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通商”，对十三行而言，是福是祸，却是一言难尽。没有这“一口通商”，十三行在之后的80年间，其之繁荣不是不可以测度的，毕竟，在“一口通商”之前，中国外贸的80%，也仍是在广州十三行进行。增加20%，成为100%的垄断，富可谓富矣，却是一种畸形的不正常的富足与繁荣，日日夜夜都在火山口上煎熬，最后终于有了1857年的一场匝天铺地的大火，把十三行的历史痕迹抹了个一干二净。如今，只余下一条摆小杂货的短街，昔日的繁荣一点也找不出。至于“十三行路”，也仅是剩下的一个名字罢了。被视为英明睿智的乾隆大帝，是这么认为的：
如此办理，则来浙番舡，永远禁绝，不特泊省海防得以肃清，且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闽均有裨益。
只是，仅在他身后40年，英国的炮舰却是在长江口长驱直入，最终逼使清朝政府签订了最为耻辱的城下之盟，中英《南京条约》，最终不得不答应“五口通商”。
不过，在80年的“一口通商”中，让十三行出尽了风头也受尽了侮辱，风光一时也倒霉透顶，既是帝国的银库也是帝国的乞儿……
十三行，威名赫赫的帝国商行，也是一伙窝囊至极的帝国贱民——士农工商商为末的排位绝对不可以改变，哪怕你扛出一座金山来赎也还是赎不到。
于是，在这80年里，十三行出了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的首号富商，也同样在这80年里，数以百十计的十三行商人被籍没抄家，充军流放以及投缳自杀，哪怕你是公行的首领，哪怕你富可敌国！
金钱，对于这个大帝国而言是愈多愈好，可挣钱的商人却注定要被这个帝国压成齑粉。金钱没有臭味，可挣钱的商人却臭不可闻，帝国输了战争，但赔钱的却是商人……
……好了，不必如此感慨，还是将历史一一道来。
这次“一口通商”无疑是动了真格的，沿海各地的禁海，措施不可不谓严密，谁叫你洪任辉斗胆“闯关”，这可是提醒了沿海的防卫，以后，一只苍蝇也休想再混进来。
这一来，中国与西方的所有商业贸易，都集中到了广州一地，集中到了十三行。而从来不与洋人谈什么外交的清政府，也就把文化交流，乃至对外事务及政治，也加在了十三行的行商身上，哪怕是有名无分。
十三行从此独揽中国外贸80余年。
时人也许会以“特区”比喻之，不过，它怎么也承受不了“特区”这一美
誉。因为，今日的特区，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有了特区作为窗口，中国的开放是日益扩大，最后，全中国也自然而然“特区化”了。所以，特区的实质，是300年艰难曲折的外贸之路
开放。而十三行承担“一口通商”，却是清廷闭关锁国政策的必然结局，它不是开放的象征，而只能是限关的后果。
其实，从今天某些专制极权国家，也可以一窥当日这“一口通商”深藏的秘局。为了防止帝国的“风化”，不得不关紧门户，不让任何外面的空气流入。而另一面，却又为了帝国上层的骄奢淫逸、花天酒地，则千方百计保住某一孔道，供帝王们的消费与享受。广东自古以来，一方面被视为“蛮夷之地”，上不了正册，可另一方面，又被当作“天子南库”，被诛求无已——十三行的这一畸形的帝国商行，就是这么存在下来的。在北京，在故宫，那位于慈宁宫对面的清内务府中，我们不难查出，皇家宫廷的大部分开支，乃至玩物，奇珍异宝之类，均来自广东，来自粤海关……没有粤海关年年的巨额税收，皇家内务府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为此，历任粤海关的最高官员海关监督，均是由皇家内务府的亲信出任的，一般情况下是扳不倒的，就算出了问题，也都不会轻易革职，冷处理一阵，没准还官加一级。说到底，他们大都是皇帝的心腹，深知皇帝的好恶，对地方督抚，不怎么会放在眼里。所以，历任的海关监督，除开那位短命的、军人出身的毛克明在任太短而无贪墨之外，可以说，没一位的“屁股”会是干净的。
无论如何，粤海关的税收及财务收入，与宫廷生活的命脉都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别的口岸可以封，独独粤海关是封不了的，否则谁来给宫廷供应世间见不到的稀奇玩意儿呢？这不是“开放”，而是独专！
