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生态哲学是生态文明时代的哲学
马克思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是“人民的呼声”。黑格尔也认为：“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时代性体现哲学的历史必然性和存在合理性。每一时代的实践都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面临不同的问题和挑战，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也必然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变革。当代世界，在经历了数百年工业文明时代后，正在步入后工业文明时代，或者说正在走向生态文明时代，中国生态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
工业文明是一种割裂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则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前提、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导向人类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文明形态。
在人类初生的远古时期，先民依靠采集渔猎为生，对自然主要是被动的依赖和简单的索取，未能在大地上留下自身活动的能动性印记。农耕经济阶段到来后，人使用工具和牲畜初创了社会生产力，尽管水平仍然低下，但对自然界的开发还是显示了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在绵长的中世纪，人、社会给自然烙下了越来越多的痕迹。
工业文明的发展迄今不过几个世纪，生产力获得巨大的飞跃，人、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对自然的深度和广度的开发过程中伴有掠夺性、破坏性，造成了土地、水源、空气的污染，导致人类的生活受到毒害和生物种类的大量灭绝。这种为利润驱动的非理性活动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早期发展阶段特别严重，地球的表面、地下和空间均未免于人为的祸害。世界工厂伦敦在工业化初期从密布的烟筒排放出的黑色烟煤被视为社会进步的标志。曾几何时愈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甚至带来了社会危机，以致引发了群众性的抗议运动。尤有甚者，如20世纪发生的“世界八大公害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等），更是祸害人类，震撼人心。在当代，借助科技进步和全球化，工业文明发展到极致，而它对自然环境的损害和威胁也无以复加，温室效应、资源枯竭、荒漠化、城市病、核污染等等，正如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安全与生存。
20世纪——特别是下半叶，人类终于在生态异化的危害中警醒过来，开展了系列自我反思和救赎活动（包括相关的著述和实践），环保的理论和践行具有了国际性、全球性，取得了相当的效果。在我国，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不断总结经验与教训，借鉴别国的做法和成果，吸取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深化与拓展生态文明的认知，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重大战略的层面上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确认了人、社会与自然应有的良性互动关系，以自觉性逐步取代盲目性。
恩格斯指出：“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展，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18世纪末以前，与自然科学以力学为中心及多数学科处于分门别类搜集整理材料阶段相适应，片面性、凝固性、对立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占居统治地位，忽视自然规律片面强调人类中心论的工业文明发展观是这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体现。随着19世纪细胞、能量转化和进化论三大发现的产生，20世纪相对论、量子力学相继问世，当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涌现和发展，以及从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把世界看成是不断运动变化的过程的集合体，是普通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有机体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得到确立，人类终于进入了黑格尔所说的“用头立地”即用科学理性思考的时代，人类终于冷静地反思和处理人类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发展与代价、异化与复归的关系问题。因此，生态文明是容纳不了现代生产力和人的发展要求的工业文明形态的必然指向，生态哲学是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进步的时代精神的理论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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