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越是深入，文化的因素就越显重要，西方现代化过程已证明这一点。当今，广东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发展时期，提升以文化竞争力为主导的综合竞争力，是广东增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优势的“瓶颈”。广东省委不失时机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要求，体现了对现代化规律的科学把握和自觉运用。文化传统是任何民族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不可离弃的土壤，更是现代文化创新和发展的直接来源。如何评价深刻影响着广东人行为方式、生活 方式、思维方式的岭南文化？如何提升岭南文化的创新竞争能力？如何推动岭南文化的现代转型？这是建设文化广东，规划广东文化发展宏伟蓝图需要认真研究回答的重要问题。
一、岭南文化是广东文化创新发展的深厚根基，传承、重构、创新岭南文化， 达到现代文化自觉，是提升广东文化竞争力的前提条件
任何文化都是由有意识有目的的人在实践中创造的，由此决定了文化有共性、普遍性的品 格，而任何文化又是由不同地域不同传统的人们在不同的实践形式中创造的，由此决定了文化又有个性、特殊性的一面。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中华文化是由风格同中有异的亚文化圈所构成的：沉重、古朴、苍劲的西北高原文化；绮丽、婉转、靡情的苏南文化； 浪漫、豪放、超脱的荆楚文化；清新、自然、宽阔的岭南文化……这些各具特色的亚文化圈在中 华文化史的长河中争奇斗妍，各领风骚，相互融合，造就了多姿多彩、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也造就了不同特色的文化流派以及不同特色的经济圈。以珠江三角洲为主要发源地的岭南文化，是以本土文化为基础、以中原文化为主干、融合外域文化而逐渐形成的区域文化。作为一种历史上属于后发性、边缘性的文化，在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的过程中，在中国以被迫的形式卷入“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在中国建设现代化，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逐步成为主流文化、主导文化。近代岭南文化的发展与崛起，浓缩地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画卷。
岭南文化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根据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以及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显示岀不同的特点和作用。第一阶段是孕育阶段。14世纪以前，广东远离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经济开发比中原地区晚得多，以“百越文化”为形态的本土文化仅是一种边缘文化。文明进化缓慢，文化人才稀缺。随着南方的逐步开发，也由于各种战乱及政治变动引起的人口南迁，中原文化更多地进入广东并与“百越文化”相互渗透，这时的广东文化虽然有其特殊性，但尚无明显的新质特征。第二阶段是形成阶段。这个时期是西学东渐的时期。从14 世纪起，西方开始了资本主义孕育、壮大的新潮，文艺复兴运动极大地推动着欧洲的思想解放和 近代科学文化的兴起。明代中国航海业的发达，促进了中国和西方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广州 等地作为南方良港，成为中西方通过海洋交流的接触点，岭南文化从长期静寂中获得了全新的活力源泉，这时期以新会陈白沙、番禺屈大均、陈澧和南海的朱九江为代表，在吸收西方文化上开风气之先。不仅学术思想强调经世致用，学风“以自然为宗”，而且开始走向系统化，进而影响中原。岭南文化在世俗文化中产生出有自己独立形态的精英文化，标志着一种区域文化的形成。 第三阶段是飞跃阶段。当欧风美雨随西方列强用大炮叩开中国门户大举涌进，中西文化的交流转化为尖锐冲突之际，风云际会的广东在民族危机社会危机中相继产生了一代思想巨子，从洪秀 全、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到孙中山，他们不仅代表了岭南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集大成者，而且代表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主流，是近代中华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第四阶段是自觉阶 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充分利用特殊政策和地缘优势，率先改革开放，把外国先进文化 与广东的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务实、开放、创新的岭南文化精神，倡导并形成了影响全国的思 想解放更新观念的强劲潮流，从邓小平发表对中国改革发展具有十分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方谈话，到江泽民发表关系到中国新世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方向和前途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发生在广东这块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热土上。广东再次成为中国开放的前沿和先进文化的策源地，岭南文化再次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导。与此同时，岭南文化与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己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对岭南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发掘岭南文化的内在精神价值，注入现代化实践的文化反思，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并开始纳入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的学科建设，这都表明了岭南文化开始迈向自觉的阶段。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提岀来的。所谓自觉，就是主体的自觉能动性的理性发挥，实现文化自觉，就是在文化上达到“自知自明”，把我们置身其中的、深深地融铸于我们日常的交往方式、 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文化模式作为思考、观照、研究和批判的对象，揭示其精神内核，概括其结构体系，明白其优势弱点，发掘其内在资源，推动其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满足主体的历史活动和优化自身生命价值的需要。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迅速发展，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并存，普世伦理的整合认同与多元文化的竞相发展构成了当今文化进步的动力和主线。既要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契合时代潮流自我创新，又要在各种文化（民族文化、区域文化和群体文化等）相互竞争相互交流中主动吸收他种文化的优秀成分，增强自我发展，努力保持“对话”权利以及扩大辐射力的能力，是各种文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生存发展的普遍规律。岭南文化无疑是一种深刻地影响广东人和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文化，面对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面对广东在我国现代化 建设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如何推动岭南文化适应广东经济社会的现代转型，实现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在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再创辉煌，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和重大意义。这种文化自觉主要体现在文化精神、文化结构和文化体制三个层面上。
