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乾隆元年取消恶税，全面开放，对外商实行优惠政策，一直延续到了乾隆二十二年。这一年，号称中国通的英国人洪任辉，头脑发热，驶船直达天津帝京脚下，告广东海关贪墨，要多开几个口岸。乾隆开始还让浙闽方面制定好外贸政策，谁知，恰巧是杨文乾的儿子杨应琚，从广东总督调去当浙闽总督，说不宜再多开口岸，反而应减少，只留广州“一口通商”便可以了。结果，开放由此发生逆转，从开洋变成了“限关”。
历史竟如此令人扼腕：
洪任辉的野心非但未能实现，清朝当局还变本加厉，除开制定条例对外商加以防范后，最终，更封了所有的海关，只余广州“一口通商”。
乾隆这一圣旨，是批在时任闽浙总督杨应琚的奏折上的。
这杨应琚是何许人也？在这之前，他本是广东总督。再追寻，他竟是杨文乾之次子，因康熙准其袭三代，所以他又当上了广东总督。不过，此人下场不妙，最后因多次谎报军情而落个身首异处。杨宗仁、杨文乾、杨应琚，祖孙三人，不仅对广东，对当时整个中国开放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直至发生逆转，无疑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而这一作用的产生，首先，在于清朝的世袭制度，由于康熙认为杨宗仁是能臣，有功，“准袭三代”，因此，杨文乾、杨应琚两位“高干子孙”，得劲承袭其在广东的职位，一次又一次地遏制对外开放，最终在杨应琚手中造成了“限关”即“一口通商”。其次，对历史上诸如杨文乾这样的“能臣”的盲目吹捧，也是使其为所欲为的根本原因之一。在广东史上，不乏对杨文乾的溢美之词，甚至他提出的“加一征收”，也被视为“改革措施”，果然如此吗？现在已不言而喻了。从“加一征收”，到“一口通商”，杨文乾、杨应琚父子罪不可，两人最后落个恶死，亦罪有应得。
杨应琚，因有“准袭”圣旨，却青云直上，其官职更超过了杨文乾乃至杨宗仁在广东的级别，当上了两广总督。结果之惨，也超过其父亲。
如前所述，由于取消了“加一征收”，乾隆年间，平均每年到达中国的西洋船只，大大超过了雍正年间。乾隆元年至六年（1736—1741年），西方国家来广州船员共76艘，其中英船29艘，法船16艘，荷兰船15艘，瑞典船9艘，丹麦船7艘。而乾隆十五年至二十一年（1750—1756年）共154艘，年平均22艘，几乎翻了一倍。
然而，却来了一个突然的逆转。
研究这一逆转的文章不少，中外都有，对这一逆转的结果即“一口通商”，各自站在不同的视解与立场上，都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但事件的肇因，却大都归结在英商洪任辉率船独闯到天津，天子脚下要告御状，引起了乾隆的反感，不“开”反“收”了。
下面，我们不妨寻阅相关文献。
乾隆皇帝的“圣旨”先是称：
向来洋船俱由广东收口，浙江省之宁波不过偶然一至。近年洋船至宁波者甚多，将来番舶云集，留住日久，将又成粤省之澳门矣，于海疆重地，风土民俗均有关系。是以更定章程，视粤稍重，则洋商无所利而不来，意并不在增税。
他连续发了不少相关圣旨，谨选取如下：
乾隆帝关于洋船赴浙加重收税以使商船俱归粤海关贸易的谕旨
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初十日（1756年11月2日）
大学士公傅 字寄
两广总督杨
闽浙总督喀
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初十日
奉上谕。据杨应琚奏，粤海关自六月以来，共到洋船十四支，向来洋船至广东省者甚多，今岁特为稀少，查前此喀尔吉善等两次奏有红毛船至宁波收口，曾经降旨饬禁，并令查明勾引之船户牙行通事人等，严加惩治。今思小人唯利是视，广东省海关设有监督专员，而宁波税额较轻，稽查亦未能严密，恐将来赴浙之洋船日众，则宁波又多一洋人市集之所，日久生他弊。着喀尔吉善会同杨应琚，照广东省海关现行则例，再为酌量加重俾至浙者，获利甚微，庶商船仍俱归澳门一带，而小人不得勾串滋事。且於稽查， 亦便其广东洋商至浙江省勾引夷商者，亦着两省关会严加治罪。喀尔吉善杨应琚着即遵谕行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乾隆帝关于海关增加税收以使番商无利可图自行回广东贸易的上谕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初八日（1757年2月25日）大学士公傅 大学士来 字寄闽浙抚督 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初八日奉
