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对自然认识的无限性和有限性
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除了何者为本原的问题，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这个问题也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是认识论的重大问题，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是科学认识和把握必然和自由关系的基础。“自由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如果说唯物地回答思维和存在何者为本原问题，是人类敬畏自然、爱护自然的思想出发点，那么辩证地回答思维何以认识、怎样认识存在，是人类界定自身认识能力，科学把握自然界规律，正确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方法论基础。
这个问题是恩格斯于十九世纪后期提出来的，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反对自然科学界、思想界出现的新康德主义不可知论、杜林主义的先验论的需要。康德把认识主体即人的认识能力作为认识论研究的前题，开启了认识论研究的新革命，然而他又把认识对象区分为“现象”和“自在之物”，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认为人们只能认识此岸世界的现象，不能把握彼岸世界的“自在之物”，导致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割裂，走向不可知论。新康德主义是十九世纪自然科学取得划时代重大发现下的对康德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种复活，一些自然科学家局限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片面重视感性经验，贬低理论思维的作用，对自然科学飞速发展所揭示出来的辩证性质感到困惑，甚至对自身的科学成果做出错误的哲学概括。而杜林主义是当时工人运动中的一种机会主义派别，杜林鼓吹形而上学的“永恒真理论”，以主观性原则臆造一个庞杂的哲学体系，无限夸大个人的认识能力，宣称在他那里已达到“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企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新康德主义是怀疑论的变种，从强调主体认识的有限性方面割裂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而杜林主义则是独断论的翻版，从夸大主体认识的无限性方面割裂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著作中，用实践的观点对这两种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作了详尽的理论批判，深刻论述了人的认识自然能力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辩证法。
认识主体是无限和有限的统一。人类主体包括无数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实践着的人，是一个世代更迭的世界历史过程，因此是无限的。然而无限的人类实践主体又是由有限的个人、有限的个人大脑构成的，可见是有限的。从人类主体的无限性、延续性、能动性、创造性来说，它的认识自然的能力是至上的、无限的、绝对的；从有限的个人主体来看，由于受一定的历史时代、实践水平、智力发展、赋禀差异的局限，它的认识自然的能力又是非至上的、有限的、相对的，比如“什么是光，什么是非光，这取决于眼睛的构造”，所以，“思想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
实践的结果是无限和有限的统一。恩格斯指出，只要我们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就能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这个结论具有普遍的、无限的意义。“我们知道，氯和氢在一定压力和温度下受到光的作用就会爆炸合成氯化氢；而且只要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只要具备上述条件，这件事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至于是否只发生过一次或者重复一百万次，以及在多少天体上发生过，这都是无关紧要的。”正是在实践的普遍性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宣告了康体“自在之物”的完结，通过实践人类是可以认识自然的本质和规律的，人的实践能力和水平的状况，决定着人向自然界争得自由的程度。同时，恩格斯也指出了实践结果和结论的有限性的一面。人的每一实践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当我们缺乏有效手段时，就无法使自然界的本质和规律充分显示出来，这样得出的实践结论就不具有普遍有效性，即使某一结果反映了自然规律，也只能适应一定的范围，如氯化氢合成原理，只能以一定压力和温度为前提。因此，人对自然的认识也是有限的、相对的，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真理是绝对和相对的统一。在真理是对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反映的一般意义上，恩格斯并不反对真理具有绝对性，但针对杜林的形而上学的思维至上论、永恒真理论，他更强调真理的相对性、局限性的方面。认识和思维的至上性只存在于无限的、总体的人类思维之中，“至于说到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的至上意义，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根本说不上的，而且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看来，这些认识所包含的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相对于形而上学地夸大人的认识的至上性的陈腐而又相当无聊的空话，认识到人的思维的有限性、相对性更为可贵，“因为最可贵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认识极不信任，因为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
恩格斯分析了认识领域三大部分的发展状况，详尽说明杜林的永恒真理论和终极真理论荒谬。一是从非生物界科学看，由于变数的广泛应用，数学上的一切东西的绝对适用性、不可争辩的确证性的童贞状态一去不复返了，天文学和力学的情况更糟，而在物理学和化学方面，人们就像处在蜂群之中那样处在种种假说之中。二是从活的有机体的科学看，这一领域展现出如此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和因果关系，以致不仅每个已经解决的问题都引起无数的新问题，而且每一个问题也多半需要长期的甚至几百年的研究才能解决。由于对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理解的需要，总是迫使我们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的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如细胞的发现迫使我们对生物学领域中已经确立的一切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作全面的修正，并且把它们整堆地永远抛弃掉。三是从历史科学看，永恒真理的情况还更糟，我们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科学比在生物学领域中的科学还要落后得多。在这里认识本质上是相对的，因为它只限于了解只存在于一定时代和一定民族中的，而且按其本性来说是暂时的一定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的联系和结果。“因此，谁要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除非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老生常谈……”
对于个人来说，那怕是想在任何专业内成为内行而且进行过极深刻的专门研究的人，由于认识的本性使然，也由于历史材料的不足，如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历史学等领域一样，其认识永远是有缺陷和不完善的，即使是已被证明的真理，也会因为主观原因和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转化为谬误。真理和谬误，正如一切在两极对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只要我们在上面指出的狭窄的领域之外应用真理和谬误的对立，这种对立就会变成相对的，因而对精确的科学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无用的；如果我们企图在这一领域之外把这种对立当作绝对有效的东西来应用，那我们就会完全遭到失败；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恩格斯在这里以波义耳定律为例详尽地论述了真理和谬误转化的辩证法。
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形而上学地把人对自然的认识能力、认识成果绝对化，在经济发展中搞唯意志论，必然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在人对自然认识和改造能力低下的时候，人类差不多完全受着陌生的、对立的、不明确的外部大自然的支配。就是在科学技术大大发展起来以后，如果自以为掌握了大自然的规律肆意妄为，也会给自然和人类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害。例如，“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纪时，他们怎么会关注到，以后热带的大雨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所以，恩格斯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人对自然认识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矛盾决定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存在矛盾。黑格尔以自由为轴心构建起他的哲学体系，极大地张扬了人的主体精神，然而他的自由是绝对精神的自由，是精神外化为自然界和人类，最后在人的自我意识中返回自身达到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过程，这种自由“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主观辩证法不过是客观辩证法在人的头脑中的反映，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人类的使命就是从有限中探索无限，从现象中透视本质，从偶然中寻找永久。在人类的认识和实践的历史进步中，“思维和存在的同一……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
因此，人类和自然的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中永远存在着一个必然和自由的矛盾：从认识能力的至上性来说，人们可以从所有联系中去认识整个自然界和世界体系；但从认识能力的非至上性来说，这个任务是一个没有完结的过程，这个矛盾是所有智力进步的杠杆，推动着人的认识能力在实践中不断变化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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