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人们愿意写否，人类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宣传的时代。社会的宣传与群体的宣传、政治的宣传与经济的宣传、真理的宣传与谬误的宣传等等，相互作用又相互矛盾，汇成一曲声势浩大的交响乐。不同思想体系、不同自的、不同风格的宣传往往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有的催人奋起，有的则使人消沉；有的给人指点迷津，有的则扭曲人的理性。尽管人类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宣传史，但是，关于宣传的本质，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有的认为，“宣传是运用定义的符号，以控制（人们的）集体态度”（《传播学简介》，第113页）；有的认为，“宣传是一种有意控制社会心理的活动”；有的认为，“宣传是有目的的传播”；有的认为，“宣传是功利性的传播”；有的认为，“宣传是有组织的传播”；有的认为，“宣传是社会性的传播”等等，定义之多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笔者认为，宣传是有目的有组织地影响以及改变公众的态度、观点和行为的社会传播过程。这就是宣传的质的规定。
人是宣传的对象，宣传具有哪些职能，只能服从于人的特质。马克思对人曾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人以一种全苛的方式……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象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而占有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124页）人是“完整的人”，宣传要对“完整的人”起作用，就要有全面的职能，一般来说，宣传的职能包括以下几方面：
信息职能。如同物质、能量关系一样，信息关系也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人的任何活动，无论是经济、政治活动还是文化活动，都离不开信息。尤其在剧变着的现时代，社会的信息量激增，信息对人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价值，以至于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说：“所谓有效地生活就是拥有足够的信息来生活。”宣传要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必须以一定的信息为载体。而且，在一般情况下，宣传效果与宣传信息的量是成正比的。许多广吿宣传专家指出，某一牌号的商品做广告越多，人们对它就越熟悉，它对人们的吸引力也越大。虽然熟悉程度不一定意味着销售量，但二者紧密相联。例如美国A&W牌啤酒作了六个月的电视广告，在市场上的销额就从15%提高到50%。
为了给受传者输送信息，宣传者工作的第一步是收集信息。根据信息受传者的不同心理作用，可以将其分为三大类：（1）指导性或教育性信息。对于这类信息，受传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才能理解这种信息的内容。如果这种内容为受传者所接受，将改变受传者的行为，提高他的鉴别力，改善他的认识能力。（2）维持性信息。这类信息不需要受传者用求知的态度来理解，只需要复习或引申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就行了。新闻节目就属于这一类信息。（3）复原性或刺激性信息。包括娱乐节目、体育竞赛和一切渲染罪恶、暴乱、爱情的文学、戏剧、舞剧、歌曲等等，所有具有轻松、刺激、兴奋和麻醉性的内容都属于这一类信息。这三类信息都是影响受传者所需要的，都列入信息收集的范围。第二步是信息的优化。首先是内容的优化，从各类信息中选择出体现了宣传者意图的部分，加以纯化和强化。然后是结构优化，即把指导性信息、维持性信息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较容易穿透受传者的心理屏障，为受传者所认同。第三步是信息的变换，即把信息的一种形态变为另一种形态，如把语言变为文字，把文字变为图画、声波、电磁波、光波等等，用各种符号扩大信息在社会的传播范围。可见，从根本上讲，宣传者与受传者之间的心理互动过程，是信息的传通过程，信息职能，是宣传的首要职能。
解释职能。受传者对于宣传信息的接受过程，必然经历一个解释或理解的过程，亦即用自己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对宣传信息进行分析、概括、论证、演绎的过程。解释的目的就是缩小以及克服信息本义与受传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因此，解释是宣传的题中应有之义，宣传者对信息的解释是否准确、合理、全面、透彻，对于能否达到预期的宣传效果，至关重要。宣传的解释区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事实解释，就是揭示客观事物的性质、结构、过程、规律和功能，使受传者获得对事物的各个侧面或整体形象的了解。另一类是意义解释，也可叫对呈文字或语言状态的宣传信息的解释，如政策宣传、理论宣传、文化宣传等就属于这一类。意义解释首先是语言解释，即在保持信息内容原意的前提下改变它的语言习惯、语言风格以至语言形态，以实现语言的民族化、地域化和群体化。其次是内涵解释，即通过对信息的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解说和论证，使之具体化、通俗化和形象化。再次是本意解释，即对信息的语言特点、内容构成作总体分析，提取它的基本精神、价值取向，把它的“潜意识”或动机以可感觉的形式再显现出来。正如意大利哲学家贝蒂所说的：“解释的任务在于发现不完善的创造的涵义，即在重新建构这个创造之基础的思想轨迹。”这就是说，必须探索作者的全部意向。以上三种方式构成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序列，它们各自在宣传中发挥独特的作用，然而只有把它们融为一体，才能最大限度地理解信息本文的意义，才能使宣传信息从“自在之物”转化为受传者的“为我之物”。
