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员田丰：论任仲夷的价值观（三）

三、 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的政治价值观

任仲夷的政治家品格， 鲜明地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刻理解和大力倡导上。 共产党人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 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 不仅要争取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 还要争取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 民主，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 都是人民群众政治利益的集中体现和基本途径。 列宁十分明确地指出：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为民主政治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然而， 社会主义民主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实现仍处于探索之中。 中国改革开放要解决两大任务： 一是发展物质生产力， 二是发展民主政治； 因而要推进两大改革： 以发展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以及以发展民主政治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 相对于前一个改革任务而言， 后一个改革任务更艰巨更复杂。 任仲夷同志作为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 充分认识民主的意义， 它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 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否。 他结合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教训， 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趋势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 阐述了不少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观点， 为今天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养料。

任仲夷把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概括为两句话： “由奴变主”、 “由穷变富”。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 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人。 领导人民 “由奴变主”， 贯穿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始终， 是共产党执政目标和执政价值所在。 任仲夷认为， 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民主的推动者和领导者。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我们党一直是民主潮流和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 早在 “五四” 运动时期，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 就为 “科学和民主” 的口号英勇而战。 抗日战争时期， 毛泽东同志提出“民主是抗日的保证”。 我们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就称为抗日民主根据地， 根据地的政府称为抗日民主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 毛泽东在回答一位朋友关于中国共产党如何避免封建王朝兴亡轮回的命运时说， 我们找到了一个根本的法宝， 那就是民主。 然而， 建国以后的长时间内， 党内党外民主生活严重不正常， “文革” 中更是被践踏， 民主的缺失给人民和国家带来了极大的伤害， 也严重影响了执政党的形象。

任仲夷多次引用辽宁省女共产党员张志新在 “文革” 中被杀害的事例， 强调吸取惨痛历史教训， 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任仲夷对张志新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这样一位年轻的同志， 在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的斗争中， 能够对大是大非问题认识得那样深刻， 表现了那样高的马列主义水平， 那样英勇无畏的斗争精神， 确实是伟大的。 我们党一向提倡 ‘五不怕’ 精神 （指不怕批评、 不怕处分、 不怕离婚、 不怕坐牢、 不怕杀头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张志新同志是真正做到了。 她为了坚持真理， 被开除了党籍， 抓进了监狱， 抛开了家庭， 最后被杀了头。 这一切都未能使她在真理的立场上后退一步， 未能使她屈服。 她的光辉形象， 同历史上的许多英雄人物相比， 毫不逊色”。  他认为， 从中吸取的教训是多方面的。 譬如抓不抓 “思想犯” 要很慎重， “在历史上， 凡是滥抓滥杀 ‘思想犯’ 的， 无不留下恶名。 滥抓 ‘思想犯’ 还容易伤害好人和社会的优秀分子”；又如要坚持一切按照法律程序办事， “无论处理哪一类矛盾， 都必须充分依靠人民群众， 严格遵守社会主义法制”。更为重要的是，党内生活必须正常化。 党内民主空气如何， 影响整个社会的民主风气，党规党纪是否能得到严格遵守， 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法治秩序。 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党内必须有正常的民主生活， 必须有实事求是、 言者无罪的健康风气。 对每个共产党员来说， 应学习张志新解放思想、独立思考、 坚持真理并勇于为真理而献身的革命精神。 党内生活与国家生活真正民主化了， 人民的民主权利就得到切实保障， 就从根本上铲除了类似张志新事件这样的历史悲剧可能重演的政治土壤。

发展民主，是中国改革深入发展的内在迫切要求。 任仲夷认为，社会主义改革是全面的、 整体的改革， 是经济、 政治、 社会、 文化的系统转型。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 然而，政治体制改革是滞后了。 民主政治不是可有可无的， 它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制度形式， 是中国走向世界、 走向全球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而且表现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的有机结合。 任仲夷从社会主义的人民性、 普世性的价值内涵出发， 阐述了民主的若干特征， 如主权在民， 由民作主； 多数决定， 保护少数； 权力制衡，互相监督； 依法治国， 保护人权等等。 可以说， 在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中， 对于民主政治的重要性及其实质、 内涵， 任仲夷的认识是很深刻的， 体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品格和精神。

过去， 我们为了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必然性及其不可逆转性， 下大气力论述社会主义革命跨越“卡夫丁峡谷” 的可能性， 而忽略了对东方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批判封建主义，减少封建因素对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 甚至有时还以封建主义批判资本主义， 走了弯路。 列宁说过： “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 但同中世纪制度、 同小生产、 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 资本主义则是幸福。”任仲夷结合历史教训， 用历史的、 辩证的眼光分析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 资本主义的联系， 特别强调要充分认识封建主义因素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危害。 他多次指出， 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 我们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还很重。

