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员田丰：论任仲夷的价值观（二）

二、 使人民群众由穷变富的经济价值观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邓小平这个论断，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价值观。 经济解放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前提， 社会主义应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物质生产率，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合理性之所在； 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应拥有一天比一天更丰裕的物质生活， 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感召力之所在。 沿着邓小平开辟的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道路， 任仲夷在改革开放初期主持辽宁工作时， 鲜明地提出要让人民群众由穷变富， 到广东主政工作后大力落实党的富民政策， 迅速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 与此同时， 他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人的全面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高度对实现人民群众富裕安康作了大量论述， 丰富了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富裕论。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斯大林在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一书中提出来的， 他主要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手段和目的的辩证关系来表达这一规律： “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 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任仲夷同志 1980 年写下了 《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的长文， 发表在 《红旗》 杂志上。 他认为， 对斯大林这一表述的准确性， 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不能否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客观存在，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体现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 制约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一切经济规律和一切重要的经济活动。 搞社会主义建设， 如果不遵循这个规律， 必然要受到惩罚。 任仲夷从三个方面或者说三对关系展开论述。

一是生产和消费的关系。 “人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 而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生产， 生产出来的东西应当有用”。任仲夷指出， 既然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 那么生产就必须考虑消费的需要。 消费并不是消极的， 更不是消费越少越好。 消费是维持生产的必要条件， 没有一定的消费， 劳动者就不能继续工作， 生产也就成为不可能。 消费还是生产的动力， 它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 既要反对离开生产去追求消费的倾向， 也要反对不考虑消费而去盲目生产的倾向。

二是两大部类生产的关系。 任仲夷认为，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和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 在技术进步引起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 为了保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 生产资料的生产 （第一部类） 要比消费资料的生产 （第二部类） 增长得快一些， 但并不是说， 在任何情况下， 第一部类都必须比第二部类增长得快。 如在一定时期， 由于消费资料的生产严重落后于生产资料的生产， 就需要突出地加快消费资料的生产。 “特别应强调的是，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发展第一部类生产一定要有为第二部类生产服务的明确目的， 决不能使生产资料的生产脱离消费资料的生产、 脱离社会需要去盲目发展”。任仲夷 1980 年来到广东后， 在全省局以上干部大会上强调， 在抓好能源、 交通、 粮食的同时， 搞好城市卫生、 交通、 治安的同时， 大力抓蔬菜、 水果和肉、 鱼、 蛋等副食品的生产， 提出要落实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要给人民群众以实惠的意见， 要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利益。 “我们一切工作的目的， 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我们必须经常牢记这一条。” 

三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 既有认识上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体制问题。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 僵化的体制和机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和消费的动力， 短缺与匮乏似乎成了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征。 任仲夷在思考如何让人民群众生活好起来时深入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个关键而又敏感的问题， 率先从广东实践经验中提出要对外更加开放， 对内更加放宽， 对下更加放松， 也就是要冲破僵化的计划体制， 运用市场机制贯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 让社会主义在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中获得生机与活力。 他举例说， 广东是有名的 “水果王国”， 可是由于价格背离价值规律， 妨碍了生产， 老百姓很难买到水果。 于是广东在全国率先放开了一批农副产品价格， 刺激了生产， 市场上水果很快多了起来。糖、 食油、 粮、 鱼等价格改革都是广东最早开始的。 任仲夷从广东实践中总结出一条， 必须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 “手” 来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这只 ‘手’， 我们既不能创造它， 也不能改变它， 更不能消灭它。 但我们可以发现它、 认识它、 掌握它、 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 无论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还是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 都必须把握和运用价值规律来搞改革、 谋发展， 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获得永不枯竭的活水源头。

任仲夷认为， 共产党人搞革命第一条是带领人民 “由奴变主”， 第二条是带领人民 “由穷变富”。 这是革命的目的， 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他明确指出： “由穷变富是真理， 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 要使我们的国家繁荣富强起来， 使广大群众更富起来， 这是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天经地义的职责。”  为了消除人们对 “富” 的恐惧和疑虑， 任仲夷还进一步对社会主义的 “富” 作了界定： “我们讲的富， 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富， 是依靠发展生产、 巩固和发展集体经济致富， 是以勤俭为手段的富， 是兼顾国家、 集体、 个人三者利益的富。 这样的富， 是光荣的， 越富越好。”  与资本主义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取得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致富的方式相反， 社会主义由于广大人民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而使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价值、 劳动者通过自由劳动获得全面发展的生活资料的理想成为现实。  “社会主义制度允许人们通过劳动达到富裕， 并为劳动致富创造了条件。”因此，任仲夷理直气壮地指出： “靠劳动致富是件大好事”。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一个劳动者生活得富裕， 说明他劳动得好， 同时也说明他对社会的贡献大。 反之， 你的日子过得比别人穷， 只能说明你的劳动和工作不如人家好， 不如人家勤俭。 任仲夷用这些朴素语言和道理为人们冲破 “左” 的障碍， 大力发展经济和勇于致富鸣锣开道， 同时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不仅是理论的抽象， 而且也是历史的具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广大人民不仅要成为劳动的主体， 而且要在公平的社会劳动中获得一天比一天更加丰裕的物质生活。