评价职能。西方宣传学有一流派主张“客观主义”，鼓吹纯事实的报道，不附加任何评论，不表现任何思想倾向。诚然，这种观点比那种不惜以谎言来操纵公众意向的戈培尔之流的观点有可取之处，但也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演变成为打着超阶级、超党性和纯客观的幌子对社会现象进行歪曲的手段。宣传活动有鲜明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对宣传信息的报道和解释不可避免地伴随和渗透着宣传者情感、态度、意图的评论，即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列宁指出：“唯物主义本身包含有所谓的党性，要求对事变做任何估计时都必须直率而公开地站到一定社会集团的立场上。”（《列宁选集》第1卷第379页）马克思也谈及过报刊的思想倾向性，他说：“报刊是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达者，它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它把它在希望与忧患之中的生活那里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它尖锐地、激情地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判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7页）
宣传中的评价不仅是表明宣传者的态度所需要，也是正确引导受传者所需要。人们在选择宣传信息时，总是挟带着价值的判断，而由于地位、利益、知识的差异，同一信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评价，正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因此，为了帮助受传者正确地理解事实或信息，为了反映舆论，引导舆论，宣传者在客观地提供信息的同时，以鲜明观点和立场表示赞许什么，反对什么，提倡什么，限制什么，并做到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强烈的时效性，广泛的群众性和见解的一贯性，从而使人们既有所知，又有所悟。
教育职能。任何宣传的最高目的都是造就人，即按宣传者的范式在受传者身上培养一定的世界观、价值观、消费观、道德观、审美观等等。因此，宣传过程永远具有教育的性质，丝毫不带教育性质的宣传是不存在的。对于宣传对象来说，人们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只能是人生的一小部分，而人在智力、能力、思想修养方面的提高却不能因学校生涯的结束而停止，人生的旅途只能是不停顿的学习过程，唯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大众宣传才能适应这种需要。尤其是在社会的大变革时期，一切旧的思想观念必然随着旧的生产方式的崩溃而失去它的合理性，而要改变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灌输新的思想观念，又只有大众宣传才能做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应该重新教育群众，而对群众的重新教育又只有靠鼓动和宣传工作。”（《列宁全集》第31卷第338页）
也有人否认宣传具有改造人的教育功能，认为人们只接受与自己固有观念相适应的宣传信息，而对相反的意见则拒绝和逃避。因为人们的认识有选择性，包括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选择性注意的因素使受传者回避那些危害自己固有观念的传播内容；选择性理解的因素帮助受传者曲解那些回避不了的传播内容；而选择性记忆促使受传者尽快忘记那些自己讨厌的传播内容。这种观点只看到受传者心理凝固性的一面，却低估了宣传者的能动作用和受传者的心理的变动性。其实，也有些心理学者认为，在受传者固有观念的外围还有一个所谓的“可接受范围”，只要在这个范围内，传播内容一般不会受到回避或抵制的。对于比较接近的观点，受传者会逐步向其靠拢。既然受传者可以部分地改变其固有观念，那么，久而久之，受传者就会接受更为偏颇的观点。只要宣传者深刻地了解受传者，并对宣传内容作周密的安排，就可以逐步引导受传者接受崭新的思想观念。可见，宣传中的教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宣传的教育职能主要表现在三方面：智育，就是向人们传授各种知识，包括生活知识、经济知识、政治知识、文化知识等，在此基础上，培养人的认识能力、评价能力、选择能力、创造能力；德育，就是向人们灌输一定的道德规范和理想，促使人们“修心养性”“独善其身”，其中包括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确立道德意念以及培养道德行为习惯等几个环节；美育，就是培养人们的审美观念，激发人们的美感，培养人们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推动人们努力去实践美。宣传教育的这三个方面是一个整体，任何成功的宣传教育，都是这三方面的统一。
