诓骗取财，罔顾身蹈法纪，伏思夷人远处化外，前赴内地贸易，除买卖货物之外，原可毋庸与民人往来交接；与其惩创于事后，似不若防范于未萌。臣检查旧案任兼关督抚诸臣所定稽查管束夷人条约非不周密，第因系在外通行文檄，并非定例，愚民畏法之心，不胜其谋利之心，行商人等亦各视为故套，漫不遵守，地方官惟图息事宁人，每多置之膜外，以致饬行未久，旋即废弛，非奏请永定章程，并严查参条例，终难禁遏，兹臣择其简便易行者数条，酌参管见，敬为皇上陈之。”
李侍尧提出的几条，很快便被乾隆皇帝批准了。条例名为《防范外夷规条》：
在广东过冬；（二）外人到广东只能居住行商馆内，并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三）禁止内地商人向外商借资本，禁止外商雇请汉人役使；（四）禁止外商雇人传递信息；（五）外船停泊之地，派兵守卫。
不久，清政府又向外商颁布九条禁令：
（一）外洋战舰不得驶进虎门水道；（二）妇女不得带进夷馆，一切凶械火器亦不得携带来省；（三）公行不得欠外商债务；（四）外人不得雇用汉人婢仆；（五）外人不得乘轿；（六）外人不得乘船游河；（七）外人不得直接向大府申诉，有需申诉者，亦必经行商转递；（八）在公行所有夷馆内寓居的外人，须受行商管束，购买货物须经行商之手，此后外人不得随时自由出入，以免与汉奸结交；（九）交易季节过后，外商不得在省过冬，即在通商贸易期间，如货物购齐及已卖清，便须随同原船回国，否则，即使有因洋货一时难于变卖，未能收清原本，不得已留住粤东者，亦须前往澳门居住。
洪任辉的野心非但未能实现，清朝当局还变本加厉，除开制定条例对外商加以防范后，最终，更封了所有的海关，只余广州“一口通商”。
乾隆皇帝的“圣旨”先是称：
“向来洋船俱由广东收口，经粤海关稽察征税，其浙省之宁波不过偶然一至。近年奸牙勾串渔利，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舶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风土民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稍重，则洋商无所利而不来，以示限制，意并不在增税也。将此明白晓谕知之。”
原来，天意并非高深莫测，这里一眼就可以看透，他的目的，是通过增加宁波关税，迫使洋商只在广东贸易，因为广东利多，浙江税多。可是，外商对此并不以为然，只要贸易额大，税虽说多了点。但赢利亦不见得少，更何况粤海关暗中的勒索未必就少。
所以，乾隆爷抵制外船用上这一招，并没有收到成效。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乾隆皇帝只好分别给广东、浙江下达谕旨：仅留广东一地对外通商。圣旨云：“晓谕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押令原舡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乾隆这一圣旨，却是批在时任闽浙总督杨应琚的奏折上，认为其所言甚
是。就这样，大清帝国的海洋贸易，只余下广州一个口岸了！洪任辉的官司，就这么了结。他先是赢了，到底是把广东海关监督李永标告倒了。
后则是输了，不仅他输了，连他的后台东印度公司也输了，他落了个勾结内地奸民，违反大清通商律的罪名，被清政府圈禁在澳门3年，而后，则被驱逐回国，至于那位刘亚匾更倒霉，脑袋都丢了。
东印度公司本想打开北方的一个个口岸，可到最后，连南方的口岸都没保得住，只剩下一个广东。有生意不做，这对于已有发达商人头脑的英国人来说，实在是不可理喻。
“洪任辉案”是中国对外贸易一大转折点。这一转折，注定了80年后，中英无可避免的一场鸦片战争。
而自命通晓中国多种方言的洪任辉，对当时的大清帝国，对中国文化传统，毕竟还是一窍不通。因此，他真正要达到的目的，非但达不到，而且还倒退得更多。这个庞然大物的帝国，自己一套思维模式，别说他，就是半个世纪后来的马尔戛尼，也一样格格不入。一个自命天朝上国的帝王，那种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以为朕即天下，又如何容得几艘小商船在南方找麻烦呢？
也正是这种自大，把当时仍可在世界上称雄的大帝国，引向了最后的崩溃，十三行这一个“气孔”，也不可能救回这从开局便走向输光的结果。
富足却病态的王朝是不会有出路的，相反，富足只会加速它的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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