引导群众富裕起来既是历史规律的客观要求， 也是一个辩证的过程。 邓小平以政治家的大智慧， 创造性地提出了让部分地区、 部分人先富进来， 以先富带后富， 实现共同富裕的观点。 任仲夷在主政辽宁、 广东的工作中率行应用并发挥了邓小平的这个观点。 他经常在干部群众中阐述 “国强与民富”、 “先富与后富”、 “敢富与会富” 的辩证法。 他指出， 民富则国强， 要国强， 首先要民富， 特别是要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 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是共同富裕， 然而又不是同时富， 不是齐步走， 而是让有条件的农民阶层先富起来， 发挥示范效应和拉动效应； 仅是敢富、 想富还不行， 还必须找到致富的途径， 要发挥代表农村先进生产力的阶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要充分发挥科技和市场的功能来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 任仲夷在广东亲自抓推广专业户经验的全省性活动， 通过召开全省专业户表彰会， 营造敢富、 会富的社会环境。 他抓在山区发展商品经济的新战略， 根据每个地方的实际提出致富的新路子。 如在乳源， 他提出十句话方针： “农林牧副渔， 锡锑铋煤石， 能源与交通， 人才和技术， 商品生产多， 发展专业户， 外引又内联， 善断且多谋， 班子要团结， 致富靠政策。”这十句话体现了任仲夷运用辩证法指导农村工作的智慧， 体现了他对农民富裕起来的热切期盼。

富裕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全部， 任仲夷从人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方面思考富裕的过程性及其人文意义，提出了 “富亦思变， 越变越好” 的观点。 建国之初， 毛泽东曾引用 “穷则思变” 的古语， 激励中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改变 “一穷二白” 的落后面貌。 但在 “文革” 期间， “四人帮” 把 “穷则思变” 引申出 “穷则变、 富则修” 的谬论。 经过 20 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广东人民率先摆脱了贫困， 逐步走上小康富裕之路。 特别是在珠三角地区， 人们的生活已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但与此同时， 一些社会丑恶现象有沉渣泛起之势， 是否真的应了 “富则修” 之说？ 任仲夷分别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多次批判这种歪论， 解除人们对致富的疑虑， 同时提出 “富亦思变”， 阐发了“富亦思变” 的必然性和途径。

任仲夷指出， 穷则思变， 富了也会思变， 也应当变， 必须变。 富的变有两种， 一种是极少数人会变坏， 这是事实， 但不代表社会主流， 不代表社会发展一般规律。 另一种是变得更好， 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物质上是富上加富， 由小康之家到大康之家； 精神上也有更高要求， 道德情操达到更高境界， 文化教育达到更高水准， 言论行动更加文明。 实际上进步与文明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方向。 我们党和政府在引导人民富裕起来以后， 就要解决 “富了怎么办” 和 “富亦思变， 越变越好” 的问题， 引导人们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一靠正确的思想观念去教育引导， 鼓励好人好事， 宣传高尚的思想品德， 扶持良好的社会风气； 二靠社会法制， 严格纪律， 运用一定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控制和防范可能产生的种种违法违纪行为， 严厉打击坏人坏事， 制止不良社会风气的蔓延。

如果说使人民由穷变富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任务， 那么引导人民 “富上加富， 富亦思变” 就是共产党执政的新理念、 新目标。 任仲夷敏锐地抓住了时代性的重大实践问题， 较早地从理论上进行探索， 为形成全面的科学的发展理论提供了新观念、 新观点。 从发展的中心任务来说， 仍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富起来后过上了好日子淡化这个中心， 不能因为富起来后出现各种消极现象而动摇这个中心。 “不是主流是支流， 莫把开始当过头”， 只有紧紧抓住经济发展， 加快经济发展， 社会主义才有强大的物质基础。 从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目标来说， 要比过去更加重视政治建设、 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任仲夷引用冉有和孔子的一段对话后指出，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尚且懂得使人民 ‘富之’ 进而 ‘教之’ 的道理， 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比孔子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我们推翻了三座大山， 建立了人民的政权， 让人民 ‘由奴隶变成主人’。 我们又进行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让人民 ‘由穷人变成富人’。 现在人民富起来了， 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两个文明建设， 真正做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 ‘两手都要硬’， 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 经济财富和道德财富同步增长。 让人民 ‘由素质不够高的人变成素质较高的人’。 这是当前一个极其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可见， 任仲夷价值观的落脚点是人， 是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全面提升， 是人的文化素质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