上谕。喀尔吉善等会奏，浙海关更定洋船税则，一摺已交部议奏矣。洋船向例悉抵广东澳门收口，历久相安，浙江省宁波虽有海关，与广东省迥异，且浙游民习俗，易嚣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绝，恐来将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内地海疆关系紧要，原其致此之由皆因小人贪利，避重就轻，兼有奸牙勾串之故，但使浙江省税额重收广东，令番商无利可图，自必仍归广东贸易，此不禁自除之道，初非藉以加赋也。前降谕旨，甚明喀尔吉善等俱未见，及此伊等身任封疆，皆当深体此意，并时加察访，如有奸民串通勾引，即行严拿治罪，若云劝谕开导，异其不来，则以法绳之，尚恐其扞法渔利，岂劝谕貯能止耶，著将此传谕喀尔吉善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而浙江巡抚杨廷璋也上了关于增加税收后英商船仍到浙贸易的奏折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1757年8月6日）
奏 浙江巡抚臣杨廷璋谨 奏
闻事竊照，红毛番船向俱收泊广东贸易，久不远来浙江省，自乾隆二十年，忽有红毛船一支驶至宁波，因交易获利，二十一年逐连来二支，经臣会同督臣立定章程，饬行防范，并将办理情形恭摺。
奏明嗣业
圣主垂念海疆要地，必须防微杜渐，敕谕督臣会商两广督臣将浙海关税则加重俾番商等，知税重无利可图，自必仍赴粤东贸易不来浙江省。
圣意深远，实非臣等浅陋之见所能仰窥万一。是以上年十一月番船回棹时，因税则尚未酌定，经督臣会臣，将来年税必加重，来浙亦属无利，不如仍赴粤东贸易，缘由明白给示晓谕番商，并令地方文武剀切开导，以冀不复再来。讵本年六月十三日，接提臣武升剖扎，准定海镇创开六月初八日，据署中军游击李国均禀报，本月初七日有红毛英吉利番船一支，驶至定海之嵜头洋停泊。随诣船查询，本船名呷等，咯仍系上年来浙之通事洪同番商无仑呅并通船水手一百七名，带有货物、番银，并防身器械，来浙贸易等情，并据该地方文武具报，相同臣随移行定海镇臣罗英笏宁、绍台道范清洪并咨会提臣派委文武官弁，选发兵役，查照上届章程，严密巡查弹压，伏查粤省海关向为外番贸易市舶，设有监督稽查周密，十三洋行世业克牙，番情熟谙，交易颇属相宜。浙江省既非市舶，宁波地亦狭隘，并无殷实牙行，惟思勾串渔利，防范稍疏，难免滋事，但番商等既已来浙又不便强之使去，臣现在密饬宁绍台道委员携带税则规条，前赴定海，会同该地文武，向番商等传示谕，以新定税则较前加重，若番商等因税重无利，不愿在浙交易，甘心回棹，则竟听其开行；若仍欲在浙贸易，惟有令其按照新定则例如数纳税一百。督令牙商迅速公平交易，剋期速竣，以便乘风回。国毋许逗留。并查禁牙棍奸徒，串通诈骗滋事。仍密行体察该番等情形，果否踊跃完税，抑系勉强从事，如仍属忻然乐从，则是课税虽重犹有利益，不能禁其不来，将来自当另筹善策为之。禁绝倘此次情涉勉强，则是因风不顺，难以即归不得已，而留浙贸易，来岁定不复再至，容俟该番商定有行止，酌量分别辩理再行具。
奏理，合先将番船到浙，及现在饬辩缘由，恭摺奏明伏乞奏
朱批：知道了。
毋庸置疑，此时，杨应琚已经上折予皇上了，而且，同时采取了禁关的严厉措施，末了，乾隆允了他的折子，“一口通商”由此定局。
当我们冷静地去分析其间的一波三折，不难看到，乾隆当初还是想进一步开放的，但帝王之尊却容不得他人说三道四，你小小洋人，居然闯到天子脚下告状，这还了得？末了，还得说连皇上都听了他的，这就更不得了啦！那好，我就反过来——于是，仁飞被判在澳门“圈养”即关三年，那位代他改中文的刘亚匾更该杀头。
大好的开洋局面就此逆转。
尽管皇上的尊严不可亵渎，但是，杨应琚的折子起到的作用亦不言而喻。这位杨文乾的次子，因其祖父杨宗仁死时获得圣上“准袭三代”，得以荫庇，当上了广东总督继又调去任闽浙总督，就这么在继承其父“加一征收”之恶税性难移，后来在平叛中，他屡屡谎报军情，明明打了败仗，却说凯旋归来，一次如此，两次又如此，纸包不住火，皇上终于察觉了，开始，只免了职，后来，再让他戴罪立功。谁知道他怙恶不悛，本性难改，又一次重犯，以致边庭动乱，皇上盛怒之下，判了他一个“立斩”。
