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创造力是文化竞争力的核心，文化创造力源于实践的能动性和思维的能动性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大分化、大调整、大转折、大发展的时代，它深刻地改变着每个民族、群体、企业乃至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和方式，它所导致的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问题，往往是关系到重新选择人类未来生产、交往、思维模式的综合性根本性问题，经典的思想资源和既有的文化模式都不能直接提供现成的答案、说明和导引。面对如此深刻的现实生活的转型，必须把文化创造力的高低看作是每个国家、民族、企业能否适应，能否作出正确选择，能否生存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来看待。在是否重视和发展文化创造力上，美国和日本的对比值得借鉴。日本民族长于学习，二战后通过模仿、吸收、开发美国先进科技，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不仅很快恢复了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且其许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大有超过美国之势，日本资本全球扩张，当时就有日本人将买下曼哈顿、夏威夷之说。然而在日本企业陶醉于模仿和制造的同时，美国企业及时适应工业时代转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新趋势，果断放弃传统工业的一些领域而投放巨大的财力研发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新一代科学技术，大力发展以信息高速公路为龙头的高新科技产业群，结果是日本逐渐由极盛而衰，9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下滑，有人称90年代为日本的“迷失的十年”，而美国顺利地实现了新旧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克林顿时期更是创造了连续8年高速增长的奇迹。
文化创造力充分体现了人的自由、能动的本质特征。与文化生产不一样，文化生产往往是量的规模扩张，是一个标准化的重复性过程，而文化创造是新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是文化本性的自觉张扬；与文化消费不一样，文化消费往往是群体性的认同过程，文化创造往往是个体性的求异过程；与文化传播也不一样，文化传播往往是对原有文化的强化，是文化空间的扩展和文化时间的延续，而文化创造是原有文化的否定性环节，是文化时间上的非连续性。然而文化创造又不是孤立的过程，它渗透于文化的生产、消费和传播的各个方面，是文化生产、消费和传播的灵魂和动力。如在文化生产过程中，人把文化作为劳动的对象，体现出人更多地从本能走向自觉；如文化消费过程，是人的审美过程，是价值评价的过程，是文化主体的再生产过程；又如文化传播，是文化的普遍性与不同地域和群体的亚文化的特殊性相结合的过程，是互动整合的过程。
文化创造力源于实践的创造力。人的实践是文化的动力和源泉，实践的经验为思想文化发展和变革提供感性基础，实践的需求激发文化的创造活力。恩格斯说过，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推动科学的发展，人的思维的最本质、最切近的基础，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和社会的变化，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己的环境而发展的。人的社会实践的创造活动不仅增进人的思维能力，而且打破人的思想桎梏，激发文化创新的勇气和活力，如资产阶级革命在把巨大的生产力召唤出来的同时也把人的思想文化创造力极大地解放出来。由于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科学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使“传统的中世纪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篱，同旧日的狭隘的故乡藩篱一起崩溃了。在人的外界视线和内心视线前面，都展开了无限广大的视野”。
文化创造渗透于人的文化活动的一切方面，集中体现为知识的创造和价值的创造。知识的创造增进了人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的认识，而价值的创造增进了对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意义的认识，文化创造力也就是人在创造新观念、新知识、新价值的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观察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各种能力的总和。创造学大师斯坦伯格认为创造力是由智力、知识、思维风格、人格、动机和环境六种因素共同构成的。从个体的创造行为看，人的思维能动性的发挥对文化创造力的增强至关重要。创新主体通过把握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推理和判断等一系列科学的抽象方法，逼近和揭示客观规律，发现客观真理，不断揭示人的价值世界的新内涵，创新和丰富价值观念。在这里，特别需要思维的预见性和想象力，黑格尔认为：“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力。”恩格斯提出：“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这种假说把人们从狭隘经验论和绝对主义中解脱出来，避免把认识凝固化、绝对化。对客体各种相互联系作系统了解的需要，总是一再要求人们在终极真理的周围造起茂密的假说之林；它使人们对未知领域的探索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计划性；对假说的证实是对已有认识的完善和深化，而对假说的证伪则是发展正确认识的桥梁和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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