全球化的潮流以不可逆转之势从世界的西方向东方，从现代化的中心地区向边缘地区席卷而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加入WTO为标志正式参与了世界市场体系，岭南文化要适应这种历史性变化，高扬开放创新、敢为人先的文化精神，为广东在新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增创精神动力的新优势。改革开放之初，处于较少传统文化观念束缚，敢于反传统，敢为天下先的岭南文化环境的广东干部群众以实事求是，务实开放的精神冲破了计划经济及自然经济下形成的种种僵化的观念、 体制、习惯做法的禁锢，在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特区，创新体制等各方面敢冒敢闯，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思想先导和实践先导。这在中国现代改革开放史上确是一次壮丽的日出，是一首威武雄壮的解放序曲。然而，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干部逐步显示出小富即安的满足情绪和缺乏战略远见的经验主义，视野狭窄，少了一份锐气和继续担当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适应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以及我国在WTO框架内实现政府管理职能和行政方式的全面转型的现实要求，岭南文化必须再造“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新的文化精神，它是一种代表中国文化主流，阔步迈向世界主流文化的主体意识，一种海纳百川的世界眼光，一种冲破一切现代教条主义以及形而上学的创新思维，从而为新形势下进行新的更艰巨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提供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实质是由市场和资本推动的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物质性资源的拥有和地缘状况的差异不再是国力竞争的根本性因素，而知识、技术、信息及文化资源等的拥有和创新成为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岭南文化要适应这种经济形态的历史性转型，构建以完备的知识体系为基础的科学的文化结构，为广东发展知识经济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20多年来，广东是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发源地和新生长点，执中国大众文化之牛耳，这是广东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岭南文化原有的强烈的平民性而历史传统文化积淀不深，理性文化精神不足的逻辑延伸。大众文化作为市民社会的文化形态，推动着中国文化朝着多元、平等、民主的方向发展，然而它又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无深度、模式化、平面化、易复制的文化，它在用感性形式丰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缓解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紧张和焦虑的同时消解人们的崇高美感和理性追求，不应当听任其盲目发展。构建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广东文化结构，应当在通俗文化与高雅文化，市民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保持必要的适当的张力，促进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形成科学、知识、价值、艺术、娱乐各自充分发展而又浑然一体的文化结构，使大众文化既获得理性文化的价值导向、学术喂养和智力支持，也使理性文化从大众文化那里获得创造源泉、市场动力和群众基础。形成这种全面的合理的文化结构，将使岭南文化在继续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为造就大批广东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具有全面创新能力和良好人文精神修养的人才，增强广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后续力作出新贡献。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制度化（包括法制化）的经济，它的发展不仅是各种市场要素组合配置的过程，而且是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管理模式等经济运行游戏规则和体制框架形成和完善的过程。岭南文化要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由观念和市场优势转向体制优势。广东20多年的经济优势得益于先发优势，市场发育度和开放度高于全国，推动了资源和资本等各种市场要素的聚集。岭南文化以不拘一格、经世致用、开放多元的风格为打造广东市场经济优势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同时也形成了思想观念开放创新的先发优势，这种优势也表现在各种文化要素市场发育较快，文化活动蓬勃发展，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幅射力和影响力不断扩大。然而，与上海为 首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相比，广东经济体制改革力度近年步伐放慢，这种滞后同样反映在文化体 制的改革创新上。国有文化事业、文化单位基本上停留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运行，文化人才、文化资本的流动不畅，法治的体制还没有完善。体制是人的理性选择的固化，体制的滞后直接反映了人的认识和观念的滞后，文化体制改革和完善的滞后不仅弱化了文化要素的市场优势，而且还弱化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社会活力。适应广东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新任务，从文化观念创新、市场创新向体制创新推进，从观念优势，市场优势向体制优势转化，使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的文化创造活动获得制度保障，是岭南文化在21世纪再创辉煌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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