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中期中国对外开放的轨迹，我们凭此可以看到两条相抵牾的轨迹。
一条是向前梯度推进的轨迹，那便是：
康熙宣布废除禁海令，实施开海—雍正撤销南洋禁航令，宣布开洋—乾隆登基，取消“加一征收”及缴送，对外商来华给予优惠政策而另一条，则是一再反复，最后令开放发生逆转。
康熙晚年禁教，发布“南洋禁航令”—雍正后期，默许杨文乾的“加一征收”—乾隆中期，一口通商。
而后，清廷对外限制，是日趋严厉与完善，“天朝上国”的理念更是恶性膨胀，这一来，不仅皇帝一代比一代“夜郎自大”，这在乾隆皇帝答复马尔戛尼的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嘉庆、道光更是如此。于是，下边的官员，也就更趋保守与顽固，拒不接受外来的先进文化，最后落个用冷兵器去对付已现代化了的持热兵器的侵略者，国家由全盛走向衰败，不堪一击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拎出清代前中期在广东有代表性的官员予以剖析，诚然，他们当中不乏高其倬、常赉、蓝鼎元及鄂弥达等深知民生、力推开放的官员。但是，也有诸如石柱、杨氏三代人、李侍尧等一大批盘根错节，食古不化的官僚，正是他们的铁板一块，才窒息了一个本应是海洋大国的生机。我们不难看到，他们对天子的决策，发挥了何等恶劣的可怕影响。自然，这也是几千年封建专制在中国根深蒂固所产生的必然后果，他们对外来先进文化视而不见并且极力抗拒，看不到自身日趋落伍与残败，正如杨宗仁三代，到了杨应琚，正统也够正统的了，但腐败也够腐败的了，这样一批尚自命清高却又贪得无厌的官员，能不让清朝这一破船加速沉没吗？
不过，历史还有另一个逻辑——作为十三行的行商，在开放之初敢于在大航海时代中冲浪，在锁国限关之际，仍孜孜以求与国际贸易接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封建王朝的束缚，演进成为国际上的大商人，大金融家，也为后来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奠定基础。尽管这一进程，较之世界要缓慢得多，艰难得多，但他们的努力，却永远镂刻在了史册上。
可以说，在73年的梯度开放中，他们已经与国际贸易紧紧连接在一起，即便发生了“一口通商”，也未能改变他们历史演进的逻辑，一个庞大的全球金融网络，已早早在他们手中建立起来，他们悦纳西方先进的贸易制度与手段，审时度势，善于转换自身角色；他们积极角逐于海洋世界，将触角实实在在地伸向了英美大陆上，他们与西方的工业革命发展如影随形。
如果说“十三行的产生同步于世界大航海时代”，那么，一系列的十三行之谜便由此而来：十三行的对外贸易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明清政府向银本位的转换？当大量的银元在全世界流转时，十三行的金融资本对欧洲市民社会的发育、成熟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为何西方的银元上会有行商的头像？十三行行商又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上运作的？当时的行商群体被位列为世界首富，他们的财富占当时世界流转的资金比例有多大？十三行行商的巨额财富是怎么积累起来的，仅仅是靠对外贸易中销售茶叶、丝绸与陶瓷，哪怕累加上作为“中介费”的只占交易总额百分数的“行佣”？
进一步追问，十三行行商究竟是官商还是民商？无疑，入行前只能是百分之百的民商，积攒足够的资本入行后，当他们瞒着官府成为外国商船的大股东，投资诸如美国太平洋铁路这样被视为世界工业奇迹的大项目之际，他们的身份还可能是官商吗？所谓的“广州制度”对十三行行商又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一口通商”的逆转，当年开放的四大海关，会不会恰好如今日的改革开放之初的“四大特区”一样，会推动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既然欧洲乃至美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与当时的“暴发户”第三等级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何流量巨大的来自中国的金融资本却对中国自身的变革毫无作用？