所以，乾隆皇帝尤为重视粤海关的利益，广州的“外情”。更何况，广州的洋行制度自明以来已经自成一体，而经商人才更比别处要多要强，较之其他一度开放过的海关，这一优势显而易见。他的上谕中亦有提到，广东地窄人稠，沿海居民大都靠洋船为生，不仅仅只有那十几家行商。要连粤海关也封了，不独宫廷失去财源，广东也会激起民变，这正是他所考虑的。
另外，珠江口的地理形势，也较长江口，以及钱江口、宁波、定海等有利，所以，他的上谕中也提到：虎门、黄埔设有官兵，相形之下，比宁波之可以扬帆直至者，形势也不同。
可以说，“一口通商”，是自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几经反复，精心思量，最后才实施的。
尽管第一大贸易国的英国，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但也一时奈何不了这个大帝国愚昧的决策，头两年，船来少了，但后来，利益所在，也照旧趋之若鹜，尤其是为了扭转贸易逆差，更包藏有祸心……
从康熙二十三年清朝正式解除海禁、开海贸易，到乾隆二十二年乾隆谕令“一口通商”，其间历约70年，这正是清代十三行初期兴盛的日子，中国外贸的格局也是这个时期确立下来的。可以说，在这70年间，尤其是自雍正五年“开洋”，乾隆元年取消“加一征收”的恶税，中国当年对外开放呈现的态势分明是积极的、可喜的，其中，有不少可圈可点的精彩内容。可惜，对十三行的研究，偏偏忽略了这一段历史时期，忽略了这段最为精彩也最为复杂、最为深刻也最为迷惘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诸方面的内容；从而对其间态势上，政策上的进一步开放，缺少到位的、真切的探讨与研究。也正因为这一段研究的缺失，对“一口通商”的逆转，以及“一口通商”之后整个中国对外贸易的曲折，失去了必要的、合乎逻辑的历史依据，对其来龙去脉的梳理，也同样发生了主观认识上的错误，这一来，对整个十三行历史的把握，也就有了严重的畸误与错位。
其一，对十三行的历史主角——行商的认识，不是以康乾初期为基点，而是以后期嘉道年间作参照，虽然前后不可避免有其一脉相承的地方，但早年的行商，是可以出洋至南洋与西欧的，而且可以有相对公开的商船直航南洋的，不少商船的投资者正是行商，所以，到了后期，潘有度曾感叹，自己不如祖先，能出洋到达瑞国，甚至发出惊叹，中国怎么造不出大船——殊不知早年中国的大船比他所见的欧洲大船还大得多，尤其是发生在雍正十年，广州外贸诸多“混乱”，以谭康官、陈芳观为一方坚持的理念，正是与当时大航海时代相接轨的，主张开放的、公平的竞争，反对官渔私利、官商勾结，避免价格垄断、操纵行市等等，以致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其“开放建议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朝代”，如果他所坚持的不因种种的逆转，也就不至于有自18世纪下半叶逐渐拉开的中西方的距离。遗憾的是，反而在中国研究者一方，却来指责他的合伙人陈芳观是有违“行商自律”而被抛弃，丝毫不同情他们抗拒“加一征收”而入狱的一系列悲惨遭遇，从而令这位在清代十三行初期有着卓著声望与贡献的重要行商的史迹变得黯淡与模糊。
其二，对当时西方国家与清朝的关系，也不曾有清晰的认识。18世纪，当时的中国之强盛，当在欧洲之上。英国工业革命刚刚起步，法国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下，亦称雄欧洲大陆，由于启蒙主义的潮流，法国的思想文化亦有不俗的表现，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相继涌现，而中国的“开明专制”亦为其称道，为此，并不难解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何会写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旗帜上。康、雍、乾三帝，与路易十四、路易十六的交往相当紧密，以致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令乾隆兔死狐悲。美国研究者何伟亚认为，当马尔戛尼祝寿来时所看到皇宫中西方的先进技艺，并不比他带来的少。正由于我们未能较准确地“重建”当年中西关系的历史，方才出现种种误区，只简单认为西方早已比我们先进，包括对行商的真正的历史作用也缺乏全面的认识。