杨氏三代人，就这么了结了。
简单归结为洪任辉的“闯关”导致锁关，显然有失偏颇。这里，乾隆作为皇上的心态亦不失为一个要因。与此同时，下边官员的鼓噪，亦更起到恶劣作用，乾隆一见杨应琚的折子，自然觉得“所奏甚是”了，下决心封掉了除广州之外的向西方开放的所有口岸，从此错失了与大航海时代同步的又一良机。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九月，已在闽浙总督任上的杨应琚得意地对皇上报告：
外洋各国到广州贸易商船内，有红毛英吉利国船已先到四只。对据沿海营县禀称，现今并天约毛英吉利国商船驾收浙江省。
乾隆对此奏折上朱批：“甚好，知道了。”
以后的事情，大家都熟悉了。
清政府加紧了对开放的广州口岸进行控制。是年，乾隆批准新任两广总督李侍尧制定的《防范外夷规条》：
“（一）禁止外商在广东过冬；（二）外人到广东只能居住行商馆内，并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三）禁止内地商人向外商借资本，禁止外商雇请汉人役使；（四）禁止外商雇人传递信息；（五）外船停泊之地，派兵守卫。”
不久，清政府又向外商颁布九条禁令：
“（一）外洋战舰不得驶进虎门水道；（二）妇女不得带进夷馆，一切凶械火器亦不得携带来省；（三）公行不得欠外商债务；（四）外人不得雇用汉人婢仆；（五）外人不得乘轿；（六）外人不得乘船游河；（七）外人不得直接向大府申诉，有需申诉者，亦必经行商转递；（八）在公行所有夷馆内寓居的外人，须受行商管束，购买货物须经行商之手，此后外人不得随时自由出入，以免与汉奸结交；（九）交易季节过后，外商不得在省过冬，即在通商贸易期间，如货物购齐及已卖清，便须随同原船回国，否则，即使有因洋货一时难于变卖，未能收清原本，不得已留住名粤东者，亦须前往澳门居住。”
第三年，曾在杨宗仁治下创立的“公行”，终于得到了恢复，此次，延续有十一年才又被撤销，但又过四年，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再度重组，一直维持到鸦片战争期间，历史就此沉滞。
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当时，乾隆皇帝把时任广西总督的杨应琚，调去任浙闽总督。乾隆的用意如何，恐怕在于，如宁波外舶到的多了，当地官员应付起来没经验，而杨应琚在广东，熟悉外贸的行情、体制，当可以对宁波的外贸加以制度化，更定章程，“意并不在增税也”。
然而，不久前刚从广东总督调任闽浙总督的杨应琚，却上了一份奏折，力陈在浙海关通商之弊，应当把外洋商船集中到广州为宜。乾隆皇帝看了他的折子，终于打消了扩大开放口岸的念头，认为杨应琚“所奏甚是”，并且最后只允许广州“一口通商”的决断。
圣旨提到：
该督（即杨应琚）前任广东总督时，兼管关务，深悉尔等情形，凡番船至广，即严饬行户善为料理，并无尔等不便之处。此该商所素知，今经调任闽浙，在粤在浙，均所管辖，原无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得入浙江海口，豫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
（1757年12月20日）
大学士公傅 大学士来 字寄
署两广巡督李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奉巳
上谕：杨应琚奏浙海关贸易，船应仍令收泊粤东一摺，所见甚是。已有旨传谕杨应琚，令以巳意晓谕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押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如此办理，则来浙番船永远禁绝，不特浙江省海防得以肃清，且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著传谕李侍荛，俟杨应琚行文与彼时，即将杨应琚咨文令其行文该国番商，遍谕番商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江省，如有两省应行关会之处，该署督即会商杨应琚妥协办理可也。
钦此！
遵旨寄信前来
这便是“一口通商”的著名上谕。