文化融合职能。文化融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无疑，任何一种文化，总是首先由生活在一定的地域或国家的人们创造出来的，形成具有自我同一性的文化圈，不同的文化圈有不同的文化风格，反映了不同人类群体的心理结构、精神风貌和创造能力。因此，文化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然而，由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性，人的意识的流动性，文化又具有开放性、趋同性。如我国汉代的文化，是先秦的华夏族和夷狄族的文化融化产生的；今天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各兄弟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晶。融合起来的文化，不仅有量的扩充，而且有质的创新。
实现文化融合，一般要经过两种途径。一种是自然融合，即通过社会间人、物、符号的自然流动，潜移默化。如旅游、商品交换等等。另一种是有组织有意识的融合，即某一群体、民族和国家为了扩张它的信仰和政策的影响而组织的文化输出，或者是为了更新民族文化而有目的有步骤地引进他国文化。但任何引进，在不同的时代又表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在小国寡民的自然经济时代，社会的交往是凝滞的、局部的，自然融合是主要的形式。而在商品经济时代，生产和流通要求打破地方的封锁和割据，建立统一的世界市场，于是第二种方式开始占据重要的地位，有目的有计划的宣传日趋重要。例如，资本主义在竭力进行经济、政治扩张的同时，也致力于具有资本主义文化色彩的宣传。
具体来说，宣传对文化融合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宣传促进了文化接触。文化接触是文化融合的前提，由于宣传是有组织的社会化的传播过程，因此它能有效地扩大文化接触的空间。特别是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电话、电视、无线电、通信卫星、电脑排版印刷等宣传工具和技术广泛应用，大大加速了文化交流。现代化宣传使地球变小了。
其次，宣传也调适了文化冲突。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是客观存在的，它既包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异，也包括民族文化思想内容的差异，这种差异使不同的文化在相互接触时，不可避免地发生文化冲突。文化冲突的实质是落后与进步、蒙昧与文明的冲突，它是文化融合的前奏，是新文化产生的先声。宣传扩大了文化接触，为文化冲突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为克服冲突创造了条件。这是因为，宣传一种新文化，必然要提倡新的文化价值观，改造旧的文化价值观，破除各种对外来文化的恐惧、忧虑的狭隘心理，使国人以兼收并蓄的恢弘气度，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异族文化，弱化排他感，增强认同感。也因为，宣传一种新文化，必然伴随着一个对其历史渊源、表现形态、民族特点、社会功能的阐释、评价过程，这个过程既是把外来文化民族化的过程，也是促使民族审美情趣世界化的过程，从而缩小各民族的文化心理距离，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文化融合。
社会控制职能。社会控制是对个人或集团的社会行为的约束，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保证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转，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亲和力，促进社会生活的和谐和稳定。社会控制的方式多种多样，总起来看无非是两大类：强制性控制和非强制性控制（或硬控制和软控制）。前者包括政权、法律、纪律等等，后者包括习俗、道德、宗教、舆论等等。这两类控制方式互为表里，互相补充。强制性控制作用的特点是外在的、迅速的，非强制性控制作用的特点是内在的、持久的，后者往往比前者更广泛、更深刻。
强制性控制离不开宣传，非强制性控制更离不开宣传。只有通过广泛的宣传，才能使人们明了该社会的各种规范，懂得为什么要遵守这些规范，怎样去遵守这些规范以及怎样与背离社会规范的行为斗争。只有当广大社会成员接受了这些规范，并熔铸在自己的意识中，社会控制才能是强大持久的。
宣传对社会控制的强化是多渠道的，而舆论则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工具的宣传，一种舆论就能迅速地形成、扩张、成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定势。舆论具有感染功能，它是时势的晴雨表，反映了时代的呼声和社会思潮的倾向，因此，它能引起人们心理上的共鸣，成为人们矫正自己行为和价值观的参照系。舆论还具有授予社会地位的功能。当某人某事获得舆论的好评时，就能迅速提高声望，从默默无闻的人或事上升为社会注意的中心，从而给公众树立一个行为模式或标准，向公众提出一个理想的追求目标。然而舆论对社会的控制，最突出地表现在它的揭露功能上。舆论既可以授予社会地位，也可以剥夺社会地位。如美国舆论对“水门事件”的抨击，导致了尼克松总统的下台，日本舆论对洛克希德飞机公司贿赂案件的公布，又把田中首相拉下了马。舆论对某些行为的揭露和批评，实质上就是对一定的社会规范的肯定和对偏离这种社会规范的行为的否定，从而赋予这种社会规范更大的权威性和制约性。
宣传的功能和作用远不止我们上面提到的这些，作为一种有目的有组织的社会传播过程，宣传从来就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政治文化的发展，宣传都是须臾不可或离的。随着时代发展对信息、知识、智力的渴求，宣传的社会功能将愈益突出。然而，这仅仅是对宣传的积极的方面而言，实际上，宣传也有它的副作用。如混淆视听、颠倒是非的宣传只能降低人们的理性批判水平，诱发错误的社会思潮和集体行为；又如言过其实、空洞无物的宣传只能导致人们的逆反心理，对宣传内容（哪怕是正确的）丧失信任感。这是应该引起宣传部门和宣传工作者足够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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