行商们良好的商业信誉为他们“玩转世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善于利用现代的商业手段周旋于南洋、欧美大陆，为自己赚取巨额利润。我们在马士的《编年史》中，还可以找到如下一个典型范例，说明潘启官是如何采用以汇票支付货款的结算方式的：
潘启官通知管委会，他需付给几个人一笔相当巨额的款项，而这笔款是用公司的汇票汇往英伦的，但他恐怕在12天或14天内难以筹得此款。如此，则本季度便无法将款汇往伦敦，因此他提出一个对他和公司都有利的办法。这个办法是，假如我们愿意签订购生丝合约，他准接受。如果我们肯签发董事部的汇票，他可将汇票上的款项作为合约付定金的一部分。无论如何，上述款项在本季度，公司是不会收到现款的，即使没收得现款，亦不过先收而后支付。因为董事部每年必须订购生丝运回国。……他的提议得到照顾。
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是1772年3月3日，基本可以对应于行商于1760—1770年经营或出资瑞典30多艘商船的时间段。
而这已发生在“一口通商”之后15年。
接下来做一个简单的估算。来到广州十三行的，瑞典的船只占的比例很少，有的年份更是空白，如1739年，英国7艘，法国3艘，荷兰3艘，丹麦、瑞典各1艘； 1753年，英10艘，法5艘，荷3艘，瑞典3艘，丹麦2艘——这是随机抽的，不少年份不见统计。 行商经营或参股的外商船只显然不止瑞典一家，
以船只数量推算，他国则不知应翻上几番。而上述引文，讲的是行商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信贷、金融关系，其中提到有“巨额款项”、汇往英国的汇票、合约及合约预订金等等。汇到英国的汇款是给什么人——当然不是中国人，其用途又是什么？虽然没有说，但毋庸置疑，这已纯属融资范畴了。这笔巨款有多大，下文大致得知一部分。其中，一笔生丝为500担，预付定银为每担250两，再算出总数为12.5万两。另一笔为700担，定银为每担260两，总共为18.2万两。仅此两笔，就达到了30多万两银子。其他尚未知。我们从另一行商瑛秀的预付定银亦可知，仅一项也达40多万两银子。而1772年，潘家的资产并未达到顶峰状态。那么可见，仅在此期间，潘家在英国、瑞典流转的资金，就已达数百万两银子了。
如果没有金融投资，仅靠三大商品的销售与部分行佣的积累，难以想象到1800年，潘、卢、伍、叶“四大家”的资产能够高达数千万两银子。
美国杜克大学历史系的穆素洁教授曾在题为《全球扩张时代中国海上贸易的新网络（1750－1850）》 的讲稿中，颇为宏观地展示了十三行中期至后期的对外贸易。论文认为，与一般论断相比，甚至在19世纪50、60年代之前，商业的利益更容易横跨国界与海洋。而1757年即“一口通商”实施之际的广州对外贸易，比在1700年时已增长了5倍。
到了十九世纪头数十年，中国商人迅速成为国际商人。如同他们的印度和美国伙伴一样，中国商人以输出中国的茶叶、棉、丝、鸦片、糖和银等商品，而同国际商人联结一起，同时，能够利用他们的关系在亚洲以外周围地区调动他们的资金。
十三行一出现，它就是世界大航海时代的产物，于16世纪的国际性海洋贸易中应运而生，并推动了18世纪的海洋商业扩张。十三行从来不是被动适应，而是主动积极地引领潮流。试想一下，当日的中国，乃为世界首富，而中国的资本与财富，也正是从16至18世纪为西方的近代化即工业化提供了动力，所以，十三行行商，不仅已投资产业，并已向企业家转型，否则，无法以如此迅猛的速度积攒起巨大的财富。他们显性身份是行商，而隐性的身份则是世界的金融家，通过“钱生钱”，超常规地积累起一再增殖的资本。但十三行行商的悲剧所在是，当他们以隐身的银行家身份，投资于英国、美国，促成或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历史进步，可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却无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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