依马士的书记载，在杨应琚到任前，浙江方面已经对外商让步，同意在浙贸易，并对新来的两广总督抱以希望：
几个在1756年和我们交易过的商人对大班说，浙江省官员如驻杭州的巡抚，道爷，宁波海关的官员和舟山的民政官员等，都愿意让步；8月11日，道爷到达此处，“知县……告诉我们说，道爷非常愿意尽其权限所能，使我们满意。这一突然的转机，是因四天前已有消息透露，总督因病退职，因此他们对他的戒惧已经消除。总督不是称病退职的，不久，他真的因病去世。9月27日，大班获悉继任的人是从广州调来的两广总督。
但杨应琚一到，形势却不妙了。
总督于11月25日到达宁波，一个星期后，即12月2日，道爷本人通知大班：“总督觉得奇怪，有什么理由使我们的船宁愿来宁波，而不到广州去，广州才是适合欧洲人贸易的口岸，在那里是易于搜购我们所需的货品的。宁波只是限于接纳日本和朝鲜来船的口岸。他认为，当我们只准中国帆船到巴达维亚和婆罗洲，而不准到别的地方去时，我们是没有理由希望随意到中国任何口岸进行贸易的。他说，皇上之所以提高此间的税率，并不是为了收入着想，不过是要我们到广州去贸易。从前的欧洲来船，每艘收入船钞3500两，后来把它降低了，那是只以广州一口为限，它是不适于其他口岸的。由于我们的货物转到此地销售，逃避缴付广州两个关卡的货物采往税，致使皇上的税收受到损失。因此，如果我们打算明年再来，那是不会被接纳的。他要求我们画押具结，声明我们并无这种打算。他又命令，在我们离开时，不准将货物或其他物品留下，以免我们藉口再来。他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离开。”
大班除了驳斥关于不准中国帆船到英国属地或其他英国控制下各地的说法外，并声明他们无权签署不再来的具结。同一天的黄昏，答复总督：“我们公司来此贸易的动机，是因近五六年驶往广州的外国船只甚多，致使该处各种货物售价腾贵，以致我们的贸易盈利极少，甚至无利可图。公司初时曾考虑减少派往中国的船数，其后忆及前时曾在宁波有过贸易，因此认为有必要将船只分别派往广州和宁波。不如，便无法派出通常数目的船只，公司知道在此处更易搜购绿茶和生丝，而且购入的代价会低一些…… ”
“公司现在还未知道，皇上今年在此处已订有新的课税额和船钞费等。他们明年一定会再派船来的。不过当知道我们的货物要缴付如此高的税额时，我对于将来的声明是坚决的，并准大班按已签订的合约交易；据已让步的办法获利；并下令要他们在1758年1月7日之前，必须离开宁波。到了这一天，他们要求道爷稍为延期，但——
“他说，他很乐意答应我们的请求；不过总督一定会命令我们在这天离开宁波的，他的命令必须服从，所以他无法允许我们在岸上多留一夜。又说，他认为我们希望下年再来此贸易，是一种空想，因为总督已下令将船钞定为3500两，货税比今年的提高一倍，这些规定是写在折子上，他将折子给我们……他又说，如果我们想继续做交易，一定要付此处的行佣，即全部进出口货价的3%……我们把道爷给的折子仔细阅读，船钞一项为3500两（规礼银1950两除外），生丝、茶叶和瓷器的税率，比广州高达四倍。”
“今天（17日）舟山全部官员都到船上来，通知我们明年不可再，因总督已下令不准再接纳我们，又命令不准替任何来船转呈。我们猜想总督这项特别措施，是坚决终止我们在此进行贸易。”
而且广东总督断然下了命令：
“总督与海关监督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认为英船现已离埠返回欧洲，而布朗特与洪任辉亦已抵达澳门。本官宪知照并命令知县督同吏及有关人等，前往澳门港口查察上述两人，并将通知抄本交与彼及全体外国人等，俾彼等知悉，以后所有来船，必须驶来广州口岸，在该处选择行商，进行正常贸易。皇帝陛下宽仁厚义以待外国人，我等重新训诫每一行商，办事公平，不得只知厚利，妄行欺诈，使船只不致藉口前往浙江省口岸，如有船只驶往，定使离开，必致坐失时机并招致种种不便，则后悔毋及。
“汝等必须向每一外商索取甘结，以上彼辈顺从此令。”
“现本官宪交与洪任辉书信一件，彼于返回欧洲后，通知全体外商，今后来船，一律不准驶往浙江省口岸，该处完全禁止前往。为证实彼等之顺从命令，尔等须令每一外商出具甘结，否则咎由自取，后果堪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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