任仲夷对封建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 影响作了概括：经济上的条块割据， 追求自给自足的 “小而全” 倾向； 政治上的家长制、 一言堂； 组织上把党内关系和工作关系搞成君臣关系、 父子关系和宗派关系等等， 论资排辈也是典型的封建主义。 他指出， 封建意识渗透在我们的日常政治行动之中， 如一个省委书记、 市委书记、 县委书记， 坐个公共汽车，下个饭馆吃个饭， 就不得了， 就登报， 这在国外就可能不理解， 因为那是平常事。 正由于封建主义在党内政治生活的泛起， 造成了一些干部任人唯亲、 买官卖官等用人方面的腐败， 这是老百姓最痛恨的最大腐败。 在任仲夷看来，不能把这些腐败都归咎于资本主义， 不能批了资本主义而漏了封建主义， “出这样那样问题的人， 我敢说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由于他们脑子里还存在着浓厚的封建腐朽思想。”

封建主义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 它深深地渗透于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特别是个人专权、 君临天下的帝王思想更是常常影响着社会政治生活， 以各种方式顽强地延存着， 可谓 “百足之虫， 死而不僵”。 这种封建政治特征也在我们党内时有表现。 任仲夷对这种专制的封建政治十分痛恨，不仅结合“文革” 的教训深挖封建专制政治对社会主义民主造成危害的形式和原因， 而且对改革开放中新冒出来的集权主义思潮也痛加批判。20世纪 80年代后期， 出现了一种主张以铁腕推进体制改革的 “新权威主义”， 不少人为之叫好， 任仲夷公开表示不赞成， 指出： “新权威主义主张靠强人政治， 说白了， 是要靠开明君主、 铁腕人物。 这种主张无法解答怎样才能找一个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铁腕人物， 找到后又怎样才能保证这个铁腕人物不会犯独断专行的错误……在现代社会， 不讲制度和监督， 不讲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光靠少数人的权威是不行的。 不努力发扬民主， 健全法制， 依法治国， 单靠权威行事， 弄不好， 新权威就可能变成旧权威， 还是个人说了算那一套。 过去我们党内， 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 吃盲目崇拜个人权威的亏， 难道还少吗？”他认为， 权威来自人民，得民心者得权威，失民心者失权威。 强调民主、 科学、 法制， 强调人民意志的权威性， 这是任仲夷政治民主价值观的基本立足点。

人民当家作主， 是社会主义之所以有不可遏止的感召力和吸引力的根本， 是我们党之所以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的根本。来之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情系人民，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能否自觉地坚持做到这一点， 关系到党的性质， 关系到党的命运。为此， 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一切看 “群众拥护不拥护， 支持不支持， 满意不满意， 高兴不高兴” 的评价标准；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本要求； 胡锦涛同志提出了 “情为民所系， 权为民所用， 利为民所谋” 的执政原则。 归结起来， 就是要永远摆正党与人民， 领导与群众的关系， 不能颠倒这种关系。 小平同志说：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 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 任仲夷经常引用小平同志这句话， 他说： “邓小平同志说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我赞成这样的提法”， 与此同时， 他对一些领导干部以 “父母官”、 “老板” 自居等不良现象进行了评论， 从中引申出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的观点和道理。 任仲夷指出， 现在有一些党和政府领导干部， 常常以 “人民的父母官” 自居， 一些群众也常把人民做好事的干部称为自己的 “父母官”， 这里有某种亲民之情或感恩之情， 然而相互间的关系完全颠倒了。 我们的各级干部， 所有工作都是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为人民群众谋取利益。 各级公务员实质上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干部为人民做事是应该的， 怎么能称为人民的 “父母” 呢？ 这是封建时代的提法。 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习惯甚至喜欢手下人称自己为 “老板”， 其实所谓老板不过是 “掌柜”， 是生意场上有资本能拍板的人， 而我们党政部门的一些领导， 特别是一些党委书记和政府领导人， 对手下人称自己为 “老板” 习以为常， 不以为非， 这就奇怪了。 这些称谓上的变化， 实际反映了我们一些领导干部思想上的变化， 是浓厚的封建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沉渣泛起的一种表现。

为民作主与由民作主似乎是一字之差， 但反映了两种执政观的区别。 为民作主在封建时代是很好的， 如戏曲 《七品芝麻官》 有句唱词， “当官不为民作主， 不如回家卖红薯”。 这句话今天很多人耳熟能详， 说明人民群众太需要忠诚为他们服务的好官。 但在现代社会， 对以立党为公、 执政为民为宗旨的共产党人来说， 为民作主就显得居高临下，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让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根本原则， 与现代民主相悖。 任仲夷指出： “我们党说民主民主， 应当是由民作主， 人民有权要求干部做这些事， 也有权要求干部不做那些事。 领导干部做主， 也只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意愿。 况且当领导决定问题时， 也要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 人民当家作主， 各级干部是人民群众的公仆，不是人民群众的主人。”

“水可载舟， 亦可覆舟”， 这句历史名言对于提醒我们脱离人民群众就有丧失执政资格的这个意义上是形象深刻的， 但对共产党人来说， 党与人民、 领导与群众决不仅是舟与水的利害关系。 人民群众不仅仅是工具性的载体， 而且是我们党执政之基、 力量之源， 切记自己是人民的儿子， 以人民价值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们党才能永葆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根本特性， 才能永葆先进性和创造活力。