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的个性
实践的普遍性产生了人类文化的共性，然而，不同的民族、群体在不同的地域、时代和社会条件下从事实践活动，由此产生了文化的民族性、群体性，即使是同民族、群体中的个人，也会由于不同的价值取向形成不同的文化品格，这种文化的民族性、群体性、个体性相对于文化共性来说即文化个性。文化共性存在于文化个性之中，而每一种文化个性都必然与文化共性相联系。不把握文化共性，就难以把握文化比较和评价的客观标准和尺度；不了解文化个性，就难以准确概括文化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一般规律。如果说文化发展贯穿着共性与个性的矛盾，那么文化共性与文化个性矛盾的解决是以个性的丰富、创新、超越、扬弃、融合而实现。“普遍性、共通性不是一开始就已存在或已经完善的东西，而是作为种种特殊性的扬弃，差异性的消除中不断实现和完成着的东西而被把握的。”⑰所谓文化个性，相对文化共性， 它是一定阶段上局部的和具体的现象，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民族特殊性
不同的实践环境赋予了文化的民族差异性。恩格斯曾指出， 人类为能够求得生存和发展，首先必须能够适应他的生存环境。 一个民族就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下，随着分工的产生和扩大，随着交往关系的发展，文化共同体逐渐形成发展，迄今为止，民族是文化体发展的最高形式。与其形成的历史相联系，民族文化不能不受气候、地理、资源等自然客观条件的影响。例如沿海民族和内陆民族，在对外开放上就存在很大的区别。“小路作为自己流动、自行运动的道路，主要是商业民族的道路。”而“在亚洲的原始的自给自足的公社内， 一方面，对道路没有需要；另一方面，缺乏道路又使这些公社闭关自守，因此成为它们长期停滞不前的重大要素（例如在印度）。”⑱然而，对民族文化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实践的样式， 它的广度和深度，包括其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等等。 此外，民族文化的传播和积淀也会深刻影响它的面貌和特色。一般来说，文化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
语言的特殊性。语言（包括声音符号和书写符号）一开始就是人集体活动的产物，是把个体活动成果融会为类（共同体）的集体成果，是实现人的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能力和成果的 “公共积累”和传递的重要形式。它是民族文化的载体，甚至可以说是民族的特征。“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正像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一样。”⑲从某种意义来说，取消一种语言，意味着消灭一个民族，而掌握一种新的语言，就意味取得了“进入”其他民族文化的通行证。⑳
思维方式的特殊性。思维方式是人们在无数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反映思维对象和整理思维内容的“格”，是民族文化体系中的骨架或框架。可以说，在民族的文化行为中，那些长久地稳定地起作用的思维方法、思维习惯、对待事物的审视趋向，都是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张岱年指出：“哲学家运用一些思维方法，形成一定的习惯，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运用的种种思想方法，谓之思维方式。所谓思维方式包括一些不自觉地经常运用的思维模式。”21它具有稳定性、普遍性、持久性的特点，是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沉淀下来的文化心理结构，不同民族由于实践条件和文化条件的差异，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特殊性。马克思针对中国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实践指出过：“中国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之相差，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的哲学之相差一样。”22对这种差异，有人概括为，“西方文化重分析，东方文化重综合”、“西方文化重实证，东方文化重人伦”等等，这些说法 不一定精确，但民族之间思维方式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
价值信仰的特殊性。价值信仰是文化共同体在实践中历史地积淀、形成的稳定的、持久的、普遍的关于人、社会、世界的终极意义的理解和追求。它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规范和指导，是人自觉或不自觉在实践中遵循的内在的戒律。不同的民族在自身的实践和发展中，形成一种沉淀在民族心理和精神中代代相传、陈陈相因的深刻地影响人们日常行为的观念定势。如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崇尚“民为本”、“和为贵”、“家庭、集体、国家至上”的 价值。在民族的价值信仰体系中，宗教是最原始的，也是最高的形式。“宗教” 一词的拉丁语原意，是“捆扎到一起”。作为意识形态，它正是起到从精神上把人们凝聚到一起的文化作用，民族的发展史往往与宗教的形成、融合、发展史交织在一起。现代的民族打破了原有的单一宗教信仰的狭隘的民族形式，多种宗教信仰共存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但无论哪种宗教，都必然赋予一定的民族文化形式，而无论哪种民族文化往往有一种宗教占居主导的地位，发挥主导影响。
2.群体特殊性