其三，对康、雍、乾三帝的认识亦如此。康熙为何开海后，又发布了“南洋禁航令”？雍正取消了“南洋禁航令”后，在广东海关问题迭出之际，又为何数度出手，惩治了一批舞弊的官员？乾隆分明在政策上完善了“开洋”措施后，为何又来了个逆转，在20年后只余“一口通商”。如果说康熙“开海”，出于“国计民生”，雍正惩腐，方可“河清海晏”，航路畅通；而乾隆为“怀柔远人”放宽政策，取消“番银加一征收”恶税的话，就足以解释康、雍、乾三代整个海洋政策的曲折与反复吗？包括雍正，当他在取消南海禁航令前，亦犹移多年，一直认为“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而后，却出其不意，雷霆出击海关监督祖秉圭、行商陈寿官与外商法扎拉利相勾结，操控外贸的不法行为——二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逻辑一致？至于乾隆，对英商洪任辉要上京告状的行为反应之激烈，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其四，在这一段时间内，官员们各自的表演，更是值得玩味。高其倬对促成南洋开禁的作用，杨文乾的几起几落，几返几离，被人告得“畏风心烦”而死，却始终坚持贪墨洋银不属公帑，又是何心理？祖秉圭的恶人先告状，令谭康官与陈芳观“消失”，为何一下子竟被翻了过来？在这些事件中“你方唱罢我登台”如常赉、鄂弥达、毛克明，官达、阿克敦、杨永斌乃至唐英等众多官员，他们对开洋的态度，对税制的认识，与行商的关系……都耐人寻味，值得深入探讨。
上面，仅是概述了行商、外商、皇帝与沿海省份海关官员与禁、开、限的关系，他们对“开洋”的认识与态度，由于从各自的地位、立场出发，呈示出千差万别，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与冲突，即便在行商内部，主张自由贸易、抗拒官渔商利的谭康官、陈芳观一方，与傍官员、操控贸易的陈寿官、汀官一方，其冲突之尖锐，也非我们所想象的。而外商中，其所维护的平等竞争的原则，与私下贿赂及拿取回扣或佣金之舞弊，亦有相当突出的矛盾。至于皇帝开洋的意念，更与地方官员的想法，亦有很大的差距——正是这些，构成了这个年代最为精彩也最为深刻的历史内容，寻求这方面研究的突破，对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有着借鉴作用与重要的启迪。
由于我们原来掌握的历史资料不全，加上缺乏关注，所以，这一个历史时期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一个盲区。
直到今天，我们方才真正认识到，要把握住十三行，要真切了解清朝禁海到开洋，又从开洋至限关的政策演变的大起大落，无疑须抓住这个历史时期，可以说，这才是整个十三行研究的枢纽，是禁—开—限演变之历史的枢纽之枢纽，解开了它，方可能解开整个清代外贸之谜、掂量出整个清代十三行的存在价值与历史含量。
而十三行研究要有一个根本的转变，获得突破性的成果，就得从这里切入，除此，别无他途。
一切的一切，都在这里发生。
而后发生的一切，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这是开始，也是终结。
这是过去，亦为未来。
而我们则处于现在，不能不前瞻后顾，寻找最逼近历史真相的解释，以预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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