在民族国家发展的相当长的时期，实践是以群体的形式进行的，群体是指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中以一定社会关系组成的共同体。“群体，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和占有再生产这种生活自身并使之物化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23生活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由于共同的生活条件、共同的利益和目标形成了实践的群体，在阶级社会中，阶级、阶层、团体、政党等都属于实践的群体，认识的群体。实践的群体性产生了文化的群体性。如果说，文化的民族性来源于地域的区别和传统的区别，那么，文化的群体性更多地受现实的利益的影响，或者说，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就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马克思指岀，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出丑。因而生产资料的拥有的差异，生活条件的差异，职业的差异，受教育权利和程度的差异，产生了阶级和阶层的差异，从而产生文化取向的差异。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在任何一个宗教成分混杂的国家，只要稍稍看一下其职业情况的统计数字，几乎没有什么例外地发现这样一种状况：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24恩格斯对这种思想、道德等观念文化的群体特质作了经典的概括：“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 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被压迫阶级 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5在当代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随着社会结构的 迅速变化，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二元结构被打破，在二者之 间形成了许多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或阶层，这些不同阶层有不同的心理结构和文化价值。群体文化相对民族文化来说，具有更多的变动性。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为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占优势的群体文化的发展方向影响着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
3.个体特殊性
文化是在人的类生活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这个事实，说明 它一开始就是一种“超个体”的存在，但文化作为一种人的自觉 的创造活动，又是通过无数的个体的存在和发展实现的，人的自主性和创新性，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个体的精神活动之中。
在个人与文化的关系上，文化主观论者从否定社会关系对个人的重大影 响出发，否定文化对个人的超越性、制约性，纯粹用个人的意 识、个人心理来解释人的行为，解释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和进 程；而文化决定论者走到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个人对文化的依 赖性和受动性，轻视个人对文化的选择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如 怀特，把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混为一谈，只看到整体规律、外在结构对个人的控制约束，看不到个人的能动的创造力量。他主张 文化本位，反对个人本位，甚至反对人本位。他说：“文化确确 实实地具有超个体的特征，虽然只有人才有可能创造文化，但文化的存在和发展却有自身的生命。文化行为是受着自身规律支配 的，而不是受人的生理——心理规律制约的。”26他还说：“文化学的解释彻底地改变了有关个人，单独个人的整个说法。我们不再把个人视为第一推动力，首要推动者，文化过程的创造者和决定者因素，不再认为文化产生于人的头脑，不再认为人对整个文化负有使命等等。……我们把文化看成巨大的连续体，是各种文 化要素——语言、工具、器皿、信仰、习俗以及态度汇聚而成河流，从历史的深处奔流到现在。”27
怀特只看到文化制度、文化环境对个人和人的影响，而没有看到文化正是由人包括无数的个人创造和改变的。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28有生命的现实的个人是历史也是文化的起点和出发点。马克思认为历史可以用个人的个性的全面和丰富为尺度来考察。作为历史起点的个人在原始状态是全面而贫乏的，“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29。在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条件下个人的个性是片面的丰富，人的整体的丰富以个人的片面发展为代价，群体对个性的压抑转换为以物的形式出现的社会对个性的压抑。而真正的个人的个性的全面而丰富的发展，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能实现，由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分工的细化与生产的社会化相一致，生产能力与认识能力相适应，人与人的对立由自由人的联合体所代替，物对人统治由人对物的驾御所代替，“偶然的个人”跃升为自由的个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
从马克思的历史观看来，文化的发展，是由无数的人的个体的文化实践、文化创造而实现的；每个人都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都有文 化选择的权利和要求，个体文化选择的多样性产生了全社会文化形式和内容的多样化发展；个人的人性总是反映着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文化活动本质上都是类的活动，个人的文化价值的变化和能力的提升都对类的一般性质及其变化产生影响，文化在无数个人文化活动和文化个性形成的合力中形成风格和特色；个人不能随意改变他所承接的文化环境，然而他不能回避认同或批判这种文化环境的责任，无论从个人的价值取向出发，还是从历史尺度出发，改变或改进他所处的文化环境是每个人的天赋权利和神圣使命，由此推动文化的创新和进步。因此，单个人的文化个性的自由全面发展是衡量文化发展程度的尺度，未来的文化体应是以自由个性充分发展为基础的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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